2000年5月3日「國際新聞自由日」，正巧因事停留馬來西亞首府吉隆坡。這個日子，對習慣新聞自由環境的台灣記者而言，難以激起太多感觸。身處的異國，恰好又是一個新聞自由備受壓迫的社會，反而感慨良多。

  總部設於美國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在「國際新聞自由日」當天，發表世界新聞界「十大公敵」。在馬來西亞媒體中，隔天只有幾家華文報紙低調處理這條新聞，列出其中幾位如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非洲國家塞拉利昂前叛軍領袖桑科、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等人的入選理由。當地媒體朋友偷偷告訴我：這分名單上，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排名第九。

  以全球數以百計的政、軍掌權者來說，馬哈迪的成績實在名列前矛；但是一向對「世界排名」斤斤計較的馬來西亞政府，卻不樂見這項成就曝光。有趣的是，雖然報紙刻意在報導中略過馬哈迪，護主心切的政府官員卻急忙跳出來替首相辯白，指責西方輿論故意藉由危害新聞自由的惡名抹黑馬哈迪，因為馬哈迪經常帶領第三世界反對先進國家霸權，令西方世界不快。這兩條新聞登在同一天報紙上，產生欲蓋彌彰的反效果，引起許多討論。

  馬來西亞政府對媒體控制的嚴厲，早已昭彰於世。報館必須同時取得印刷、發行兩張准証，才能出版報紙。依據法令，准証必須每年申請更新，政府可以依據報館一年來的「表現」，決定是否發出新証。經過這道控管程序，政府即使沒有明文限制新聞尺度，但報社主管都會自動把關。

  但也不是所有報人都噤若寒蟬。例如〈南洋商報〉享譽當地知識界的專欄「景云沙龍」，二年多來一直試圖衝撞界限，爭取更大的新聞自由。

  「景云沙龍」主持人張景云，是〈南洋商報〉總主筆，服務新聞界三十多年。六十左右的年紀，張景云看來沈默樸實，和「社會運動者」的刻板印象相去甚遠；但看不慣媒體虛偽、不說真話、討好當權的毛病，他每周運用一整個版，邀請不同立場人士談論各種話題，讓讀者見到社會的多元面貌。受邀者不限身分，非主流、反對陣營人士也可以直言不諱。「景云沙龍」推出後，果然立刻受到政府關切，套句當地媒體暗語：內政部經常邀請張景云「喝咖啡」。在張景云堅持下，「景云沙龍」依然每周登場。

  〈南洋商報〉許多同仁擔心「景云沙龍」會將報社推向險境；但報社主事者卻支持張景云的判斷。張景云接受訪問時表示：「我也是要非常的小心。雖然快退休了，早晚要離開報社，但目前還是有經濟壓力。」他不好意思的說，自己經濟狀況不好，還要供二個女兒讀高中，不得不考慮得多些。他對於自己不能衝得更快，還頗有幾分歉意。

  這樣的談話令人動容。做為一位資深總主筆，張景云的薪金和現在台灣媒體的新進記者相差不多；爬稿三十餘載，至今兩袖清風，每日以巴士代步上下班。但他有理想和熱情，相信新聞自由的空間，必須藉由不斷的衝撞界限才能逐步擴充。他有家累，卻甘願為了理想站上第一線；而他冒險追求新聞自由，不是為了自己、家人或報社，得利者將是全馬來西亞二千二百萬的華人、印度人、馬來人和各族原住民。

  張景云過去所堅持的理想，終於在最近出現後繼者。由於國內外局勢改變，當地許多青、壯年投身於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國際新聞自由日」當天，華文報紙上可以見到許多評論文章，當地新聞人士組織也首開前例的向政府喊話，希望開放新聞自由。其中一篇名為〈新聞自由的反思〉文章十分醒目，作者「陳利良」在報社擔任主編職務，熟悉媒體環境；他這篇文章所詰問的對象不是政府，而是媒體本身。他強調，「沒有高度新聞操守、堅守新聞專業理念不移的人，再寬闊的新聞自由空間，最後也會被典當掉；否則，再壓迫的空間，也終有被撐破的一天」。

  陳利良的文章發人深省。他認為，報紙在面對新聞限制時，浮現的是格局問題。他借用高希鈞教授的話：「格局決定了結局」，從一家報章或媒體的發展趨勢與格式中，可以看出報章領導人或主管層的思想格局；而馬來西亞需要更多具有大格局思考的報人，帶領華文媒體突破僵局、邁入新的資訊世紀。陳利良在文中也憂心表示，具有大格局的媒體工作者難覓，媒體中也缺乏忠于新聞道德的專業者。他說，缺少忠于新聞道德的專業人才，再大的新聞自由也是罔然。

  讀完這篇文章，「國際新聞自由日」對我而言，突然有了新的意義。過去我們只在意新聞自由的有或無，但我們卻缺少反省，媒體是否善用了新聞自由?

  私下訪問中，陳利良對部分新聞工作者以媒體當做謀權營利的跳板、以及少數媒體經營者的唯利是圖，都提出批評。他干冒不韙刊出文章，希望新聞界不僅要爭取自由，更要學會道德自律，不能浪費前人冒著坐牢危險、一寸寸爭來的自由尺度。

  在異國月亮下，我不禁回想起台灣情況。不論是記述創辦人辦報歷程的《報人王惕吾傳》，或張作錦社長過去累積的文章中，前輩報人爭取新聞自由的身影歷歷在目；而他們的苦心和處境，與眼前大馬媒體朋友竟十分相似。在台灣，我們非常幸運，能在自由的媒體環境中工作；目前四十歲以下的新聞工作者，幾乎沒有人經歷過「警總」老大哥無所不在的恐懼。新聞前輩用身家性命換來了今日的自由，但我們是否把每一分自由，都用在發掘、報導真相，而不是逞一己的私利或快意? 環顧現況，相信許多人會和我有相同的懷疑，否則為何每次有人倡議設置新聞自律或監督機制，都能獲得社會迴響?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不曾餓過的人，很難體會這句話的意義。當新聞自由被當作理所當然，曾經捍衛新聞自由的熱情與理想卻也隨之熄滅。當新聞自由被認為是媒體經營者或記者特權，新聞自由也喪失了高貴的價值。新聞自由承戴一個社會邁向民主法治的期望，任何受新聞自由保護的媒體工作者，應該謙卑、謹慎、負責的珍惜所託；為了營私而假冒新聞自由的行為，是違背文明、泯滅良知的墮落。

  「國際新聞自由日」提醒我們新聞自由的可貴和重要，以及回顧爭取新聞自由的歷程。享有新聞自由之後，媒體更應該隨時反省，在推進文明和踐踏文明之間，自己站在那個位置。

  許多人告訴我，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比台灣落伍。如果以市場、發行量和設備較量，實情的確如此；但是我在這裡卻發現一個時光隧道，從中目睹台灣新聞前輩曾經走過的路。如果一個新聞環境，自由受限卻洋溢著理想，光明也許遙遠，卻值得奉獻與等待。相反的，如果得到自由卻淪喪了理想，即使光景再好，終究也是長日將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