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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作者：張宏傑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張宏傑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


第四章　　　　

不可複製的“黃金時代”　　


當然，過分的穩定和過於嚴格的禮儀約束，會使一個社會失去活力。春秋時代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絢麗多彩，是因為列國競爭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遠比西周時代的空氣更為自由。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制基礎上的大一統運轉良好，秩序井然，紀律嚴明，社會安定，堪稱“盛世”。然而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禮制嚴重束縛住了，除了一個周公，西周前期並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諸侯與周天子之間的血緣聯繫越來越淡漠，周王對地方的控制力越來越弱，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長達數百年的動盪期。在這個動盪時期內，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多極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於延攬知識與人才，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用腳投票的自由。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個國家。由此造成社會控制的鬆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鬆動的禁錮，人的精神首次獲得空前的自由發展空間。同時，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利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于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見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而隨著嚴格等級秩序的破壞，貴族精神逸出了上層社會的樊籬，流布到社會各個階層，與社會底層的草根活力和創造力結合起來，啟動了整個社會的能量，創造了中國歷史上一個不可複製的黃金時期。

首先從貴族精神中汲取營養，並推陳出新的士人階層。春秋時期，夏商周時代留下來的典籍不再是貴族的專利，普通人也有機會接受教育，進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時代的“士文化”，可以說是貴族文化的一種延續。事實上，百家爭鳴之中，那些起自社會中下層知識份子的驚人智慧並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他們接續的、依賴的精神資源是舊有的貴族文化。錢穆先生說：“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此下戰國興起，浮現在上層政治的，只是些殺伐戰爭，詭譎欺騙，粗糙暴戾，代表墮落的貴族；而下層民間社會所新興的學術思想，所謂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者，其大體還是沿襲春秋時代貴族階級之一分舊生計。精神命脈，一氣相通。因此戰國新興的一派平民學，並不是由他們起來而推翻了古代的貴族學，他們其實只是古代貴族學之異樣翻新與遷地為良。”　　　　


當然，士人們在貴族文化的基礎上生髮出許多嶄新的內容。士人們的心靈衝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鎖，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許多底層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識為資本，抗禮王侯，主宰著自己的命運。因此他們一個個活得頂天立地。他們第一次真正體驗到了自主的歡欣和自由的快樂，也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論語》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他們堅持以自我的價值判斷為標準，不屈從于任何權威，如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許多人寧願捨棄富貴，也要追求人格的獨立。比如段幹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齊國于陵子仲“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戰國時期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特徵。　　　　

除了士人階層，其他階層在春秋戰國時代也產生了強烈的獨立意識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獨立這些詞是不屬於貴族之外的其他群體的。到了春秋戰國，在那些底層社會的人才終於不再受制於身份的限制，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領為資本，主宰自己的命運。　　　　

春秋時晉國欒氏家族，依仗有一個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與國家作對，相國范宣子為此事極度煩惱。范宣子有一個奴隸名叫斐豹，主動向范宣子請纓，說我可以替你殺了督戎，但條件是你要給我自由。　　　　

范宣子大喜過望，馬上同意了這一要求，並且對斐豹發誓說：“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就是說，我當著太陽發誓，你殺了他，我一定上奏國君，把記載你奴隸身份的檔案燒掉。在隨後的決鬥中，斐豹殺掉了督戎，為自己贏得了自由。　

從這個故事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社會地位最卑微的奴隸，在春秋戰國時代也可以憑自己的本事來改變自己的地位。斐豹敢於和堂堂一國之相來面對面談判，向他的主人開出交換條件，憑的是他的能力。做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明確記載的被解放的奴隸，斐豹身上體現了早期中國底層社會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貴族等級制度的反抗。而范宣子也為這個奴隸的氣度所折服，不但接受了他的條件，還向他起誓遵守。這說明那個時代有作為的政治家的共同特點是識時務和通達。　　　　

讓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俠客的故事：晉人豫讓本是大貴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對手趙襄子除掉智伯，為了洩憤，又把他的頭顱作成溲器。豫讓十分生氣，他為了給故主報仇，混進趙府做僕人，想趁機殺掉趙襄子，結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趙襄子得知了豫讓為主復仇的動機，感于他的忠義之心，居然把他給放了。　　　　 然而豫讓仍不死心，於是拿漆塗在身上，讓自己身上長滿了惡瘡，又生吞木炭，讓聲音變得嘶啞。用自殘的方式，化妝易形，再次去刺殺趙襄子，結果還是被抓住了。趙襄子說這回我不能再放過你了，你死前有什麼要求就說吧！　　　　

豫讓說，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幾劍以盡我對智伯的心意。於是趙襄子就把外衣脫下來給他，豫讓對這件衣服連刺三劍，伏劍而死。　　　　

很多人對豫讓的舉動不解。因為豫讓當年也曾為範家、中行家效力，這兩家都被智伯滅了。在臨死之前，有人問豫讓：你當初不為範家、中行家報仇，反倒為智伯賣命，為什麼今天智伯被人滅了，你就非要為他報仇？　　　　

