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
 
我到台灣訪問時，雜文家柏楊已經去世，我無緣與他見面並向他表示感謝—他的作品是我少年時代精神啟蒙的引信。
 
若要列舉中學時代對我的價值觀的形成最具影響力的書，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必定是不能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囂與騷動的中國，那本印刷和裝幀極為粗糙、或許是盜版的《醜陋的中國人》跟蘇曉康的《河殤》、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劉曉波的《審美與人的自由》、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等書一起，並排放在我的枕邊，時時加以翻閱。這些書點燃了我對自由和正義的渴望。柏楊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國人的種種醜陋面，都在我身邊真切發生。「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的「知識人」在沉痛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發出的一記刺耳警鐘。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我歷盡艱辛，找到所有柏楊在中國出版的著作。如果少年時代沒有讀過柏楊那嬉笑怒罵、汪洋恣肆的雜文，我或許不會那麼早從中共的愛國主義洗腦教育中掙脫出來。前輩作家王鼎鈞評論說，柏楊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結，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從十五歲起，我從刻意模仿柏楊的雜文寫法，邁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

沒有在柏楊生前與之見面，是我的一大遺憾。如何彌補未能與柏楊「同遊」的遺憾呢？我去了台南的「柏楊文物館」，也去了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中當年的監舍「綠洲山莊」。我步入柏楊做過的那間牢房，炎熱的六月，火燒島真如火燒。我在人權紀念碑上看到了柏楊手書的那句痛徹肺腑的話：「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於我而言，向柏楊致敬，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寫一本跟《醜陋的中國人》相媲美甚至超過它的書。從下筆第一篇文章，到結束最後一篇文章，中間橫亙著十九年時間，這本書，就是《卑賤的中國人》。

中國人，你為何「自願為奴」？
 
一九八四年，柏楊受邀訪問美國，在愛荷華大學演講「醜陋的中國人」，批判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以及「不能團結」等，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訪美的最後一站是紐約，當他再一次把中國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一名聽眾提出不同看法：「世界各國到處都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柏楊回答說：「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而是中國人的羞恥，看它的髒、亂、吵，和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榨，實在是應該自顧形慚。」次年八月，《醜陋的中國人》由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緊接著，大陸版、韓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紛紛問世。此後十多年，關於此書風波不斷，柏楊由此成為華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識分子」。
 
「醜陋的中國人」這一富於刺激性的說法，在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社會同步引發自五四時期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之後又一輪民族性反省的高潮。八十年代後期，這本書在中國引起的轟動比在台灣還要大，那時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代，柏楊這位外來者不經意間成了點火者。在我的中學時期，柏楊是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有井水處必有柏楊」，連中學語文老師都拿柏楊的文章來當範文。
 
柏楊行文江河萬里，逸興遄飛，《醜陋的中國人》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著，柏楊本人並未對「醜陋」作出具體的定義。學者姚立民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病徵—醬缸》一文中，梳理出「醬缸文化」的若干表現：對權勢的崇拜狂、自私與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殘忍、文字欺詐、對殭屍的迷戀和膚淺虛驕等方面。其實，在我看來，中國人的「劣根性」已非「醜陋」一詞所能形容，更準確的概括應當是「卑賤」。如果說柏楊在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看到了「醜陋」，那麼我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則看到了「卑賤」—跟「卑」有關的詞語有卑劣、卑鄙、卑微、卑下等，但都沒有「卑賤」的含義那麼豐富和深刻，它背後有一種自我作踐並自我炫燿的「自願為奴」心態。

生活在十六世紀、三十三歲即英年早逝的法國學者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學生時代完成的習作《論自願為奴》，意想不到地成為最早討論權力如何異化人性的傑作。在這本書中，作者只想弄明白這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那麼多城鎮、那麼多民族，有時候竟能夠忍受一個獨夫暴君的為所欲為？億萬民眾何以低著腦袋、戴著枷鎖，奴隸般地屈從？他的結論是：是人民自我奴化，自割脖子。「他們可以選擇做臣民，也可以選擇做自由人；他們可以拒絕自由，戴上枷鎖，認同其不幸，或者繼續其不幸。」波埃西進而揭示了暴政的構成及其運行的奧秘：「獨裁者高高在上，他手下有五、六個心腹，這些人手下還有五、六百個下屬，然後有五、六千個爪牙，一直往下形成一張巨網，所有人都被網羅在其中。」
 
