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路—從抓革命促生產到改革開放

作者: FarewellDonkey18

(一)

中國的經濟發展，從當年一別司徒雷登，到八十年代重新開放，再到今天緊緊追到美國身後，可以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例。這算不算個「奇跡」，尚有爭論。經濟學上對此解釋無力是沒爭論的。回首這七十多年的道路，內部和外部的人看法有明顯差異。中國之外的看法就是比較籠統，作為一個延續的歷史現象對待。稱為奇跡往往是對比當年列強離開中國的時間，比如1937年或1949年時的「東亞病夫」印象。中國內部的人多是感覺割裂的，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開始於改革開放，基於對比「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1976年文革印象。數據似乎也證明這一點：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率持續了二十年在10% 以上。但這兩年，已經下降到6%-7%，這個增長率水平，已經和「國民經濟崩潰」的文革十年時期持平了。

今天中國經濟的體量和占世界的比重，遠非當年可比。可以預期越來越大就會越來越慢。當然，6.5% 的年增長率水平，也是歐美這幾年數據的三到四倍了。所以這6.5%依然了不起，因為依然在改變著世界格局，再持續幾年就全球第一了。但同時也提醒我們反思，為什麼必須說或會如此說文革中的7% 年增長率，就是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種說法究竟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成分多一些呢？文革時，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文革後，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這兩個口號，有什麼不同呢？若是「抓革命」不靈，「改開」是不是一抓就靈呢？「改革開放」其實也是一種制度革命，是不是抓對了「某種革命」就一定能促生產了呢？

自進入近代工業化始，地區或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進步速度的差異迅速變大，也更難用自然原因來解釋。究竟是什麼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探索和思考正是刺激現代經濟學出現的主要因素之一。既然工業革命出現在歐洲，所以最早的解釋是人種差異，白人的智力優越。但這種說法缺乏歷史連續性的支持。後來有一種改頭換面：地理環境決定論。其實還是主要說是熱帶人懶惰，從智力優越變成文化優越。這種說法同時遇到了一個極大的例外：特別勤勞的中國人。所以會一時「黃禍論」流行。另外屢屢還有把上帝拉進來的，比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儘管我們賴以生存的生產活動，是一個純物質的過程，可我們心中總是認定有物質以外的東西在起著決定性地作用。與生產活動緊密相關的三種現象：生產組織方式；產品分配形式；和總體經濟制度設計就成了現代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經濟發展，究竟誰決定誰，他們之間如何互相影響，有多大影響，如何起作用等，一直是熱門話題並爭吵不休。我所瞭解的比較專門的研究是制度學派。但制度學派用交易成本作為分析工具，局限了其偏重微觀分析。因為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學中，「成本」概念的含義和內容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從微觀到宏觀還有「驚險地一跳」。而這一跳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用交易成本差異去解釋宏觀經濟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差異時，一致性和普適性並不是很好。

但我認為制度學派的研究是一種經濟學自身的進步，因為這種研究是符合「去價值觀化」學術方向的。經濟學不是科學，它的產生，是帶著強烈的價值觀傾向，又與政治糾纏不清的。二十世紀，是兩大意識形態對立最嚴重的世紀，經濟學被政治綁架了。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上的公有制對私有制，組織形式上的計劃經濟對市場經濟等。雙方都把經濟發展的快慢作為制度的優越性證明，雙方也各有得意和失意的時候。在這種接近的狂熱氛圍中，經濟學常年被用來為政治作註腳。逐漸地在普通大眾（非經濟學界）建立起政治制度是決定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的潛意識。今天美國選民，也都自然地覺得經濟不好要怪總統。而部分中國人，對此更是深信不疑，幾乎是出於一種宗教般地盲信，認為今天的一切都是「改革開放」政策所帶來的，沒有想過那些一直「開放著」的國家為什麼沒有顯靈；對以往的經濟發展選擇性遺忘，不加思考地重複「文革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他們破滅了「抓革命促生產」，卻堅信「改開」一抓就靈。