豫讓回答說：當年范家、中行家對我並不禮遇，而智伯待我像對待國士，我自然要用國士的行事方式來報答他。　　　　

豫讓的這一句回答，開了兩千年來“士為知己者死”的濫觴。豫讓認為，自己不是任何一個貴族的附屬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們之間就只有利益關係，人走茶涼。而如果你承認我的人格與你平等，對我以禮相待，那麼我願意為你這份尊重獻出生命。歸根結底，豫讓所追求的，是等級社會裏平民的個人尊嚴和自我價值的體現。在這個時代，平民階層首次開始用自己的價值標準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而不是再被等級和身份意識牽著鼻子走。　　　　

有這種人格追求為基礎，春秋時代的俠客們把中國俠文化的精神發展到了極致。《史記·遊俠列傳》對“俠”的基本特徵作了描述：“今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尊嚴，是俠客們的眼珠。

記得讀到過一個日本人寫的帖子。他說，我們尊敬古代的中國人，看不起後來的中國人。因為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很不一樣。

    這話聽起來刺耳，細一想確實如此。如果仔細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三疊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這裏可以隨手舉幾個例子。

    先說尚武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那些爭雄競長的大國，個個都強悍好戰。《詩經·秦風·無衣》的“注”中就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班固在《漢書》中也說:“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

    當時東方大國齊國民風強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氣，和今天的韓國人差不多。貴族們常常在道路上駕車相撞，國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連今天說著吳儂軟語的吳越地區，在先秦時代也是一片氣質剛勁的土地。《淮南子·主術訓》篇說:“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班固這樣描寫這片土地的尚武遺風:“(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春秋時代，貴族個個都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那時候的中國人，不喜歡一步三搖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所以《詩經》言莊薑之美，必先言“碩人其頎”。寫魯莊公之美，必說他“猗嗟昌兮，頎而長兮”。那個時代美男子的標誌是大個子，卷頭髮，濃鬍鬚，最好還帶點狐臭味。《詩經·齊風·盧令》讚美獵人，就說他“美且鬈，美且偲”，也就是說他鬈發多須。同樣，《詩經·陳風·澤陂》中說，“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於是令女主人公心生愛意，在單相思中苦悶不已。

    我們再來看看後來的中國人。

    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意外地發現，中國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驚訝地發現，這個帝國裏最聰明的人看起來都像女人:“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居留中國的幾十年裏，利瑪竇也看過上流社會的人打架，不過其情景卻讓他啞然失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這些男人不惜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他們的長長的頭髮，考究地整理他們的服飾，他們就這樣悠閒自得地打發著美好的時光。”

    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更驚訝于中國人的膽小。古伯察說:“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頗具剛毅的中國人，一旦遇到態度堅決，意志不撓的人，馬上就會變得軟弱，像患了癔病。面臨困難的中國人嘴裏常說‘小心’，即‘膽子要小’。”羅斯則說:“中國兒童不像歐洲兒童那樣蹦蹦跳跳……對武力的讚賞已經完全沒有了。大男子當眾啼哭而不以為恥。”

    一個例子也許說明不了問題，我們再來看看俠義精神。

    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的光芒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們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他們如同珍視眼珠一樣珍視自己的個人尊嚴，對“平等”兩個字的珍視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即使在座位安排這樣的小事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春秋時代的俠客們天馬行空，無視法律規範，只聽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卻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第四十五回鑽天鼠盧方初次見到包拯，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麼?”於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

    春秋時的俠客傲視王侯，對任何人都不假辭色。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終極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如《三俠五義》所寫，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裏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五鼠則是陷空島漁霸。

    讀《春秋》《戰國策》和讀清代《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兒女英雄傳》這些“俠義小說”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俠義小說已經完全成了忠君事上觀念的宣傳品。俠義精神受到專制倫常觀念的深刻侵蝕，禮教尊卑鮮明地取代了自尊獨立。魯迅說，《三俠五義》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俠客，實質上卻是奴才，“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他們“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說過了俠，我們再來看看儒。

    後來被統治階級作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際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淩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權威，只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則遠比孔子更鋒芒畢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也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氣的他居然敢說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類在後世看來有些大逆不道的話。

    秦漢以降，雖然在世俗層面，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發明了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的惡毒辦法，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制。歷朝歷代，都有人選擇以“隱士”這個高潔的姿態終老一生。

    及至朱元璋時代，士人們做隱士的自由首次被剝奪。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至高無上的皇權之下存在另一種高傲，認為拒絕為他服務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發佈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為所用律”下，蘇州才人姚潤、王謨因徵召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後一塊保持獨立個性的空間。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們更被馴化得百煉鋼成繞指柔。歷代王朝莫不要求大臣們成為有操守的名臣，然而清代帝王卻首次提出，一個大臣不應該追求成為名臣，因為過於堅守道德原則，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像狗一樣地為皇帝服務。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因此清代這些飽讀四書五經的大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無思想無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後的天空，高遠而純淨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詩經》裏面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的原創力不再，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光輝。其風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渾壯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開闢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約和生活化更勝唐詩一籌。李澤厚說:“只要中國人還說漢語，只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麼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恆的。”

    然而宋代以後，詩人們的才性、閱歷、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複著過去，以詩寫得像唐或者像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們都已經形成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他們以拾前人牙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詩壇，沒有一點激情和衝動，沒有一點真性情，甚至沒有一個真表情，除了納蘭容若外，居然沒再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宋代以前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

    (本文摘自《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張宏傑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

更正一下。

為了讓大部分台灣人看得懂內容，我把字體轉成繁體字，作者張宏杰就被自動轉成張宏傑，我也沒有注意到。所以更正一下順便跟作者及讀者道個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