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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我控訴》與德雷福斯事件
2011/08/31 22:39:17瀏覽1174|回應0|推薦2
http://www.novelscape.net/wg/p/pulusite/zyssnh/011.htm

“不管怎么說,即使那位德雷福斯是無辜的,”公爵夫人打斷公爵說,“他也沒有拿出象樣的證据。他從魔鬼島上寫的信太沒有水平,太夸張!我不知道埃斯代阿西先生是不是比他有更高的价值,但他的文筆瀟洒,別有一种色彩。這一點可能使德雷福斯先生的支持者們很惱火。他們總不能換一個無辜者吧,這對他們說來實在太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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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洛克挖空心思,想讓德·諾布瓦先生談比卡爾中校。
  “只要政府認為這里面确有蹊蹺,”德·諾布瓦先生回答說,“就必然要有中校的證詞。我知道,就因為我支持這种看法,我的同仁中不止一人曾大發雷霆。但是,依我看,政府應該讓中校說話。一味回避,政府就無法擺脫困境,相反會陷入泥潭。在第一次庭審時,證詞對中校非常有利。當他身穿戎裝威武地走上法庭,用极其朴實、极其坦率的口吻講述他的見聞和看法的時候,當他說‘我以軍人的榮譽發誓(說到這里,德·諾布瓦先生的聲音里微微顫動著愛國的熱忱),我深信不疑’時,不可否認,他給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行了,看來他是重審派,再沒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布洛克心想。
  “可是,他同檔案官格里布蘭的對質把他一上來贏得的同情全部化為烏有:當人們听到這個老仆人,這個言而有信的男子漢說話的時候(德·諾布瓦先生真誠而有力地加重了下面的話),當人們看見他敢于正視他的上司,不怕同上司對質,用一种不容抗辯的口吻說:‘您瞧,中校,您知道我一生中從沒有撒過謊,您知道在這個時刻,我和往常一樣講的全是真話’,這時候,大家的看法就轉變了,在以后几次庭審中,比卡爾先生想盡一切辦法,也沒能挽回敗局。”
  “不,他肯定是反重審派,這也在意料之中。”布洛克暗自思忖。“可是,如果他相信比卡爾是一個撒謊的叛徒,又怎能重視并引用他的揭發,似乎認為這些揭發很有魅力,真實可信的呢?如果相反,他把比卡爾看作一個坦率而正直的人,又怎能推測他在同格里布蘭對質時撒謊呢?”
  德·諾布瓦先生象這樣同布洛克談話,仿佛他們兩人的意見一致似的,很可能就因為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重審派,他覺得政府反對重審的立場還不夠堅決,于是和重審派一樣成了政府的敵人。也許還因為他給自己規定的政治目標具有更深刻的內容,不在國內,而在國外,重審派不過是一种無足輕重的特殊形態,不值得一個胸怀外交大事的愛國者挂心。更确切地說,也許因為他的明哲的政治格言只适用于形式、程序和机會問題,而對實質問題,就顯得一籌莫展了,正如在哲學上,純邏輯無法解決生存問題一樣,或者因為他這种明哲的政治頭腦使他感到討論這些問題要擔風險,為了謹慎起見,索性只談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布洛克錯就錯在他認為,德·諾布瓦先生性格即使不那么謹慎,思想即使不那么絕對,只要他愿意,還是會把亨利、比卡爾、迪巴蒂·德·克拉姆1的作用和這個案件的詳情細節如實告訴他的。事實上,布洛克不可能怀疑德·諾布瓦先生了解事情真相。既然他同部長們有來往,怎么會不了解呢?當然,布洛克認為政治的真相可以被頭腦最清醒的人大体地分析出來,但他和大多數國民一樣,想象這种真相永遠無可置疑地、實實在在地存在共和國總統和內閣總理的秘密檔案里,而總統和總理肯定會把實情告訴各位部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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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迪巴蒂·德·克拉姆,法國陸軍總參謀部成員,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負責偵訊工作,篡改、編造罪證,加害德雷福斯。