二十世紀是各種主義，各種制度，各種混搭，各種革命的大試驗和實踐時代。但是，一個世紀折騰下來，政治格局改變良多，但基本經濟格局沒有變。無論採用哪種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富國還是富國，弱國仍是弱國。也許只有中國在或快或慢地崛起。即使在資本和技術都可以自由流動的圈子裡，也沒有發生過趕超現象。經濟學術也有了長足的發展，還設了諾貝爾獎。但迄今為止，理論上既沒有說清楚，開出的藥方也沒有靈驗的。可見經濟學不僅僅是對「中國現象」失靈。我認為，思想被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先天性影響和扭曲了，阻礙了我們去認識簡單的真相。

當我們複習二十世紀經濟學的時候，會回憶起許多今天已經被 「全球化」一詞無差別覆蓋了的「陳舊」經濟學概念。稍微認真一點的，不用籠統的「民主」和「市場」來糊弄人的經濟學家們，先是用「殖民地經濟結構」來解釋，這一點比用人種來解釋政治上正確多了。但如果討厭這個概念偏「左」，可以用「國際分工」或「路徑依賴」來代替。意思一樣，這個世界的經濟格局已經定型並被強勢國家主宰，落後國家的發展選擇被現狀和結構限制了，很難再有大改變。先後對此開出的主要藥方是「進口替代」或「出口替代」發展戰略。但這些路徑很快遇到了「拉美瓶頸」，失靈的時候遠比靈光的時候多。上個世紀末西方一直在等中國進入這個瓶頸，但直等到二十一世紀，似乎中國還沒遇到。這不僅進一步增加了解釋中國現象的難度，還讓很多人有危機感。類似於當年的「黃禍論」，「中國現象」已經嚴重威脅到了現行的主流價值觀。中國沒有套用任何經濟學家和專業人士開出的藥方，中國是一群泥腿子掌權，自說自話地走了一條與任何其它國家都不同的路。那麼，什麼是中國之路，與其它落後國家的各色各樣卻鮮有成功的趕超路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二)

在工業革命前的農業社會裡，各地各國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差異是有限的。但其後，差距迅速擴大，並且無例外地取決於工業化的程度和速度。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還基本上是一個純農業國，工業化程度尚不如印度和許多殖民地區。這也是因為中國沒有被殖民地化從而成為已經工業化的殖民國家經濟中的一個環節和角色。是一個相對封閉和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體。但中國的精英階層已經意識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經濟轉型，補上這一課。有人覺得該補君主立憲課，有人覺得要補耶穌基督課；還有要補性開放課的，要補體育課的。唯獨對工業化這門課沒有異議，必修。雖然從晚清到民國，國家半心半意地主導了許多年，卻仍是杯水車薪。民間也曾經趁一次世界大戰時，搞起了一些紡織麵粉火柴等加工工業。但中國當時是個被「全開放」的國家，等那些帝國主義仗打完了，中國這邊的小黃金泡泡就很快破滅了。而國家主導的那些重工業像鋼鐵機械（軍工）等，不進反退。「民族工業」，幾乎成了產業工業的反義詞。到1949年，說產業工業是一張白紙，並不算言重。

在「新中國」成立的差不多的時間段，世界殖民地體系瓦解。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上的殖民體系就能馬上改變。新興民族國家都與中國有差不多的麻煩，窮。世上本沒有絕對的窮富，都是相對比較出來的。欠發達（後來修飾成發展中）國家，生活水平和生產力水平都嚴重落後於原宗主國。工業產品大多需要進口，而農牧業的產出卻不足以支撐進口需要。

