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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考古证明：中国已有两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
百家杂评 2022-08-04 发表于江苏 | 129阅读 | 11转藏 近代以来，在西方历史话语体系下，中华文明一度被置于西方文明之下，中国人种也被认为源自西方，这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以及“中国人种西来说”。 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地“挺身而出”，事实证明中华文明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是地地道道的原生文明。以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有着两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两百万年的人类史 关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最广为人知的是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陕西蓝田人、湖北郧县人、北京人、河南许昌人等等，但实际上最早的是河北泥河湾人。 泥河湾古人类遗址群，位于河北张家口阳原县一带，该遗址群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一共分布着80多座已经发现的遗址，超过百万年的遗址有21处。 其中，距今时间最远的是马圈沟遗址。在马圈沟遗址中，考古发现距今200万年前的饭桌，当时马圈沟先民群食大象，如今还能看到他们敲骨吸髓、骨瓜取肉的种种痕迹。由此可见，中国至少已有200万年的人类史。 关于泥河湾遗址群，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泥河湾遗址群涵盖新旧石器时代，从距今200到距今1万年的遗址都有，这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更说明了泥河湾古人类一脉相承200万年；二是阳原县官厅村的小长梁遗址，距今大约160万年，考古发现他们的石器风格，与后来北京人的非常相似，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传承。 一万年以上的文化史 在距今1万多年时，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距今1万多年到5000年时，考古发现很多文化遗址，比如以下： 三十年前，在湖南永州道县，考古发现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的水稻，刷新了历史纪录。该遗址距今超过1.4万年。 -------------------------------------- ps 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 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 文明的坐标丨上山“种”稻：一粒古稻 看万年前的田园生活 2022-09-17 10:18:15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图【编辑：李骏】 《开学第一课》讲述了“一粒稻米的故事”，介绍了浙江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22年前，一粒万年前的米粒在浙江金华浦江县上山村被发现。这一发现，说明中华民族先民在一万年前就开始了对水稻的栽培。可以想象，他们守在田边等待秧苗成熟、抽穗，由此开始了定居的生活。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村落。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也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和考古学家严文明曾分别为上山遗址题词“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和“远古中华第一村”。2021年，上山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想近距离感受下先民们“衣食无忧”的生活吗？走，去看看！ 上山遗址于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期间被发现。2001年、2004年至2006年进行了四期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图为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A馆内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的表面，发现了较多稻壳印痕，胎土中羼和大量稻壳、稻叶，遗址还出土了稻米遗存。这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图为一粒出土于上山遗址的稻谷亮相浙江省博物馆。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上山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图为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航拍景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上山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内涵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三个阶段的堆积。上山遗址下层，文化内涵新颖独特，以大口盆、平底盘、双耳罐为典型代表的陶器群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图为上山遗址考古出土的各种不同器形陶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考古发掘从地层上证明了上山下层文化遗存早于跨湖桥文化遗存，因此其年代早于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图为上山遗址考古出土的石磨盘（下）和石磨棒（上）。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05年在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2006年，这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上山文化”。图为一名参观者在拍摄下汤遗址的陶罐。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图为一名参观者被展出的上山文化器物吸引。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上展出彩陶上的太阳图案。中新社发 潘旭临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炭化稻米。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图为观众拍摄展出的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陶盆 陶壶 石雕人首。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景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在更早的时候，在湖南常德澧县发现“城头山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拥有完整城墙系统的古城，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距今时间6000年左右。在此之后，湖南湖北地区也有很多上古遗址，说明该地区在上古拥有璀璨的文明。 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考古发现“查海遗址”，距今已有万年历史，被誉为“中华第一村”。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猪骨等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石块堆塑出的“龙”（见下图），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后来分布在内蒙东部、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应该是查海遗址的继承者。 在河南漯河舞阳地区，考古发现“贾湖遗址”，距今已有9000年，出土有刻在龟甲上的“贾湖刻符”（见上图），还有世界上最早的酒，世界上第一个骨笛，以及各种陶器等。如今，不少中国学者认为贾湖刻符就是原始汉字，但这一结论没有得到西方学者的认同。 贾湖遗址之后到距今5000年时，出土的文化遗址数不胜数，主要分布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笔者在此就不赘言了。 铁证如山！上述这些上古遗址，明确无误地说明，中国已有万年以上的文化史。 