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瞭解民進黨的學生運動？請先瞭解中共的學生運動

讀《內在的敵人》可以了解中共抗日時期的真實面目，也可瞭解當時中國國情，以及人們的思想、信仰是怎樣被逐漸蹂躪的。書中也涉及到了較廣泛的中共黨史資料，是研究中共黨史的珍貴參考。

雷震遠（Raymond J. de Jaegher, 1905~1980），天主教神父，出生於比利時Verviers，1930年經雷鳴遠神父介紹來到中國，在河北安國教區任神父，1948年離開安國，1949年離開中國。

1952年他出版了一本書《內在的敵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回憶他在中國的經歷。

《內在的敵人》第十二章 共產主義的文化工具

國民政府在大陸時，共產黨在各個大學裡便有堅強的細胞組織，他們對教授和學生使用特別科學的宣傳方法。共產黨更有若干「職業學生」在各大學內全力從事於共產黨宣傳，發售共產黨書籍，吸收分子。 一個「職業學生」是已經從某大學畢業的學生，受命進入另一大學，專做推進共產主義的活動。他雖然是學校的學生，但不讀書，專以宣傳誘人加入共產黨為目的。為了掩飾起見，他也按班上課並參加考試。他們的工作方法極為簡單，更因其簡單而極易生效。

他們的情形是這樣的：假定一個在上海已經畢業的青年名叫呂希元，跑到北京大學讀大一。改名為呂哲元。買一個假證件或偽造一個證件，混進學校。雖然報名的學生很多，並需要入學考試，但由於呂已從大學畢業出來，考取是比較容易的。每一個這種騙子式的「職業學生」之進入大學都奪掉了一個真正要去大學讀書青年的機會。共黨此種奸計的另一不幸副產品，是當時國民政府為鼓勵向學，在各大學普設獎學金獎勵成績優良的學生，由於這些破壞政府的騙子曾讀過四年大學，很多數的獎學金就被他們用種種方法得去。

北京大學的共黨另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盡量在學校裡出壁報，但不透露壁報的來源。中國各大學裡的壁報，是由學生編出的，用毛筆抄寫小字，報上充滿著新聞和文章，貼在注目的地方。一般說來，好像美國大學裡貼在布告欄上學生所寫的宣言。所不同的是中國學生的壁報並非僅是宣言，而是真正的報紙。在那時北京大學裡有三十種壁報，其中有十九種是共產黨指導撰寫發行的。整個學校裡僅有一種壁報是反對共產黨的。事實上這十九個壁報每天都由那幾個相同的共產黨編寫出來；像一個單獨的單位或共產黨細胞一樣，每日進行其預定的工作。每一壁報都有不同的名字，都有新聞，但原本都是一個來源，只不過略為改頭換面以使人相信學校裡有十九個共黨組織。

大多數的學生對共產黨的工作和詭計僅有極少的認識，尤其是像這種表演，自然會使人相信學校裡具有十九個不同的組織，每人在做這種龐大的工作。一個新學生把這種情形，深深的印入心中，以為學校中充滿著共產黨，因為全校僅有卅個壁報，共黨竟占去十九個。那時是一九四八年。我用了長久的時間探求這十九份壁報，盡數月的時間研究它們，用觀察，研究，訪問所得來的結果，自己作統計。我經常以深度的興趣與思慮閱讀它們。 那些消息全是共產黨的消息，包括軍事，政治，和經濟。偶然有一點不重要和微小的普通項目，亦僅是不連貫的評論，就連這一點調劑項目也是共產黨式的謾罵。

當一個人仔細研究了這些壁報，並熟悉了共產黨的技巧，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有新聞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而已。但新學生是看不出來的，經由這些壁報，及其他種種手段，有數的幾個職業學生便把學校的空氣攪壞，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共黨占據北平前，北大的共產黨在學生比率上總還是少數，但許多學生為了表示「前進」和「適合新時代」而為共黨工作。假如一個學生對共產主義表示無興趣，便彼人視為「腐敗」。令人難過的是，在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智識份子把當共產黨員看作了時髦。

為了加深工作，共產黨分子在學校裡更占據一間房子，專門出售共產黨及左傾的書籍，小冊子及報紙。他們賣弄地叫做「學生圖書館」，而忽視學校當局圖書館的重要。他們堅持自己經營這不正當的書店。利用國民政府的資產建立純共產黨的宣傳中心，這是一個橫蠻侮辱政府的表示，這種行為在日後當他們堅強起來時，成了他們的政治資本。當政府與共產黨作全面戰爭時，他們的行為便成為純粹的叛逆。