窮則思變，世界上第一個發展戰略：「進口替代」出現了，並風靡五六十年代。主旨是要通過國家保護，自己生產工業產品替代進口產品。容易看出這屬於欠發達國家的思維，因為這是個革命性很強的戰略，要求改變現有世界經濟格局，擺脫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從而避免被經濟上剝削。但這個戰略有個先天缺陷，就是沒有總體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從單個項目做起，看似簡單其實不簡單，缺了工業基礎的支撐，可持續性成疑。同時這個戰略需要閉關鎖國。當宗主國被趕走，買辦被打倒後，這些國家處於無設備，無技術，無人才的困難境界，關起門來怎麼個搞法？即使國家出頭辦典型，如何解決生產效率落後，產品質量低，價格高，配套和交通跟不上，隨時會被替代產品擠垮的長期過渡時期，是絕大多數國家國民無法忍受和合堅持住的。

進口替代戰略後來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了。但這個戰略之所以會被提出，卻是有成功先例的，最常用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紀初的英國的棉布替代戰略。當時英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革命，可是英國的棉紡織業，被中國和印度進口的量大價廉物美手工織布完全壓制住了。儘管英國的紡織技術是當時最先進的，擁有我們至今耳熟能詳的一串工業史上技術革新名稱，只價格一項，就讓所有的私人資本止步。只得靠國家通過法令嚴格禁止棉布進口，然後才能形成世界上最強大的棉紡工業。這個過程可是非常痛苦的，當時利物浦曼徹斯特等地的紡織工人生活，完全適用悲慘二字，充滿了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現狀》報告。而英國棉紡織工業化對原料的需求，導致了美國南方畸形的間接殖民經濟結構，結出了黑奴和南北戰爭的惡果。餘波到二十世紀，依然激發新的棉花生產基地埃及印度的經濟學家提出進口替代戰略。

英國的棉布「進口替代」戰略的成功，有兩個條件是後來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第一是國內是否現有強大的工業基礎支撐；第二是以後對市場和原料的控制能力。即使具有這兩點優勢，過程也揭示了要改變已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哪怕只是一個行業或一種產品，都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價。優勢越小代價越大。弱小的欠發達國家，能不能承擔得起，願意付出多少，都是成功與否的必要條件。歷史發展也證明，沒有發展中國家承擔得起。

不出意外，到了七十年代，風向一邊倒向了「出口替代」戰略。更高明的經濟學家們出來說，既然閉關鎖國沒效果，不如開放。可這顯然是一個投降戰略：承認和接受現有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安排。既然欠發達國家沒有資本，沒有外匯，沒技術又沒人才。不如該幹嘛還幹嘛，原來賣啥還賣啥，只是要稍微多加工一點。比如原來賣棉花，現在紡成紗再賣；原來賣礦石，現在清洗精選後再賣等。如此逐步提高工業化水平和比重。經濟分析出你的天生優勢就是做綿羊，所以不能總想著和獅子跑得一樣快，你只要比其它綿羊跑得稍微快一點就安全了。這個戰略不挑戰現有經濟秩序，不爭搶市場和份額。所以實行起來風險較小。「進口替代」一旦不成功就會血本無歸。但「出口替代」最不濟還可以跟著全世界的發展水漲船高。發達國家吃肉發展中國家跟著喝湯。因為緊跟，所以還能夠最先獲得發達國家的淘汰和轉移，享受到技術和資本輸出的紅利。

「出口替代」實行起來實際效果要比「進口替代」看上去好多了。但這種「戰略」卻無法有一個清晰地「成功標誌」，因為它不追求革命性地改變。有趣的是，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替代，正好是一個從封閉到開放的過程。而同期的中國，正好也經歷了一個從封閉到開放的過程。難免有人把中國的歷程用這些「發展戰略」套用解釋。如果是這樣的話，就進入歧途了。實際上中國的實踐與這些理論基本無涉，只是在開放後，國內經濟學界的一些學者將其當作進口新鮮玩藝鼓吹。我們之所以要複習這些過時背氣的發展理論，因為今天外界在解讀中國現象時，依然在用這些「國際尺度」比劃；至於中國內的經濟學家們，比外面更清楚瞭解實際歷程，卻要用別人的套話來註腳，是典型的鄭人買履。

