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本刊记者┃何书彬 刘永峰 2010年07期

宋曹琍璇近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是因为她不仅是宋美龄的弟弟宋子安的儿媳，而且是胡佛研究院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人”。2003年，她进入胡佛开始审阅宋子文档案；2004年，“两蒋日记”落户胡佛，她作为特别四人小组成员，最先看到全部蒋介石日记；而且迄今为止，她是仅有的几个看过蒋经国日记的人。她眼中看到的蒋宋家族，是什么样的？

■ 宋子文，没有对不起国家

《看历史》：蒋、宋、孔档案公开以后，史学界对这几个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

宋曹琍璇：当我们两岸各说各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可是一直到宋的档案出来、蒋的档案出来、孔的档案出来，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证明了一些事情，他们才发现，原来真相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三个档案开放以后，造成了很多“黑天鹅效应”。这个“黑天鹅效应”，中国大陆的学者更显得惊讶。学者的态度是要写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他的专业，如果他这一辈子，都是写一些假的，他将被别人评论什么？

《看历史》：档案公开后，外界对宋子文的负面评价似乎也少了。

宋曹琍璇：陆铿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登报纸说，宋子文自己的外贸公司有贷款3亿，结果全国哗然。总共的外汇额度才有5亿，宋家跟孔家拿掉3亿，那还得了。

他们就去查，结果查出来以后，发现是小数点的错误，陆铿就叫报纸登了一个小小的启事，说是小数点的错误，他们忽视了。可是后来呢，陆铿还是说，他没有错，是因为受到了压力。

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谎言。香港郑会欣教授写了一个论文，拿给我看。他说在宋的档案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宋把公文都拿出来呈报给蒋介石看，孔宋两个外贸公司才300多万，内容是跟海外购买军备、购买布匹什么的，因为当时我们在抗战的时候，很多产业已经没有在生产了，所以很多东西都从外面运进来，两家一共是300万。

宋的档案很好，批文都有复制留下来。郑会欣博士拿了这些资料以后就写了那篇论文，在2008年发表的，证明了陆铿当时讲的是不实在的。

《看历史》：在档案里面，您看到的宋子文呢？

宋曹琍璇：看到宋的档案以后，我知道宋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宋家没有对不起国家，绝对可以全部开放。也是看到宋的档案以后我才有了信心。

在看蒋介石日记时候，他里面骂宋子文卖国卖党、违背革命原则，他把宋骂得狗血淋头，我都留下来。这没问题啊，去对照宋的档案，去看嘛，为什么这天骂宋骂得这么厉害，去看宋这一天的档案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对照的，大部分都是要钱不给，蒋介石要钱他不给。没办法，然后蒋要印钞票，宋说不能印钞票，宋是懂金融的，蒋是军人嘛，对这他不懂。宋说不能够印钞票，这还得了啊。蒋每次骂宋，看宋的档案对照，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在宋子文的档案里面，有一封信，我们看了都在笑。他说那时候，廖仲恺要钱，蒋介石要钱，他说我中国银行就这么一点钱，如果你们都要钱，你们都拿走，我中国银行就关门，不做了。

吴景平教授出的《宋子文画传》，以及有照片的《宋子文和他的时代》，是我们宋家给的一些照片，里面有外国记者访问宋子文时画的一幅漫画：在一个上坡的路上，宋子文一个手撑住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压力，一个手往上推，然后说我受不了了。（《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宋美龄，人们应该看重这位女性

《看历史》：在蒋宋家族的重要成员里面，您是见过宋美龄的，她给您的印象如何？

宋曹琍璇：我嫁到宋家，耳朵听到的，都是丑化我们家族的（内容）。我嫁到宋家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谈这个事情，也不敢问。可是你眼睛看到，你会觉得很惊讶，你会说为什么姑妈吃饭那么简单，穿衣服那么朴素。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夫人到了美国，砍掉了她所有这些医生、护士的人数。大姐（孔令仪——笔者注）告诉我，到了美国来以后，姑妈的所有首饰都是她妈妈（宋霭龄）的，她可以随便用。那我才知道，蒋夫人是不买首饰的，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讲究的不是一种物质的享受。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有点怀疑，为什么人家都说我们贪污？我们钱到哪儿去了？

《看历史》：当了解到一些历史之后，您对宋美龄的评价呢？

宋曹琍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重这一位女性，关键是她是否真的做了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看到，她为了中国的女性，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所做的事情。她把很多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知识，引进到中国来。抗战的时候，她认为女人要对社会负责，女人要在男人在打仗的时候，负起后方的责任，所以发起了整个中国的女权运动。