每個國家，都會有「自願為奴」的群體或時代。但惟有在中國，「自願為奴者」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暴政延續的時間也最長—許多曾遭中國嘲笑的、茹毛飲血的「落後國家」，如今都已爭取到民主自由，只有中國仍被冰凍在前現代的「秦制」之中。「自願為奴者」的最大人格特徵和精神症狀就是「卑賤」，從義和團到紅衛兵再到「小粉紅」，從馮玉祥到周恩來再到溫家寶，此類自以為聰明的奴才，滿坑滿谷，數不勝數，我才想到或許我可以寫一本《卑賤的中國人》。
 
那時我想：真正完成《卑賤的中國人》這本書，非得要等我逃離中國之後。或許，只有身處異國他鄉，才能具備觀察和批判中國人「卑賤」特質的距離感，不再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換言之，惟有逃離醬缸，才能發現醬缸中蛆蟲般的人生是何等不幸。
 
蛆蟲們從不仰望星空。先後兩任中共外交部長都以「卑賤」為美、以「卑賤」為榮。唐家璇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偉大光榮正確，那為什麼十四億生命願意投胎到中國來？」李肇星說： 「你是一個中國公民，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光榮的？」無疑，這類人物就是我在書中要猛烈批判的對象。

中土已無「知識人」，舉世同唱「和諧歌」
 
「卑賤」人格由流氓文化、太監文化、優孟文化和三者合力形塑而成。我在此處所謂的「卑賤」，不是指社會身分和經濟地位上的卑賤，而是指精神和人格層面的卑賤。底層社會和邊緣遊民當然有卑賤的一面，但我不會像動輒「自我感動」的左派人士那樣，用「政治正確」的原料塑造「窮人高尚」的謊言；反之， 我從加爾文（John Calvin）神學的精髓「人的全然敗壞」出發， 發現窮人與富豪和權貴一樣，都是全然敗壞的罪人。窮，不會讓窮人變得更善良、更純潔。電影《盲井》中的故事不斷在現實生活中上演：有農民工花錢買來智障少年，假裝是自己的弟弟，將其帶入礦井深處謀殺，然後向礦主訛詐賠償費。這已然發展為一條生財之道。礦工之「心黑」，與煤老闆之「心黑」相比，似乎毫不遜色，人心之「黑」比煤炭的 色更「黑」。
 
在本書中，我的重點不是討論底層社會「黑惡化」的趨勢， 作家廖亦武在其《中國底層訪談錄》中早已提供了無數鮮活的素材；我將著力於梳理中國「知識人」精神與人格沉淪的脈絡。顧炎武說，士之無恥，可謂國恥。晚明時，士大夫的心靈潰敗，跟今日中國「知識人」的賣身求榮何其相似！今天的中國，如同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動物農莊》，如同老舍筆下的《貓城記》，如同宋澤萊筆下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是非、善惡、正邪，完全顛倒。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活得無比艱難；卑賤者偏偏如魚得水，飛黃騰達。
 
史學大師余英時提出了「知識人」這一概念，「知識人」是文明的守護者，是卑賤者的天敵。余英時倡導將「知識分子」一律換為「知識人」：「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麼都在裡頭。我要恢復人的尊嚴」。由此，他提出了對「知識人」的全新定義：「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以此衡量，當下之中國，誰符合「知識人」的標準？

當今中國，竊取「知識人」冠冕的，偏偏是那些卑賤者。倡導「新權威主義」的學者蕭功秦，先捧薄熙來的臭腳，然後向習近平三跪九叩，夢寐以求「被御用」而不得，宛如失戀者一般哀怨；號稱「中國站起來了」的作家摩羅，早已忘記自己曾以「恥辱者」自居，搖身一變成為向希特勒（Adolf Hitler）舉手致敬的納粹分子，得到官家賞賜的研究員職稱；《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苦口婆心地勸誡人民要理解和容忍腐敗這一「普遍現象」，自己卻因公款旅遊而遭到主管單位《人民日報》通報批評，並在民間自發評比的「人渣榜」上名列榜首；百歲老人楊絳去世，她留下的文章可以熬成一大鍋讓文青們食指大動的「心靈雞湯」，長壽是中國人最高的信仰，誰敢對長壽者不敬呢？這些人不符合余英時所說的「知識人」這個概念—他們有知識、有文化，卻沒有脊梁和良心。
 