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等，說是戰略有些勉強，更像戰術層面的東西。它們的作眼點，是出於脫貧，解決吃飯和吃肉問題的。在它們出現之前，中國的工業化戰略已經制定和成型。中國在解決吃飯問題之前，或者說中國在解決吃飯的眼前麻煩的同時，從來就沒有忽視戰略層面。二十世紀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真正能夠制定並堅定執行長期發展戰略的，回顧起來似乎只有中國。

(三)

全世界還沒在意，中共就突然就取得了中國政權。美蘇都來不及準備系統對策，錯過了必要的「指導訓政」期。但中共取得政權的歷程，可能比世界上其他所有政黨和領袖們都要長都要更艱苦曲折。他們肯定不是簡單的中獎的幸運兒。經過長期的黨內鬥爭，到49年這個黨的主要領導層已經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本土草根派，泥腿子出身居多。他們肯定不懂經濟學，但很難說他們就不懂經濟。這些人，已經有幾十年的軍政經驗了。從幾千人的軍隊的裝備給養，到近億人的根據地吃喝拉撒，一步一步經歷過來的。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台上的政治家更有實踐經驗。中共還有兩點特別的經驗：一是戰時經濟的精細管理，如何挖掘落後薄弱的經濟體中的力量去支持「不可能的目標」，比如大規模的戰爭。二是如何對付外界的長期經濟圍困封鎖。這兩個特點會鮮明地體現在以後執政中。

中共其實是帶著經濟戰略進入北京的。儘管戰略清晰是逐步的，迫於國內國際的種種壓力，目標有些能公開說，有些還要含蓄地說，但至今回顧總體脈絡是清楚的，而且確實被堅持執行了三十年以上。忽略了各個階段的些微差異，我將建國後中共的經濟總戰略總結為「獨立自主，艱苦奮鬥。加速全面工業化，趕超世界最高水平。」這個戰略，是不是理性的很成疑問。因為當時中國現狀，工業總量還不及歐洲袖珍小國比利時。技術和人均水平更是落後到看不見的遠處。直接提趕超，一點也不現實。同時，這個戰略肯定不合經濟學的，因為似乎根本沒有分析和依據中國國情。五天前，埃裡克·馬斯金（2007年諾獎得主）還在北京提醒中國，要尊重一條最基本的經濟學原則，就是比較優勢的原則。當年中國為什麼要突然地貪大求全，而不是從做自己擅長的事開始呢？

雖然在理論上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我很不清楚，在應用上「比較優勢」和「路徑依賴」能在多大程度上撇清開來。比如，如果說黑人的優勢就是擅長打籃球，猶太人的比較優勢就是開銀行，在政治上肯定不正確。但同樣的原則用到國家經濟上就非常中耳了。不過如果經濟學家分析出美國南方州的比較優勢就是為英國用黑奴種棉花，林肯肯定不同意。所以，哪怕按經濟學能夠分析出中國人的膝蓋比較靈活，比較優勢就是發展下跪經濟，理論上都是完全可能的。

這個「非理性」「非經濟」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出現，在當時的中國，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出生的那一代人，卻是順理成章的事。不是出於經濟學，而是源於中國近代史上百年屈辱激發的抗爭，和民族精英們的多年信念和追求。因為這些戰略，從開始就是激勵他們不怕犧牲前仆後繼的目標。這些目標，其實是廣大近代民族精英們的共同理想，中共只是大浪淘沙出來並最終取得勝利的一批。與政治理念和社會主義制度等，並無多大關係。不是共產黨特有的，只是共產黨將其付諸實施的。

在二十世紀中葉，無論哪個集團取得中國的領導權，在爭權強國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戰略目標大體相同，只是會有強弱的版別之分。而且，中共選擇了最強版，這個戰略能達到如此的清晰度和堅定度，與一個個人：毛澤東，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個戰略的形成有兩個思想源頭：其一就是飽受近百年被帝國主義欺壓盤剝，中國對外界的極度不信任（前一半）；第二就是對中國人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有極強的內心信念（後一半）。