  然而,即使政治的真相与文件有一定的關系,但這些文件的价值無論如何也比不上一張X光片子的价值;人們一般認為病人的疾病會清楚地顯示在X光片子上,其實X光片僅僅提供一個判斷新的數据,它和其他許多數据匯合,醫生据此作出推論和診斷。所以,當我們接近知情人并以為就要了解實情時,政治的真相卻會偷偷地溜走。甚至在后來——還是談德雷福斯案件——當亨利供罪,繼而又自殺時,對于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那些主張重審的部長們立即同經辦此案的卡芬雅克1和居伊涅2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釋,而卡芬雅克和居伊涅本人也發現指控德雷福斯的證据是假的;即使是主張重審的部長,盡管他們有相同的感情色彩,不僅用作判斷的證据相同,而且本著同一种精神,但他們對亨利扮演的角色,解釋也是南轅北轍,一部分人認為亨利是埃斯代阿西的同謀,另一部分人卻認為迪巴蒂·德·克拉姆是同謀,這樣,他們也就轉而支持他們的對手居伊涅的論點,卻同他們的同党雷納克3背道而馳。布洛克從德·諾布瓦身上可能得到的全部印象是,如果總參謀長德·布瓦德弗爾將軍4果真派人給羅什福爾5秘密傳遞過消息,那么,這里面肯定有什么令人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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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卡芬雅克(1853—1905),曾擔任過陸軍部長,狂熱鼓吹軍國主義,頑固反對重審德雷福斯案,否認亨利作偽證。
  2居伊涅,法國陸軍總參謀部上尉軍官,亨利作偽證被揭露后,他負責核實工作,很快就發現亨利偽造證据的痕跡。
  3雷納克(1856—1921),法國政治人物和記者,當過眾議員,支持重審德雷福斯案件。
  4德·布瓦德弗爾(1839—1919),德雷福斯案期間,曾任法國陸軍總參謀長,他知道指控德雷福斯的罪證是假的,但他仍然主張維持對德雷福斯的判決。
  5羅什福爾(1830—1913),法國作家和政治人物,1895年,多次發起宣傳運動,聲討德雷福斯,贊成极端民族主義。
  “請您相信,陸軍部長至少在心里詛咒他的總參謀長該下地獄了。依我看,公開否認決不是多此一舉。但是陸軍部長只是在茶余酒后明确地談過自己的看法。再說,有些問題必須慎重,如果引起騷動,會導致無法控制的局面。”
  “不過,這些證据顯然是假的呀,”布洛克說。
  德·諾布瓦先生不作回答。但他聲稱他不贊成亨利·奧爾良親王1在法庭上大吵大鬧:
  “再說,他這樣做只會扰亂法庭,引起騷動,而這种騷動不管從哪方面講都是令人遺憾的。當然啦,我們必須制止反軍國主義的陰謀,但是,我們也不需要由右派挑起的爭斗。右派非但不鼓動人民愛國,反而利用人民的愛國熱情。謝天謝地,法國不是南美模式的共和國,不需要一個搞軍事政變的將軍。”
  布洛克試圖讓他談談德雷福斯的罪行,預測一下法庭對這場審理之中的民事訴訟會作出怎樣的判決。但他枉費心机。不過,德·諾布瓦先生似乎很樂意對判決的后果談一些細節問題。
  “如果是判刑,”他說,“就很可能被撤銷,因為這場訴訟案的證詞很多,不會沒有可供律師援引的不合法定手續的證詞。關于亨利·奧爾良親王大鬧法庭一事,我還想再說一句,我很怀疑這是不是符合他父親的口味。”
  “您是說夏爾特爾公爵2站到德雷福斯一邊去了?”公爵夫人微笑地問道,但她的眼睛都瞪圓了,臉漲得通紅,鼻子埋在她的點心盤中,露出憤慨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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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奧爾良親王(1867—1901),法國探險家,曾几次到中亞、東非探險。反對重審德雷福斯案件。
  2夏爾特爾公爵(1840—1910),亨利·奧爾良親王的父親。
  

“絲毫也不。我只是想說,一個家庭中在這方面有一种政治意識。這种意識,我們在可敬可佩的克萊芒蒂納公主1身上看到它登峰造极了,而她的儿子費迪南親王2猶如繼承一份珍貴的遺產那樣把它繼承了下來。保加利亞親王3可不會把埃斯代阿西少校摟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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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克萊芒蒂納公主(1817—1907)出身波旁王朝一支奧爾良家族,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浦的女儿。
  2費迪南親王(1861—1948),克萊芒蒂納公主的儿子,1887年至1908年為保加利亞親王,1908年至1918年為保加利亞國王。一生野心勃勃,統一保加利亞,促進國家進步。
  3保加利亞親王即費迪南親王。
  