在臭氣薰天的醬缸中，豈有冰清玉潔的身體與閃閃發光的靈魂？那些以「知識人」自居的「大師」，個個與獨裁者「精神同構」。首先，他們都是「大中華膠」，一說起「祖國統一」，便兩眼放光，全身顫抖。中研院院士、著名作家、名教授，統統解不開大一統之魔咒，即便實現民主化的台灣，也有陳映真、李敖、朱雲漢、彭明輝、林中斌之流，欣欣然加入「中國崛起」之「大合唱」，偏偏看不到舞台背後普羅大眾的斑斑血淚，真是「不向蒼生說人話，偏向強權唱頌歌」。其次，他們都有「偶像崇拜」情結，從孔夫子崇拜到毛澤東崇拜，從溫家寶崇拜到習近平崇拜……第一個泡沫破滅了，就塑造第二個，樂此不疲，永不休止。沒有偶像，他們就活不下去；誰要戳破偶像，他們就跟誰過不去—我自然成了他們的眼中釘。第三，他們又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患者」—這個心理症狀早該改名為「北京綜合症候群」。被非法軟禁並被警察毆打的藝術家艾未未，到了德國之後卻大肆讚美中國是法治國家，出國才學會「愛國」；被薄熙來抓捕判刑的記者姜維平，為參與整肅薄熙來的習近平大聲鼓掌，無視習近平是加強版薄熙來的事實，進而誹謗獄中的勇士劉曉波。從英雄到小丑的轉換，何其迅捷！

中國人需要「心理革命」和「治療文化」
 
《卑賤的中國人》這本書只是邁出第一步—揭露事實，指出病症。如何醫治，如何讓中國人脫離卑賤的人格和精神狀態， 目前我並沒有現成藥方。
 
德國心理學家約阿希姆．馬茨（Hans-Joachim Maaz）在東德政權下度過大半生，後來供職於教會救濟會，在政府的監視和教會的限制下，艱難地從事心理治療工作。在蒐集了數千個病例之後，他驚訝地發現，精神疾病的患者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全東德人民的生活方式已嚴重失常，其範圍不僅囿於政治和社會領域，也波及科研、經濟、法律、藝術、教育，直至人際交往、日常文化等各個社會層面，更重要的是對個體心理結構也產生了影響。」他又發現，造成民眾精神疾病的罪魁禍首乃是專制體制本身：「長期的紀律教育、宣傳蠱惑以及不容任何異見的偏狹作法，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將外在的強制力轉化為內在的壓抑。這一體系會長久地向個體施加影響，直至個體在心理機制上最後徹底完成自我奴化的過程，完成自我破壞的轉化。」
 
馬茨本人以「內在的流亡者」自居，他對體制有過反抗，付出了女兒失去升學機會的沉重代價；但他坦然承認自己只是做了「有限的反抗」，他願意深入思索過去慘痛的歷史，進一步認識個體的過錯和責任，而不是統統推卸到替罪羊們或政府的頭上。於是，他寫出《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一書，寫作也算是一段自我療救的過程。

馬茨在分析東德官方的宣傳術時指出：「黨的宣傳手段就是表決心、獻忠誠，粗鄙的政治口號、荒謬愚蠢的政治運動，還有明目張膽的公開扯謊。所有一切的背後，其實都隱藏著一套心理戰術。」這彷彿就是對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最強而有力的描述。馬茨指出，在黨的控制和規訓之下，出現了兩種人：第一種是受控於這些宣傳的人，簡單而天真，他們整日疲於奔命，無暇顧及其他，就像動物一樣，需按照主人規定的時間表得到馴養。第二種是有些不同意見的人，但在常年累月的宣傳中，他們的自主性和活力會被消磨殆盡。還有一些會被政治宣傳的粗俗和膚淺激怒的人，他們在理智和情緒上都出現強烈的抗拒和反感。然而，一旦表達出口，馬上就會受到懲罰、羞辱和排擠，當壓力持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的憎恨和憤怒便會自行慢慢消化，直到最終放棄排斥和壓力以獲得解脫，或者乾脆與施暴者同流合污。
 
對此兩類人，精明的獨裁政權做出了不同的定位與安排。「第一種人已習慣於服從，他們可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一直順應生存下去。第二種人經歷磨難和摧殘，可以說更具備接班人的條件，他們在事業上發展的領域寬廣無比，無論是在黨政國家機關、國家安全部門，還是軍隊和經濟文化高層。」如果說第一種人的特徵是愚蠢，那麼第二種人的特徵就是卑賤。愚蠢者是獨裁帝國的群眾基礎，卑賤者卻能躍升至統治階層。在中國，曾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朱鎔基，需要何等隱忍才能重新獲得黨的信任，熬成國務院總理？而長期被中國主流學術界排斥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在頒獎典禮上居然開口感謝毛澤東，難道是出於某種怪異的受虐狂心態？還有明明已成為美國人、在美國智庫任職的華裔學者李成，不遺餘力地為中共辯護，並用色彩斑斕的學術包裝紙來包裹這團「敗絮」。在此，我先指出他們的卑賤， 進一步的心理分析有待受過心理學訓練的後來者完成。