中國的儒家傳統對華夏的文明優越性，曾經盲目自信。但經過從鴉片戰爭到日本侵華，一百年下來這份自信幾乎磨滅殆盡。毛澤東對民族優越性，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在所有近代領導人中，是信念最強的。這不是後來掌權後的傲慢，而是當他還是個書生時就堅定不移的（可參見《湘江評論》創刊號的前言）。孫中山只是說 「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是相對弱版，因為他心中未必肯定能平等，只是祈求能夠被平等看待。蔣介石勉強也算是個民族主義者，但是最弱版。他在九一八後如是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 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毛澤東對此爭鋒相對，他承認當前這些不如人，但堅持一條，我們中國的人強於日本人，可以邊打邊學，持久戰鬥下去，勝利一定屬於中國這一邊。在民族運動的大潮中，蔣介石這種對外軟弱性，基本注定了他失去中國政權的命運。蔣在中國時無暇提出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我認為他從心底就不相信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能實現，姑且擱置之。毛澤東既然認定中國人時最優秀的，當然在經濟上也要只爭第一，從不作第二想。

獨立自主這一條，也是延續了近代史上中國一連串被外來帝國主義欺壓的屈辱記憶。連時刻準備「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禧老太太，都被逼得「向世界宣戰」，無它，列強實在未曾有過一個好東西。但這個戰略也只有共產黨有膽量實行，因為他們基本上是孤軍奮戰了幾十年並取得勝利。毛澤東強調獨立自主的考慮，更是出於他的爭世界第一的最終戰略目標。如果你是在爭世界第一，那些先進國家一個個都先後會成為直接競爭對手，沒有對手會真心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只會有戰略干擾和戰略遏制。所以走上這條路，中國一方面要時刻備戰，另一方面需要宣稱「不稱霸」（或後來的韜光養晦）等戰略掩護。

中國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注定會是一條孤獨的路。剛建國，就面臨抉擇。蘇聯是當時可以並願意援助中國工業化的國家。但蘇聯給中國指定了一條發展之路，就是做為社會主義體系中農副產品和輕工業製造的基地。理論上一樣是國際分工比較優勢，一心想把中國納入後來的經互會模式。而且，給出了具體例子來利誘，比如朝鮮和羅馬尼亞，接受分工後經濟上產值翻番，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毛澤東不為所動，泡在莫斯科幾個月，就是為了爭談判上的話語權。周總理和具體談判團，為第一批一百五十六個項目反覆協商，磨了幾年。最後落實的，沒有一個直接消費品生產項目（除了製藥），唯一一個農副產品加工的項目是澱粉製造，還是作為工業原料。紡織類等項目都被拒絕，換上了電纜和電機製造。可以看出，選的都是為全面發展的基礎工業。後來能夠順利談成實現（一百五十項建成），抗美援朝並取得勝利對此有極大的幫助。

一切從頭做起，凡是別人有的，中國也一定要有，還要做到世界最好為止。這一點上，毛澤東看起來就像個瘋子。他的比較優勢分析就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他一方面要說服全黨和政府贊同這個目標，另一方面還不能公開宣揚。因為還要哄著蘇聯老大哥的支援。到五八年，跟著蘇聯後面喊出「超英趕美」，其實心中第一個想要超過的就是蘇聯。大概在六三年，剛剛結束饑荒，他又忍不住開腔：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句話，我們六十年代聽了，覺得是毛主席真有志氣；七十年代我們沒空想；到八十年代，我們基本肯定這就是在瞎吹牛。可到了今天，好像有些不同的味道了。