但假如當局設法干涉這種傲慢的侮辱政府的行為時，他們便號召罷課，造成不利於政府的宣傳。共產黨集中力量於反蔣總統和反政府的宣傳，不僅在國內而且擴及國外，尤其是對美國。學校當局深知這種情形，但共產黨逼使教育家們經常陷於恐懼的包圍中，癱瘓教育家們的力量，使不能對搗亂者作有力的決定性的行動。教員們的待遇太差，他們的不滿情緒也被利用。

北京大學的職業學生發動一個反非共黨教授的運動，特別著重於兩三個意志堅強勇敢經常打擊共產黨的教授。這成了一個無休止的戰鬥，但共黨們並不能得勝。這數十個共黨在課堂上吵鬧搗亂，反對先生，和先生辯爭，煽惑其他學生，挑動不滿和叛亂的情緒。 經常地，像是時鐘運動一樣，共產黨員及被其所愚騙的學生，每次一個，或兩個輪流著向先生發難。他們到校長辦公室去，以一種極有禮貌的態度向胡適報告那些先生太不成，他們不合格作先生，使學生們得不到合適的教育，學校的名譽將蒙受損失，學生們對此 極不慰快，極不滿意，因為學生們深欲得到良好的教育以為國家服務。

不多時他們的戰術便影響到那些過激派的學生，於是三十個職業學生每人都有了追隨者。 這些追隨者很快地被介紹入黨，於是他們的初步陣容便形成了。此後他們開始組織第二集團，一些同情者和親共份子易於接受共黨意見，在相當範圍內可加以訓練，但還不能使他們成為共黨黨員。這集團內許多學生由於政治見解的幼稚和過份的理想主義而相信共黨的諾言，以為將使中國變成東方的烏托邦。有許多中國天主教徒都參加了這一集團， 我和這些參加此集團的天主教學生若干次談話中，使我逐漸了解共黨在各龐大的國立大學中所用的方法。

像這一類的共黨細胞在中國各中學裡難發生效力。年青的學生們多在進入大學後才加入共產黨，普通多在大學一年級。共黨了解大一學生的心理。大一的學生正在開始嘗試獨立，他已不是一個小孩子，但他也尚未成人，他已能發現自我，而渴望表現他的個性。這就是共產黨要集中精力去爭取大一學生的原因。

共產黨對這些年青的學生所下的功夫較對那些年紀大一些的學生要加倍，同時集中力量於華南及中部來的學生，學校中以這一帶的學生所代表的力量最大。這些青年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不像北方學生那樣清楚，北方學生的家庭從一九三○年後便嘗到共產黨控制或共黨影響的滋味。南方及中部各省的學生，當共產黨橫行該地區時（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他們還未出生。這些青年學生 一旦接受共產主義，即使是部份接受，也對共產黨發生莫大的價值，因為他們會將共產主義帶回他們的家鄉。

由於中國重視讀書人的傳統，當這些學生回家時他們的談論便受人重視，他們寫回家的書信被人傳閱，被熱烈的討論，不停地傳播出去。共黨由這種間接的方法得到很大的成就。假如一個在這文化首都，政洽思想中心地的大學學生表示他相信共產主義將造福中國時，他的家屬，親戚，鄰人，朋友等也都會相信如此。共產黨的干部，鼓勵學生們作過份的政治活動，共黨阿諛他們假裝著徵求他們的指示與意見，以期決定他們家鄉地方的政治問題。他們用盡方法使他相信他自己是一個「現代人」，是政治上的權威。

另一方面，對付反共黨學生們的手段則是無禮的橫暴的，而最重要的是不停地予以打擊。我認得一個大學的學生，他有一天帶了一本反共產主義的書籍到教室去，那本書是一本有繫統的思想研究著作，對馬克斯的理論有所討論。共黨職業學生立時指責他是「國特」。另一個高叫說他是「國民黨份子」，「叛逆時代的人」。這就是攜帶或閱讀反共黨書籍的學生所遭受的標準待遇。他們隨時受到攻擊而無法進修。許多正直的學生為了要安靜地進修功課而攜帶幾本共黨書籍以欺騙那些搗亂者。但沒有人敢直接反對共黨學生，因為他們像是如此的有力量。幾個共黨們便造成巨大的喧擾，並成功地造成革命的空氣，這正是達到共黨目的所需要的一種情況。