“他宁愿摟一個普通士兵,”德·蓋爾芒特夫人咕噥道。她經常和這個保加利亞人在儒安維爾親王府共進晚餐。有一次,他問她是不是愛嫉妒,她回答說:“是的,殿下,我連您的表帶都嫉妒。”
  “您今晚不去參加德·薩岡夫人的舞會嗎?”德·諾布瓦先生為了結束同布洛克的談話,對德·維爾巴里西斯夫人說。
  大使不是不喜歡布洛克。他后來不無真誠地同我們談起了他對他的印象,當然這是因為在布洛克的語言中保留著他已拋棄不用的新荷馬風格的痕跡:“他相當有意思,說話文縐縐的,盡用些古詞。他和拉馬丁或讓·巴蒂斯特·盧梭1一樣,動不動就提‘九位文藝女神’。這在當代青年中寥寥無几,即使在上一輩青年中也是屈指可數。我們這些人過去都有些浪漫。”但是,即使他覺得談話人有一种新奇感,他也認為談話的時間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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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讓·巴蒂斯特·盧梭(1671—1741),法國詩人,著有《大合唱》、《贊美詩》、《頌歌》等詩集,大多以神話為題材。
  .......
  布洛克還是放不下德雷福斯,又向德·諾布瓦先生提出了一大堆問題,德·諾布瓦先生無可奈何,只好回答他說,他的“初步”印象是,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有點稀里糊涂,被選來經辦這個案子不很合适,象這樣一件棘手事,沒有极其冷靜的頭腦,高度的判斷力和專門的知識是難以胜任的。
  “我知道社會党強烈要求判處迪帕蒂上校死刑,立即釋放魔鬼島上的囚徒。但我想,我們還不至于落到這种讓謝羅代爾—里夏1之流任意凌辱的地步。這個案子至今還沒有理出頭緒。我不說雙方沒有什么相當卑劣的行徑要掩蓋。我也不想否認,在您那一派中,有些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可能多少有點公心,甚至是一片好心。但是,要知道,好心也會辦坏事!要緊的是,政府給人的印象与其說掌握在左派集團手中,毋宁說俯首听命于某個御用軍隊,請相信我,這個軍隊已不成其為軍隊。不言而喻,如果再發生意外,重審程序就會開始。后果是明擺著的。要求重審不過是撞進開著的大門,輕而易舉。到那時,政府就該知道要理直气壯地表明態度了,否則就得放棄它的主要權力。光東拉西扯、不痛不痒地說几句是不夠的。應該把德雷福斯提交法官審理。這事不費吹灰之力嘛,因為盡管在我們溫和的、喜歡誹謗自己的法國,人人養成了習慣,相信或讓人相信要听到真實的公正的聲音,必須穿過英吉利海峽,這往往是到達施普雷河2的間接途徑,但是并不是只有柏林才有法官。不過,一旦政府開始行動,您會听它的話嗎?當它敦促您履行您的公民義務,您會站到它一邊嗎?如果它發出愛國號召,您會裝聾作啞,不回答‘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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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謝羅代爾—里夏(1866—1911),法國記者和政治家,社會党人。
  2施普雷河為德國河流。
  
德·諾布瓦先生向布洛克提這些問題時,語气很激烈,這使我的同學既惶惑不安,又喜出望外。因為大使對他講話就象在同一個党的全体成員講話一樣,他向布洛克提問的神气很象是得到了這個党的信任,并且對作出的決定能承擔責任似的。“如果您不繳械投降,”德·諾布瓦先生不等布洛克回答,就又繼續下去了,“如果您相信某個盅惑人心的口號,在确立重審程序的法令頒布后,您不立即繳械投降,相反仍堅持某些人所謂的l’ultimava-tio1的無益的敵對立場,如果您憤而引退,破釜沉舟,決不回頭,您就可能要吃大虧。您難道被那些制造混亂的人俘虜了?您對他們發過誓?”布洛克不知如何回答。德·諾布瓦先生也不給他時間回答。“如果象我認為的那樣,您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在您身上有一點我認為在您的上司和朋友們身上恰恰缺少的東西,也就是有那么一點政治意識,如果在刑事法庭開庭的那天,您不會被那些混水摸魚的人拉入伙,那么您就會受到全巴黎的贊譽。我不能保證整個陸軍總參謀部都能擺脫干淨,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人能不激起公憤而挽回面子,我看這就不錯了。此外,顯然應該由政府頒布法令,減少逍遙法外的罪犯(這樣的人太多了),而不是听信社會党人或某一個丘八的挑唆,”他接著又說,邊說邊看著布洛克的眼睛,他也許和所有的人一樣,說話時,本能地想尋求對方的支持。“政府的行動應該不受有些人競相許諾的影響,不管是誰的許諾。謝天謝地,現在的政府既不在右派德里安上校2,也不在左派克雷孟梭3先生的控制下。對于那些職業鬧事者,應該采取強硬態度,不讓他們抬頭。絕大多數法國人都渴望安居樂業!這也是我追求的目標。但是不要怕引導輿論。如果有几只綿羊——是我們的拉怕雷4非常熟悉的綿羊——低著頭硬往水中跳,就應該向他們指出水是渾的,是被一些外來的敗類為掩蓋險象叢生的海底而故意攪混的。政府在行使基本上屬于它的職責,也就是發揮司法女神作用的時候,千万不要讓人感到它擺脫被動是出于無奈。政府會接受您的全部建設的。如果政府能證明法院确實有錯誤,它就能得到絕大多數國民的支持,也就有了活動余地。”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fred_Dreyfus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
http://xiaomao1693.blog.hexun.com.tw/50401998_d.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C3%89mile_Zola