毛澤東之所以有無與倫比的歷史地位，不會僅僅是一個戰略狂人。他更是一個極其有能力有辦法的執行者，善於學習，善於調動，謹慎周密，步步為營。從而保證其成功。軍事上如此，經濟上也是如此。看到這個戰略的歷史必然性，同時也估算要付出的代價和需要的時間。要發展，沒有資金，沒有技術，在一個還基本是古代農業宗法社會的文化環境中，如何能跳躍式地加速工業化；違背所有的經濟理論，實現一個完全與現實脫節的戰略目標，無論國內外和黨內外，都不完全認同，也不知道如何著手。看起來又會是一個《建國方略》式的路演宣傳品。毛澤東已經為此準備好的以一貫之的總對策，就是：抓革命，促生產。

(四)

取得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出的第一步。毛澤東將之比喻為「進京趕考」。當時的中共，尚未忘記他們是為什麼而奮鬥至今的。他們不是第一代，也不是唯一的，無數戰友同志倒在半路上。一百年來，因為戰亂，因為帝國主義的干涉侵略，中國一直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現在這副擔子落在中共的肩上，百年強國夢，依舊只是一群精英的夢想，還是能真正邁開堅實的步伐，舉國觀望新政權的答案。

第一步，工業需要發展是共識，是被「船堅炮利」教訓出來的當務之急。另一方面，要不要全面或急於工業化，具體走什麼樣的工業化道路，是沒有共識的。非常奇怪的是，當年沒有什麼發達國家和專家，當真考慮過中國工業化這個問題。也許當時國際上對中國的印象還是餓孚遍地，要解決不餓死問題才是當務之急，其它都是奢談。發達國家對中國（民國）的援助，除了槍炮，就是麵粉衣服，都是救濟救急品。吃飯的確是個大問題，49年初，毛就說過「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被認為是抓革命促生產的最早起源）。但取得全國政權後，就不僅僅是眼前的吃飯問題，還有一個國家民族長遠前途發展方向的問題，一樣需要考慮和承擔起來。

只要沒餓死，就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林裡有綿羊也有獅子，中國是繼續做一隻綿羊，只想著把自己養得更肥更大些，還是要脫胎換骨做一隻獅子，現在有機會選擇。在工業中重工業就是獅子：掌握了動力材料設備（母機）的生產，就有居上游的話語權；輕工業就是綿羊，生產消費品。受制於上游的設備材料供應。脫胎換骨的歷程會是很痛苦的，既沒有綿羊也沒有獅子，會支持一頭綿羊變成獅子。所以中國只能靠自己。中共一開始就堅定了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目標，所有工業門類都要建立。越是沒有基礎，越是要完整健全才能不受制於人。而且，需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先掌握上游。

毛澤東在其中的主導就是要加快這個過程，由國家主導。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不是沒有緩慢地現代化，但每次都被外來力量所中斷。急迫感也出於共軍長期用劣勢裝備和國軍日軍和美軍作戰的痛苦經歷。八路軍的半手工的黃崖洞兵工廠，還被日軍幾次突襲試圖摧毀。沒有足夠的工業，中國就無能力拒敵於國門之外。當工業化的水平達到對他人有威脅程度時，遲早會受到外界圍剿。必須搶時間在國外勢力沒有準備好實行扼殺之前，建立起足夠的威懾實力。才能阻止可能的入侵戰爭，保證完成工業化的全過程。

戰略目標是趕超，基礎是一窮二白，還要加速並貪大求全。第一個困難就是原始積累。中國近代一直處在食物鏈的最底端，沒有能力對外戰爭或殖民掠奪，只好靠內部積累。在一個本身已經很貧窮除了吃飯沒有多少剩餘的國度，要支持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只能靠國家統籌。儘管社會主義是個不錯的工具，僅靠制度還是來不及，不得不靠一場一場的運動式革命，才能支撐和維持這種建設速度和積累強度。我將毛澤東建國後抓的「革命」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原始積累」相關的，第二類則是與「戰略堅持」相關。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話，毛式革命，都是直接或間接「促生產」的。也就是說，根本上是為了將這個「加速全面工業化，趕超世界最高水平」的長期戰略堅持執行下去。

