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皆知，侯寬仁起訴馬英九的理由是：特別費是「公款」，且應「全部用於公務」。

但是，同樣一個侯寬仁，於不起訴謝長廷及蘇貞昌之後表示：在謝蘇的「特別費帳戶裡」，「支出多於收入」，所以「不必管特別費是什麼性質」（按，亦即不論特別費是否「公款」），都不必再逐筆逐項細查細究，也都沒有貪汙的問題。

侯寬仁說：本案中沒有查到「贓物」，也就「不必管什麼叫做贓物」。這意思是說，不必再論特別費究竟是「實質補貼」或是「公款」了。但是，既然「不必管什麼是贓物」，如何查贓？

侯寬仁的說法漏洞百出。因為，馬案起訴的主要理由是認定「特別費是公款」，且應「全部用於公務」；但侯寬仁等怎可只因謝蘇的特別費帳戶「支出多於收入」，即未再逐筆逐項核對支出與「公務」是否有關，而逕自認定其「全部用於公務」？在謝蘇案中，侯寬仁等其實是根本「沒有查贓」，而不是「沒查到贓」；因為，只憑「支出多於收入」的理由，無論如何皆不能獲致「全部用於公務」的結論。

就馬案論馬案，至少侯寬仁的偵辦邏輯是自具自足的：首先建立了「特別費是公款」的前提，且否定了「大水庫」，所以逐筆逐項查究馬英九及其整個家庭的全部金錢收支，再判斷「特別費帳戶」是否「全部用於公務」。

但是，在謝蘇案中，侯寬仁等僅因「支出多於收入」即未再逐筆逐項細究，形同拋棄了「特別費是公款」的前提；因為，既是「公款」，卻未逐筆逐項細究，如何證實「全部用於公務」？又如何查得到「贓」？

謝蘇在市長或縣長任內，特別費「領據結報」（不需發票）的一半皆直接匯入私人帳戶（與馬英九一樣），但侯寬仁等以謝蘇帳戶「支出多於收入」，且採「大水庫理論」，即未再逐筆逐項細究；至謝蘇轉任行政院長或總統府秘書長，改以現金支領，侯寬仁等又說「委實無法追查其金錢流向及用途」。至於謝蘇特別費「憑證結報」（需要發票）的一半，侯寬仁等一方面認定均係「公務支出」，另一方面又稱為「保護隱私」而拒不公布細目。不僅如此，侯寬仁等又以「被告無須自證己罪原則」，一句話就免除了謝蘇自辯無罪的責任。

倘若以此與馬案對照，則何以馬案不採「大水庫理論」？何以馬案必須逐項逐筆清查？又難道國家制度對「匯入帳戶」或「支領現金」竟然課以不同的法律責任？又何以馬英九的「公務支出」即不受「隱私保護」而予全盤公布？更何以馬英九竟被褫奪了「被告無須自證己罪原則」？

這一切的雙重標準，這一切的政治操作，其主要根源皆因侯寬仁在馬案中將特別費認定為「公款」，且「應全部用於公務」；但在謝蘇案中，他卻公然拋棄了此一前提，竟稱「不必管什麼是贓物」，且既未細查相關金錢的流向及用途，則自然不知是否「全部用於公務」，以致未能追究謝蘇案的真相。

侯寬仁等在謝蘇案中未對「特別費」不需發票的一半究竟屬「實質補貼」或「公款」作出認定，顯已失職；如今竟然以「不必管特別費是什麼性質」（即不問其是否公款，及是否全部用於公務），來為謝蘇開脫，這更是公然的政治操作。

其實，特偵組偵辦謝蘇案，亦明明知道已陷於雙重標準；然竟辯稱馬案是「查黑中心」偵辦，謝蘇案則是「特偵組」偵辦，標準自有不同。但是，同樣一個侯寬仁，在查黑中心辦馬案時認定「特別費是公款，應全部用於公務」；但到了特偵組辦謝蘇案，竟然成了「不問特別費的性質，查不到流向與用途，被告無須自證己罪」。試問：連侯寬仁自身都不能「一體」，如何「檢察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