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 在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开始出现上古古国，比如以下二个古国： 在河南郑州巩义黄河南岸，考古发现“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年，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发现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里面出土了“北斗九星”，印证了先秦文献中的“北斗九星，七现二隐”之说，可能其中二颗星星后来看不见了，所以后世常说“北斗七星”。因此，该遗址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夏朝以“伊洛”为核心区显然是有传承的。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考古发现“良渚遗址”，距今5300年，占地面积3平方公里，拥有庞大的水利系统，以及各种精美文物等。可以说，良渚社会已经进入国家时代，用“良渚古国”称呼更为适合。关于这座遗址，笔者不再赘言，公认的定论是“在所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地区之一”。 有人说，衡量文明的标准是“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双槐树古城、良渚古城都没有文字出土，没有理由说它们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其实，以前的文明标准是西方提出的，除了文字都是物质化体现，而全世界各种文明发展各不相同，不可能以一条标准衡量所有文明。比如，美洲玛雅没有发展出青铜，算不算文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长期没有文字，他们难道没有进入文明社会？另外，什么程度的文字、青铜、城市等才算达到标准？可见，西方这一套标准问题很多，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如今，中国兼顾其他文明特点，提出的文明标准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相比西方的文明标准，是不是更客观更全面一些，大家都有判断能力。以此判断，中华文明史至少5500余年。 其实，以贾湖遗址、双墩遗址（该遗址有630个原始字符）来衡量，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文明史有8000年。 总之，考古发现足以证明，中国拥有两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一脉相承、没有断层，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因此，中国古人类到底是从非洲迁移而来，还是独立起源的，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说中国传承没有断层，其中一个证据是“铲形门齿”（见上图）。元谋人、北京人等中国古人类都有“铲形门齿”，而今天大约有80%—90%的现代中国人有“铲形门齿”，黑人只占11.6%，白种人只占8.4%。因此，通过基因研究“推算”出的“现代中国人是数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的后代”的观点并不准确。 百家杂评 微信公众号：百家杂评 ================================================ 探索中国上古时期的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发布 来源：光明日报 2022-08-24 08:59 本报记者 韩寒 二里头遗址 资料照片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科学出版社供图 西周青铜利簋，利簋上面的铭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信息。科学出版社供图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终于能向整个项目组、向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了。”在科学出版社举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新书首发式上，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长舒了一口气。 记者见到，这是一本黄褐色的厚重大书，封面上印着西周青铜“利簋”，546页，共计83.6万字。 为了这本厚重的大书，不少人从青春年少熬到鬓髭皆白。于是，这本署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大书，不仅浸润着200余位专家的年华与心血，更象征着中国学者孜孜以求、不懈探索自身文明历程的态度与精神。 久违了，这份答卷 为什么会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这份随之而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这要从中华文明的特征说起。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具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延绵流传、从未中断。然而，我国古书上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追溯就存在分歧。这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究竟有没有夏代？夏、商、周三代的分野在什么时刻？千百年来，历代学者不断努力解答这个问题。然而，由于研究材料和手段有限，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 “20世纪初，疑古派率先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提出疑问。随后，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取代了传统的金石学研究，为夏商周文明的探索开辟了新途径。计算机发明后，天文历算进入了前人无法比拟的快捷精准时代。核物理引进考古学领域后，碳-14测年方法的应用对年代学研究是重大推动。”李伯谦回顾。 据悉，碳元素是生命的基本元素之一。具有放射性的碳-14元素随着光合作用进入生物体内，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衰变（经过5730±40年衰减为原来的一半）。当生物死亡后，体内的碳-14得不到补充，只能按照规律进行衰变。因此，根据生物遗骸体内碳-14减少的程度，可以计算出生物死亡的年代。只要获得可靠的样本，就可以推断生物死亡时距今的年代。 随着年代数据校正手段的提升以及加速器质谱法（AMS）的出现，碳-14测年对高精度测量以及对微量样品的测量成为可能。由此，对商周历史纪年分歧作出科学的判断，重估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来临了。 1995年，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及控制论专家，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宋健倡议，“组织科学界联合研究中国古代纪年问题”。次年5月16日，被列为“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宣布启动。 作为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大型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充满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交织的魅力。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告诉记者：“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第二条，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做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法和AMS法的碳-14测年。” 于是，一个统摄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等学科的“超级”学术工程诞生了，参与人员是来自全国32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200余位专家。 作为一个学术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题，并发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给出了西周列王年代、武王克商年份、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夏商分界界标、夏代始年等结论。 那么，从“简本”到这本编修而成的“繁本”报告，结题后的20多年，专家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对夏、商前期和西周考古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为先周文化和西周考古文化分期和编年提供新材料；建立河南龙山—新砦—二里头—二里岗考古年代序列；进一步深化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校验西周王年和金文历谱。”