她一直到处演讲。在那个时候，全中国的女性给她写的信，几乎有2万多封。这些信藏在台北妇联会的地下室里面，一直没有公开。曾经有几封被检出来，登在台湾早期的妇女杂志上面。现在我跟吴景平老师两个人正在搜集《宋美龄及她的时代》的一个史料画传。吴老师这次去，在杂志里面找到了那几封，看到后非常感动。

2003年，蒋夫人在纽约去世，那个时侯太突然了。孔令仪就说，我们简单一点，我们不要办了，就随便把家人弄来就算了。我就抗议说，姐姐，不行！为什么？蒋夫人虽然是我们的姑妈，是你的姨妈，但她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夫人”，绝对不能草率。

《看历史》：吴景平教授现在是宋家历史研究方面非常权威的学者，那他对宋美龄是怎么看的呢？

宋曹琍璇：吴老师是在大陆长大的一个学者，他的印象里宋美龄应该是比较奢华的。这次我带他到官邸里面去，看到蒋夫人住的地方、蒋夫人的衣橱。他说，就这么小啊？我说对啊，（如果像传闻那样）她一天做一件旗袍，她一定有几万件旗袍，那你觉得她放哪里？吴老师就笑。

然后我就说，你看她的床，你看蒋公的书房，我说是不是够简朴？他说，我觉得应该说是简陋。我就跟他讲，那个时代，他们是卧薪尝胆，他的心态已经不在这个物质上，他要的是怎样的能够雪耻，在蒋介石的日记上，每天的都写着雪耻两个字，那个时侯雪耻很重要。（《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蒋介石，知行合一与基督教信仰

《看历史》：有人说蒋介石是为了娶宋美龄才信的基督教，是这样么？

宋曹琍璇：我们先讲，蒋公学阳明理学。早期时候他在私塾念书，他的老师都是浙江人，浙江是以阳明理学为重的一个省份，他也是非常地遵行阳明理学。阳明理学是讲知行合一，他是知而行的一个人，那他不知的时候，他常常不会坚持去行。

当时他要追宋美龄的时候，到了日本，宋母跟他讲，我们是基督家庭，你必须信这个。他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经》，我也没念过，我念完再说。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后来他就开始念《圣经》。他是一讲出的话一定做的人。

你在日记里看到，蒋介石看《圣经》的步骤是非常慢的，偶尔看看，今天看一下《孙子兵法》，明天看一段《圣经》。他说，今天读《圣经》一节或几章，就这样子。你就看到他是随便看的。他跟蒋夫人1927年结婚，结婚以后，宋美龄为了让他了解她的信仰，就把她在《圣经》研读班的那些资料拿来交给他。她说我自己都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被妈妈逼得信耶稣的，现在为了蒋公，我就重新把那个时侯的笔记本拿出来大家一起研读，这对我受益匪浅。在那段时间，蒋夫人就觉得蒋介石是非常认真地在学习。

1930年的时候，宋母生病，他就在日记上说，宋母病重，我为了要安慰她，回馈她，报答她对我的爱心，我决定受洗。他当时受洗，也当然是因为结婚这两三年蒋夫人带他学习，加深了了解。可是他受洗的一个动机，却是为了感恩，为了感恩宋母对他的爱心，对他的栽培。 在她病危的时候，让她高兴，所以他在家里就受洗了。

你在他的日记里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很奇妙，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从此每天看圣经，日记里面就开始了，常常会有经文出现。《圣经》里面讲哪一段话，然后今天读经怎么样，今天祷告怎么样，今天聚会怎么样……这就表示这个人是蛮有诚信的一个人，他真的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人。

《看历史》：他的信仰是虔诚的么？

宋曹琍璇：我自己也是基督徒，也念过神学院，我看他基督教的成长，是从1939年开始的。他看了一些书，就是基督信仰的书跟黑格尔的辨证论，当他把这两本书合起来看的时候，对他冲击很大的。他要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他的信仰有挣扎。

在1939年，他突然开窍。虽然之前他有去查经，有去聚会，有去做礼拜，什么都有，因为他从小是信佛的，他妈妈信佛的嘛，他的信仰里面还常常会掺杂一些佛教的想法。而且他自己以为的信仰是很好玩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就是上帝，我们要天人合一，耶稣就是天人合一，他想了一大堆的道理，比如儒家的孔子讲些什么，认为儒家跟基督教是完全一样的。他前面讲的一大堆话，我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胡说八道，是他自己的一个假想跟幻想，他就是一定要牵扯在一起。因为他根深蒂固的想法，他要了解，却不知道怎么了解，他就按照他已知的东西做了切入点，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到了39年之后，他才真正的看清楚了。