普魯斯特最政治也最有理想性的一個舉動,應該是連署了一個抗議軍方不公的運動。

1899年9月19日作家左拉Emile Zola在震旦報 L'Aurore發表《致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 (見上圖) 。

左拉  控訴軍方審判不公,種族歧視。1894年,軍方秘密審判實習軍官猶太人德雷福斯 (Alfred Dreyfus)是否洩密給德國,證據不足還是被判通敵叛國罪,最後送至政治犯出名的法屬圭亞那惡魔島監禁。後來新證據顯示洩密另有其人,德雷福斯還是得不到平反。Hubert-Joseph Henry少校甚至偽造證據以陷害德雷福斯,提供新證據的人在德雷福斯出發到非洲服刑前說出實情,還被判刑60天。

 Alfred Dreyfus


德雷福斯夫人找上左拉幫忙,經過一番掙扎他本著良知寫了《我控訴》。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紛紛站出來表達他們的憤怒與正義之言,導致"intellectual"知識分子一詞開始出現,並取代了17-18世紀"Man of Letters" (‘belletrist’, from the French belles-lettres),成為形容社會菁英的用語。Man of Letters"用以形容那些活躍沙龍的社會菁英,當時社會能閱讀之人不多,故而僅有貴族與新興中產階級新貴等才懂得閱讀。

那個年代對宗教與各種禁忌的矛盾也在德雷福斯事件時達到高峰


1899, Emile Loubet 總統終於特赦德雷福斯,他因此名垂法國歷史。但他認為:「是社會創造出了德雷福斯。」當支持者因他被宣布無罪時喊:「德雷福斯萬歲」時,他說:「不,法國萬歲!」


以下是書中兩冊提及德雷福斯事件的故事部分
【Volume 3: The Guermantes Way】
The Narrator’s family has moved to an apartment connected with the Guermantes residence. Francoise befriends a fellow tenant, the tailor Jupien and his niece. The Narrator is fascinated by the Guermantes and their life, and is awed by their social circle while attending another Berma performance. He begins staking out the street where Mme de Guermantes walks every day, to her evident annoyance. He decides to visit her nephew Saint-Loup at his military base, to ask to be introduced to her. After noting the landscape and his state of mind while sleeping, the Narrator meets and attends dinners with Saint-Loup’s fellow officers, where they discuss the Dreyfus Affair and the art of military strategy. But the Narrator returns home after receiving a call from his aging grandmother.

【Volume 4: Sodom and Gomorrah】
Mme de Saint-Euverte tries to recruit guests for her party the next day, but is subjected to scorn from some of the Guermantes. Charlus is captivated by the two young sons of M. de Guermantes’s newest mistress. Saint-Loup arrives and mentions the names of several promiscuous women to the Narrator. Swann takes the Narrator aside and reveals the Prince wanted to admit his and his wife’s pro-Dreyfus leanings. Swann is aware of his old friend Charlus’s behavior, then urges the Narrator to visit Gilberte, and departs. The Narrator leaves with M. and Mme de Guermantes, and heads home for a late-night meeting with Albertine. He grows frantic when first she is late and then calls to cancel, but he convinces her to come. He writes an indifferent letter to Gilberte, and reviews the changing social scene, which now includes Mme Swann’s salon centered on Bergotte.

( 知識學習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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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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