李伯谦答。 李伯谦回忆，根据简本写就的繁本报告初稿其实出来得很快，但将初稿交付给专家组，根据专家组意见对工程的9大课题、44个专题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补充，“时间就漫长了，大约从2005年进行到了2016年底。”拟出版的报告交给出版社时，时间已是2017年。经过对内容进行全面且精心的核实与校对，科学出版社才小心翼翼地将这本书交给大众。 因此，这份久违了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全面综合与总结，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和重要新进展。 穿越历史的迷雾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 具体而言，有四个目标：其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共10个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我们所做的就是穿越历史的迷雾，给夏、商、周的历史与分界划‘线’。”仇士华这样形容。 关于西周，文献记载颇为丰厚，而出土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无疑是划定王年的有力支撑。因此，工程专家们对西周列王在位时间的研究，内容颇为丰富。 关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王年，学术界已有定论。共和之前，含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工程均给出了“拟年长历表”。 其中懿王元年的推定，较有代表性。古本《竹书纪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学者们认为，“天再旦”是一次日出之际发生的日食，“郑”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的华县。根据现代天文学方法，经对公元前1000—前840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发现只有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的现场。由此，懿王元年被推定为公元前899年。 《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描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这段描述，便是“武王克商”。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武王克商的年份，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谜题之一。它是商与周的分野，象征着一个王朝的终结和另一个王朝的开始。 先辈学者也曾对这一年份做出探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历术推算”“证诸文献、金文历日”“累计王公之年”“回推天象”等方法，报告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了44种推断。 “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依据的，是对丰镐遗址出土器物进行常规及AMS碳-14测年，与此同时，根据典籍记载进行天文推算，最后与青铜上的金文对照，得出最终结论。 丰镐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是文王迁徙定下来的都城，一直沿用到平王东迁洛邑，作为都城的历史贯穿整个西周。 为了获得该遗址翔实的分期材料，承担“夏商周断代工程”“丰、镐址分期与年代测定”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沛西工作队，在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其中两个地层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依据。经过对相应地层出土器物进行测年，武王克商之年被限定在公元前1060年—前1000年之间。 专家组在梳理了《尚书》《汉书》《国语》等典籍以及利簋上的铭文中关于武王克商的天象记载后，发现了“岁在鹑火”“岁星中天”等关键信息。根据天文计算逐层筛选，提出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或公元前1027年三个方案。因公元前1046年与西周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也符合典籍中的多种描述，因此判断，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 依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思路，报告中专家组给出了一份“夏商周年表”，三代积年如下： 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一定会有质疑，但我们坦然面对质疑。争议本身，也是学术向前发展的标志之一。”仇士华说。 中华文明从未断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刘庆柱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于建立了有科学作为依据的夏代基本年代框架。 报告显示：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墓葬和青铜冶制作坊，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和骨角器。依据对出土文物进行常规碳-14测年，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在公元前1780—前1708年之间，第四期在公元前1557—前1512年之间。 专家组认为，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出土遗物来看，二里头遗址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当为一处都邑遗址，其延续时间，和典籍里提及的“斟鄩”作为夏代都邑的历史相符合。而且，学界对二里头文化是否代表了整个夏文化的发展过程尚无定论。换言之，二里头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依据典籍里关于夏代积年的记载和天文推算，以及对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AMS碳-14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终于公元前1600年。 这一结论，是对“夏代是否存在”等质疑的回应。 刘庆柱回顾，国际学界长期对中华文明存在偏见——在19世纪传教士足迹遍布中国时，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西风东渐”的成果；在中国本土发现彩陶器后，他们认为彩陶是域外文明输入中国的成果，直至夏鼐先生证明河南的仰韶文化早于甘肃的齐家文化，彩陶并非从新疆、甘肃输入中原，这种观念才被推翻；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方并不承认商代的存在；在甲骨文发现之后，又以没有发现更早的文字为由，否定早商和夏代的存在。 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对自身文明不断发掘、证实，不断体认的过程，刘庆柱感慨。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因此，建立夏商周年代学“标尺”，于古文明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于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言，意义也不言而喻。 “从现有的知识体系来看，工程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得出的结论是公允的、值得信赖的。”刘庆柱强调。 因为常规碳-14测年、AMS碳-14测年、天文学推算、金文历谱推算、典籍印证等方式相互结合，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是可以重复的，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而可以重复、可被证实或者证伪，正是科学的特征。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建设，起到了好的示范作用。”刘庆柱说。 李伯谦说，他们希望，对夏、商、周文明的研究，能继续深入下去。对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意见，他们给予认真关注。对于新发现、新观念带来的认识上的突破和新的研究前进，他们寄予热切期待。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4日 09版）责编：张晓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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