蔣委員長對學生的態度與共黨完全不同。他常希望學生們多讀書，少參加政治活動。他並非要減少學生們對政治的興趣，而是他認為學生干涉政治事件對國家不利。因為學生們太年青，見識尚未成熟，經驗也沒有，如過早參加政治，對其本身不利，對國家也不利。另一方面共產黨則完全相反，他們不但鼓勵學生參加政治活動，甚至強迫他們干涉政治。他們這樣作法有兩個目的：這樣可以擾亂國家，在雜亂無章下使共黨可以找到他們所需要的那些人群中的活動分子，在那喊叫遊行示威的學生群中，在大都市暴動在小地方倡亂的學生中，他們獵取那些他們可以抓住的領袖而加以共產黨的訓練。

我記得在一九三六年共黨曾在漢口煽動學生在蔣委員長的官邸前面遊行。他們拿著煽動性的旗幟，列成隊伍，走前幾步，又退後幾步，整夜破喉高叫：「打倒日本，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那時蔣委員長正在積極努力整頓內政，加強國家力量，以有把握對日本作全面戰爭。他正在爭取時間。

共黨第三國際使用所謂聯合陣線，中國共產黨忠實地追隨著第三國際，隨後他們又忠誠地遵守胡俄的命令。共黨的訓練也是追隨著國際共黨的指示。俄國控制的國際共黨命令中國共產黨不停地破壞阻撓蔣委員長的努力時。委員長正全力負擔起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的責任。另一方面，不遵守法律的共黨匪徒偽稱自己為愛國，目的僅在破壞政府避免危險和過早且鹵莽對日戰爭的努力。

一九三五年，共產黨組織民眾反日運動，要求政府武裝人民，鼓勵非共產黨集團及各軍 隊派糸等聯合反日，使國內反日情緒達到高潮。當時中央政府隻有在兩條途徑中選擇其 一：立即抗日或壓制反日的愛國情緒。但在愛國情緒未形成有支配性的力量前，政府隻 有采取後一途徑。同時蘇聯自然盡力避免日本的挑戰，使日本找不到借口向俄國發動戰 爭，而中國共產黨卻盡力促使中日戰爭早日發生，以減少日本對俄國的威脅。中國共產 黨的路線，是犧牲中國換取俄國的安全。

那時學生們對共黨幫了莫大的忙，他們盲目地參加共黨職業學生的工作僅為了年青好勝心與粗野精神，渴望著作一些「時髦」和「勇敢」的事。 由蔣委員長對一九三六年漢口學生在其官邸附近遊行一事的處理，可以看出他對這一切 事情的內幕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對那些整夜喊叫的學生盡量忍耐。次日清晨他和 幾位官員走下門階來，帶著許多紙張，桌椅，安放在門口，學生們驚奇地停下腳步，當 委員長舉起手來請大家注意時他們停止喊叫，肅靜下來。蔣委員長立時向他們演說：

「我同意你們，我們必須抗日，」蔣委員長說。「我也要對日戰爭，但我認為中國尚沒 有充份的準備以應付此一全面的戰爭。這對我們的人民是一個巨大的犧牲與苦難，在這 種沒有充份準備的情形下，我懷疑是否能得到勝利。我要確保人民的犧牲與苦難不致枉 費。我重覆說一句，我渴望著對日作戰像你們一樣。所以如果你們諸位年青人準備犧牲， 現在我只有接受」。

那些學生驚訝非常。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其中一些學生怠動地歡呼起來，其他的靜靜地等在那裡。委員長更舉步向前直接與學生交談，態度嚴肅而極為懇切。

「諸位中凡渴望為祖國犧牲的走向前來，在這裡簽名，報名到我們的軍校來，我將加以訓練，作為我們軍隊的官佐，使你們有為祖國對日本作戰的機會」。

一切都靜止下來，委員長和官員們等待著。大多數的學生都偷偷溜掉。僅僅極少極少數走向前來簽名接受委員長所供給他們的報國機會。其中有一個學生名叫劉哲真（譯名）， 他後來告訴我這個故事。他從那時致力於讀軍校的課程，並迅速地升遷。後來升到將級，作戰極為有力，在一九四八年我最後聽到他的消息時，他正在與共軍作戰。

這是一個自共產黨脫離出來的學生，他曾是共黨所追求的一位「天生領袖」。共產黨在永不停地爭取活動份子中，表現出機巧與技術。他們所慣用的一個滲入大學的方法，即 是建立「學生自治會」，這在中國完全是一種新觀念。他們假借許多西方教育思想的名目，而名不符實地用自己的方法進行自己的陰謀。

特別是學生自治會，已完全依照標準共黨形式改造了。首先共黨寫一個小小的通告，宣布及時舉行會議討論自治會事項。他們把通告寫得極小，貼在一個極不顯著極不適當的地方，使多數學生看不到而未能參加會議，所以通常該會純為共黨份子所控制。