第一場「第一類革命」應是「三反五反」。在「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之前，還有一個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完成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新國家要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手裡沒啥經濟力量。於是著眼整合現有的工商業。過渡時期的設想和執行是以合營或贖買為主的。三反五反，不管起因是什麼，客觀上加速了這個過程，並降低了國家的整合成本。劉少奇講資本家「剝削有功」，是指資本家將利潤用於積累（再投資）。如果用於消費，就無功了。國家代替資本家，可以少了一層剝削，但這一層沒有給工人多少，大頭歸了國家。資本家的積累在工業化上可以起到與國家積累類似的效果，但私人資本的投資方向與國家長期戰略不會重合。國家掌握後，可以避免這些以輕工業和商業為主的企業影響戰略方向，和國家重點發展的重工業爭能源爭原料爭人力。

實際上當時的工商業規模不大，剩餘並不多。建國後一段時期的基本積累來源是剝削農業補貼工業。這在一個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業人口的國家幾乎是工業化的必經之路。開始時只靠剪刀差，後來的人民公社化，是讓國家省去與個體農民交易談判的麻煩，保證統購統銷無漏洞的關鍵措施。開始工業積累能力很小，而且國家重點發展的是基礎工業，或者說是工業基礎：能源礦山材料交通等，週期長見效晚，國防工業和有些為健全體系而發展的門類基本沒有效益。只有農業是最初積累的主要來源。

這種剝削是鮮明的，但無奈的。梁漱溟先生是對的，他指責國家對農民的剝削，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雖然誇張卻有所依據。只是他的這種「為民請命」，挑戰了當時的基本國策。當時國家既剝削工人也剝削農民，然而必須維持工人生活水平高於農民。歷史上在原始積累時期工人生活很容易陷入悲慘境地。否則，人人嚮往農村田園生活，是有悖工業化導向的。所以毛澤東出乎意外地不給老朋友一點面子，後來又直接反右。

毛澤東出身農民，取得政權靠的是農民，但為了這個長期戰略，他只有忍痛犧牲農民的經濟利益。也只有他敢對農民說：忙時吃乾，閒時吃稀。在經濟利益上加重剝削，就要對農民適當在政治上作些補償。一個是國家主導的水利建設，減輕災害。再則在教育上和醫療上體現傾斜。但是，要向幾億農民提供免費的教育和醫療服務，同樣是國家承擔不起的，比讓農民吃飽飯還要昂貴。所以搞出了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等簡化救急版。農民急需被安撫，不然時間長了會造反。不過後來城市人口過剩時，毛又毫不猶豫地把知青包袱再次甩給農民，也決不讓過剩的勞動力衝擊工人地位。

毛澤東在積累類「革命」中最大的一項，還是消滅階級，讓社會扁平化。最理想的是國家直接面對勞動者，從而將中間消耗減少到最小。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原來他們佔有的剩餘價值部分就直接歸了國家。不僅如此，他還大力壓縮那些不直接參與生產活動的部門和階層。同時，不斷縮小個人收入差別，雖然還無法完全平等。但無論是憑官位地位、教育學術、還是技巧頭腦，都不允許冒富從而出現新的經濟階層。他這樣做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出於平等理想，而是只有這樣才能把個人消費壓縮到接近最低必須水平，「節約每一個銅板」，最大化國家積累的力度。

毛成功地把全國工資水平基本凍結了二十年。陳毅曾經喊要當了褲子搞原子彈，毛的確勒緊了所有人的褲腰帶來工業化。這樣做一方面減低了工業化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壓縮了對消費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在經濟結構上維持了極度偏向重（基礎）工業，減少輕工業（生活消費品）的投資一個較長時期，而不出亂子。

毛澤東執著於這個趕超戰略，一方面傾國家之力，從最基礎扎扎實實做起，緊盯長遠目標，並不追求短期效益。顯示了經濟上理性的一面。但為此他不惜與政黨基礎的農民為敵；不惜與昔日盟友知識分子為敵；不惜與全體官僚的特權利益為敵；不惜與全國人民的飯桌錢袋子為敵，又顯示了政治上瘋狂的一面。這種情況下要長期堅持和維持下去，不斷地運動式「革命」，成了必須手段。