跟民主德國政權相比，中共政權更加殘暴、下流和粗陋— 共產主義的「東方化」，出現了中國、北韓、紅色高棉這樣的怪胎。未來的中國，需要有一本中文的《情感堵塞》，需要經歷一場「心理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治療文化」。因為，與制度轉型相配合的是心理和精神轉型。一個公平與正義的國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賤者來建設完成。「卑賤」的人格和精神，構成了專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賤」的人格和精神，自由與秩序永遠不會從天而降。
 
誰要「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
 
在中文推特圈上，我偶然發現有一則八零後年輕網民的留言：「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在推特上看到最噁心的一句話，它散發著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íma）所說的「陰溝裡的氣味」，以及德國思想家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這句話不是幽默，不是戲說，不是調侃，而是國家主義與民粹主義合流的法西斯主義的表徵，也是男權中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信仰者最不加掩飾的情緒宣洩。
 
這是一種赤裸裸的威脅，不僅是對被娛樂界譽為「台灣第一美女」林志玲的威脅，也是對兩千三百多萬台灣民眾的威脅。我不是林志玲及其親友，也不是其粉絲，但我覺得自己也被威脅、侮辱了。我不能坐視此種邪惡思想的泛濫，我是人類的一員，擁有上帝所造之人的尊嚴與自由，此尊嚴和自由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喪鐘為誰而鳴？為我們每一個人而鳴。
 
這樣的「幽默」是希特勒和毛澤東崛起的精神基礎
 
暴力和對暴力的熱愛是一種傳染病。在網際網路沒有出現以前，有一種語帶威脅的、匿名的欺詐信件四處氾濫。我常常收到從郵局寄來、沒有發信人姓名和地址的某種信件，信中說：「你必須將此信複製後發給一百個人，否則你就會遭遇不幸、飛來橫禍。」後來，這類信件又升級為電子郵件和手機簡訊。

一般來說，人們會怎樣對待此類信件呢？真正聽從威脅者命令的人並不多，但大部分人漠然視之，不加深究。作家筱敏寫道：「我們頂多潔身自好，或者像我這樣躲閃開來，祈求厄運別沾上自己；也有一些人屈從，把那威脅轉嫁於旁人，求得自己的解脫，而以為這行為算不得作惡。結果，那子虛烏有的威脅，就通過我們的卑瑣懦弱而變得強大。與此同時，我們還親手培植了一個醜陋的信仰，讓一種陰溝裡的氣味充斥我們生存的空間。」在此意義上，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人類的受苦，人類的被奴役，多半是自找的。
 
我看到「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這句貌似俏皮的話時，不禁想起以前收到過的此種信件。這是一種試圖將人當作傀儡操縱的暴力思維，暴力總是以奴役人的肉體和俘獲人的心靈為樂。這句話的背後，是兩個不容質疑的邏輯推導：第一，既然中國的軍事力量強於台灣，台灣就應當被中國所征服；第二，誰充當暴力的同盟軍，誰就能佔有林志玲這樣的台灣美女。當年共產黨軍隊向西北進軍時，不就瘋狂地叫囂「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嗎？這是支撐中國社會結構的「元規則」，在此「元規則」之下，愛、憐憫與公義全部蕩然無存。
 
我不願接受此種「元規則」的統治和控制，並拒絕這種挑戰人類道德倫理底線的「平庸之惡」。我在推特上寫道：「這句話的背後是可怕的暴戾之氣，以及將女性當作玩物的男權中心主義心態，實在是無比邪惡。居然有人可以無恥到這種地步，我很懷疑他還是不是人。」
 
我的回應並不溫文爾雅，坦率地說，面對這句話我做不到心平氣和。我的回應發出去之後，很多網民立即用「不懂幽默」來反駁我。說那句話的人回敬說：「以余杰的智力，表演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作正義狀了。」還有人說：「居然有人可以正經到這種程度，我懷疑他還是不是活人。」有人說：「開個玩笑，犯得著那麼認真啊。」有人說：「頭巾氣，明顯玩笑話呀。」也有人說：「老師理解的笑話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明顯的反諷都看不出來，莫非大腦比常人少幾個溝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