老練的共產黨員對參加會議的學生們，略一觀察後，立即正確地曉得與會人數所有的力量分配情形，而迅速地選舉自治會的職員，當選者自然都是共黨份子。

第二次會議就不同了，他們把通告大書特書，引人注目地貼在那裡，沒有人會看不到這個通告，它那巨大的字體，雄偉的言詞，顯明的張貼，都為了引起學生們的幻想，以為學生自治會已經是一個龐大的組織。在第二次會議參加的人就多起來了。

這個新組織有所謂「福利計畫」及其他一些誘引欺詐的名目，這是共黨用以欺騙學生的。 這組織不斷地興教授們搗亂，與反共的學生搗亂。它偽稱代表全體學生，實際上僅是幾個人在搗鬼。校長及教授們雖然多半知道這些內幕，但很少干涉這個組織，以為讓這個組織搗鬼，總比因干涉它而造成風潮為佳。

到一九四八年，由於多年的觀察與研究共產黨的手段，我已成為一個有效力的反共份子。 在中國的一個天主教大學，那年新任一位校長，他對這份工作和該大學所在的那個地方完全陌生，對共產黨以細胞活動滲入學校之事更無所知。我建議他不要對學生事件看得太嚴重，共產黨習慣把他們的事情弄得嚴重化，而將一點點隨時發生的小事情鬧得天翻地覆，造成混亂不安。

「經常的保持和悅和風趣」，我對他說。「招待他們煙茶，靜聽他們的問題和訴苦，但絕不要陷入政治，絕不要禁止什麼事，以免被人指責為『壓迫』。」我告訴他我將在外圍工作，更進一步地協助他，我將組織學生團體，把我所知道的志願並渴望與滲透的共黨作戰的學生組織起來。

「如果我被批評，或有人告訴你我在破壞學校和破壞學生的權利，你就公開表示我的事情你一點不知道。」我對他說。他同意，雖然對這最後的要求有點勉強，因為共產黨對他還是新奇的，他對共產黨的曲折變化還一點沒有經驗，共產黨喧擾搗亂的滋味，他也沒嘗過，他以為我過份渲染。

我先發制人，組織起天主教學生。學校裡約有三百名天主教學生，而該年全校注冊的學生達四千名。我們獲悉全校共產黨學生僅有七十三個，占總數的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三。 雖然是一個極少的數目，但有很多的學生受這微少組織叫囂的影響。

重要的事是不讓他們發動，我將接受我領導的學生分做兩組，一組直接公開的活動，一 組在地下活動。我強調兩組都要特別警覺，注意學生自治會的第一次通告，我的經驗告訴我這可能是共黨獲取控制力量的第一個步驟。

正如我所料，有一天他們發現了那個通告，在通告欄一個大布告下面一個小得難以注意到的通告。他們即時報告我，我們開始討論第二步的工作。

在會議的那一天，所有參加兩組反共組織的一百名天主教學生都聯合一齊參加會議。我已經教導那些堅強有力的學生以把握會議的技術。

當這一百個學生到達會場時，共黨們大喫一驚。但共黨領袖很快地恢復了他的鎮定，而企圖控制會議。但警覺的一百名學生已有準備，他們堅持各案都應依照預備會議的手續 正確地處理。而共黨操縱會議，布自治會職員已在該等反對派學生未到達會場前「依法 選出」，現在請該等職員主持。但立刻我們團體中的強有力的反共領袖發動挑戰。他領導著其他的人高叫反對這種「法西斯手段」。一呼百應，群起高叫「無恥」。

「誰給你權利獨自指定自治會職員？」我們團體質問著，對這種職員的「選舉」事實加 以嘲笑，並高聲喊道：「這是民主的會議！」我們團體的學生們又喊稱，「把擅自指派的派令丟出去！讓我們投票表決」。

反共者事先有所準備，有膽量行動，所以能如此地把握會議，而將極堅強的反共者選為職員。

由於這種行動的結果，該校乃能於相當的時間內單獨地超於共黨活動之外。該校的共黨們自然走入地下活動，但反共者也在地下從事對抗。當共黨開始在夜間在學校各處張貼 布告時，我們的地下工作組也在夜間出動，一俟他們張貼完畢離去後立即撕下他們的布告，而代以反共的布告。

那時正是北平動亂的秋天和冬天，當我離開北平時，由於被迫和需要，在反擾亂中，我已成為一個像馬克斯主義者一樣的現實。此外，我對我所留下的文化地下志士之細胞核，頗感滿意。他們都有充足的訓練與準備，將在他們自己的園地中和自己的戰鬥中，對抗並擊敗共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