我觉得他信仰的清晰，对于他后来49年失败后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49年那段时间，蒋介石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的时候，他完全依靠神。那个时候，他身边的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相继自杀，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他就常常在想，如果他们信耶稣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自杀了。

基督徒认为神是他的主宰，如果我自杀的话，我就抢夺了神在我自身上的主权，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的，主权在神手里，你凭什么自杀。那个时候他就常常在日记里面写，如果不是神要我负担起中华民族的这个使命，我情愿死掉。在后来，在48、49、50年那些时间，日记里随便翻翻就是这样的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

人总要面子，他从45年的顶峰，四大强国的领袖，那种光环那种荣耀当中，突然一下子掉了90%的江山，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人的面子总挂不住，可是他那个时候谦卑到什么地步啊，他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在这里等待，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说，求神拿掉他的耻辱。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在刹那之间变得怎么样，他那时候失控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蒋的日记里面，看到信仰对他多重要。而且他绝对不是为了婚姻的逼迫而信的，他不是那种人。当蒋介石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全然地投入，而且他信得非常清楚。

《看历史》：抗战时，汪精卫号称奉了委员长的命，或者达成了默契，跟日本和谈，但蒋一直没有松口，认为汪就是汉奸、卖国贼，日记里面他对汪怎么评价？

宋曹琍璇：非常不好，从一开始就不好，他认为汪摇摆，觉得汪不坚定。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开始，他对汪就已经非常不满意。那个时候汪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就开始对汪不满意，觉得他的政策是有错误的。汪后来要跟日本人妥协，很多人都说蒋也讲求和谈，其实蒋从来不愿意和谈。他在日记里面写，今天我们跟日本人和谈，如果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跟对方和谈，对方是比较强的，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到时候说不定又来赔款什么的。如果我们得胜了，再来跟他和谈，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好处。他在日记里面有一句，说胜而不武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

他那时候写了很多的信，文告、广播给日本人，希望他们能够醒来，不要来侵略，在东亚彼此相邻的俩个国家，我们应该和平相处。他说我拒绝和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会占优势，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而且我们会受屈辱。所以他决定是一定要打，可是要打，他希望有一个国际的正义制裁进到我们国家来，帮助我们。（《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蒋经国，一位内心感性的人

《看历史》：您所看到的蒋经国日记里面，他的形象与您之前所知的形象有什么不同么？

宋曹琍璇：开始审阅蒋介石日记时，日记受损得很厉害，所以胡佛就先给我看了一些蒋经国的日记。

看到蒋经国日记的时候，我就开始哭。在每一篇日记里面，经常看到他对家乡、对父亲、对母亲的思念。不管看到树也好，看到山也好，看到风景也好，他都想到他溪口的老家。他在日记里面就说，我是游子，真的是牵挂我的家乡。听说“文革”的时候，把他的家里破坏得怎么样，他就说，我是个不肖子孙，都没有资格去返乡，去修复。他又说，父亲对他的期盼，他实在压力很大，他不想当“总统”，他说我愿意做一介农夫，日出而耕，日入而息，那样至少我还有休息的时间。你看到日记里面，常常写午夜一时约谁来谈，半夜一点钟把人家叫到“总统府”来谈话，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给我的日记是从1980年开始，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看前面的。我倒要看看在1975年，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结果是，（他）每一天都在哭泣中。我就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我的脑子里面每天雄赳赳气昂昂，站在上面那么严谨的、很理智的一个人，经国的日记是十分感性的。

《看历史》：8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蒋经国日记里面，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呢？

宋曹琍璇：我是看过，我也知道，但他的日记还没有开放。我就不谈他的日记里怎么写。

从外来看，我觉得那是一个趋势，逼得他不得不开。我觉得他也认知了，这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走的一步。经国是知道，那个时候可以开，绝对没有问题，他对他自己有信心。因为“十大建设”，他对整个台湾的贡献。虽然民进党后来否认，可是台湾从那么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屿，能够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真的不容易啊。在七十年代石油涨价的时候，在全世界经济萧条的时候，台湾一路窜上来，那是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开党禁也好，开所有的报禁也好，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另外他父亲一直对他有期盼。他认为，父亲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他的使命。很多人认为，经国先生在台湾的表现了不起，其实我觉得都是蒋介石已经布好局，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整个“国家”的建设，他都尽量一直在保持，都要继续。所以经国在日记里面对父亲的这种怀念，对家乡的情结，与对中国整个大陆的一个使命感，是非常浓厚的。他对家里面的人的要求特别的严厉，他会骂家里面的人，骂得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方便公开。他的日记会不会公开，还在研讨当中，因为他的日记里面有太多私人的事情。

吴景平（复旦大学）郭岱君（胡佛研究院）

200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