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政治犯的外孫女，與外公外婆的故事：

四歲那年，陪外婆去看醫生，公車上的座位剛要客滿，只剩分開的兩個座位。外婆腳痛，把自己安插在司機身後的空位，留我自動自發走向車尾，跟一個卷髮的男子同座。

涼爽的春天，風徐徐吹。男子摸摸我的臉，說妹妹好可愛，妹妹妳幾歲，妹妹要去哪裡呀？一切都很正常，大人逗小孩一定會有的、無聊的舉止。

車行兩站之後，他開始摸我的手。往下一站，摸我的脖子、耳朵。再往下一站，滑進我的腋窩。然後，掀開我的裙子……

我站起來，遠遠向前喊道：「阿嬤，我要跟妳坐！」起身走向車頭，站在外婆身邊。

「憨孫ㄋㄟ……」阿嬤笑我寧願守在她身邊罰站，溫柔地將我抱起，放在她的大腿之間。

春風徐徐吹拂，公車上恬適的午後。一切都很正常。牧歌般諸神午睡的時光。我沒有告訴阿嬤男人做了什麼，彷彿不必經由大人告誡，我自動就知道這種事情不可以說。阿嬤也沒有說，沒有說她此行，其實是去墮胎的。

我只記得與阿嬤坐了好久好久的車，從松山的福德街，坐到萬華的西藏路，下車時剪了兩段票，天空出血似的暈開一片鮮紅。

四歲的我並不預知，我即將擁有一個未曾謀面的外公。蔣總統變成先總統蔣公，第二個蔣總統頒布減刑令，遠在綠島的外公，已經移監新店軍監，夏天就要回家了。

外公1951年被捕，二十四歲。1976出獄，已經四十九歲。那年春天，四十二歲的外婆暗自拿掉一個孩子、一個私生子。剔除了一個髒東西，人生依舊不可能乾乾淨淨──假如外公不曾入獄二十五年，外婆會幸福一點嗎？可以免於憂鬱症嗎？那種將人生徹底癱瘓的、腐蝕的力量。

外公回到家，穿著那套二十五年前的舊衣服，像個從遠古走出來的土人，開口用日語問道：兒子呢？我們的兒子漢民呢？

死了，外婆說，在你入獄隔年病死了。外公入獄時，那個我未來該稱之為舅舅的人，僅僅九個月大。

親生兒子死了，卻多出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兒（就是我媽），還有一個外孫女（就是我）。我媽當時二十一歲，出生於外公入獄之後。

「裡面的日子很難過吧？」外婆打開衣箱，翻出一套全新的衫褲，說，「歡迎回家，這是我送你的禮物。」為了這套新衣，外婆在三十燭光的夜燈下，裁裁縫縫一個月。她在有錢人的家裡幫傭，每日從清晨工作至晚餐過後，就連丈夫出獄這一天，也不敢請假去接送。她不敢向僱主提起自己的身世，她工作地點出入的都是大官。

「裡面的日子很難過吧？」外婆說。

外公看著外婆的女兒，這個他入獄四年才出生的，陌生人，靜靜地接受了她。

裡面的日子很難過吧？──外公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是：外面的日子也不好過。謝謝妳沒有離開。

就這樣，我擁有了一個外公。一個沒有血緣的，親愛的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