(五)

毛澤東能夠一意孤行地推行它的極端趕超戰略，是有其獨特的政治資本的。首先共產黨是戰爭上台的，只要不輸了戰爭，不存在下台問題。他本人在黨內的權威已經建立，黨內有一大批堅定地追隨者。黨外他也有極高的威望，因為他結束了百年戰亂。他非常瞭解那一代人，從戰亂困苦中過來的民眾，只要給他們和平，加上稍微逐步改善一些的生活水平，就會衷心擁護。同時，用一些本來就在這個戰略以內的「德政」，如治黃治淮，消滅疾病等，再看到一些從無到有的讓人自豪的代表性成果，這代人會同意和他一道艱苦奮鬥，做出犧牲。但下一代人就很難說了，所以他還有很強地緊迫感。

說他「一意孤行」，是因為他的目標之高，在黨內政府內都是絕對少數派。落後就要挨打，工業化沒異議，所有人屁股上還疼著呢。但是不是一開始就要把目標盯著世界第一，絕大多數人沒有這個眼界和信心。多數人只是想著能夠不再挨打，再把日子過得好一點就行了。超過發達國家一事，太遙遠，不現實，也許不可能。事事為了將來打基礎，就會犧牲太多的眼前利益。問題是，這種犧牲哪年才是個頭呢？毛澤東並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所以他很難說服黨內同志。他的終極目標不能正式進入政府文件，只能旁敲側擊，不斷鼓吹鼓動。1956年1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首次公開提出「中國第一」。他說：「我國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不錯，海岸線很長，應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文化、科學、技術、工業發達的國家。我們有社會主義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夠辦到的。幾十年以後，如還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國，是不應該的。現在美國只有十幾顆氫彈，一萬萬噸鋼，我看沒有什麼了不起，中國應該搞它幾萬萬噸鋼。」

一五期間政府定了個初步目標，準備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基本完成工業化。但同一個「基本完成工業化」，在毛心中應該是世界一流水平，而在絕大部分官員心中，能達到蘇聯三十年前的水平就非常滿意了。中國人的崇洋心是非常重的。黨外知識分子崇美，你說中國兩百年後會超過美國，他們都堅決不信。但只要美國人來說這事會在今晚七點五十分發生，他們立刻就百分百相信。黨內崇蘇。毛怎麼吹風，其他人總是將信將疑。在1957年，當赫魯曉夫提出要在十五年內實現鋼產量超過美國，黨內卻一片聞風騷動。

毛澤東想要借這股崇洋的東風，販賣他的趕超戰略。緊跟著提出了中國目標是鋼產量十五年超過英國五十年趕上美國。沒想到這次因為有洋人的話在先，黨內一幫人比他還跳得高，搞出了一個令人瞠目的「大躍進」。毛只提了鋼鐵，但全國各行各業都跟著「放衛星」。毛澤東從小務農，對農業產量上萬斤本是不信的。他不斷地派人出去調查，還請教專家。洋科學家錢學森出來信誓旦旦地作證，於是順水推舟。照理，起碼在農業上，毛的態度不該這麼曖昧動搖。但毛澤東當時的境況太需要一個「大躍進」的幫助。他知道他定的經濟目標太高太遠，需要長期堅持才能實現，還需要全黨和全國各級官員的具體貫徹和落實。如果真的能放出一顆「衛星」，哪怕只是曇花一現，哪怕是砸鍋賣鐵換來的，都對他說服全黨，增加大家的信心有大好處。

但大躍進無可避免地慘敗，無一收穫。這對毛的打擊比任何人都要大，直接讓趕超戰略出醜了。讓他的戰略推行難上加難。這其中具體的瘋狂事件毛並沒有直接參與，完全可以推給別人。可他還是把責任全承擔下來。他不能否定「大躍進」，還得肯定並塑造成一面「紅旗」。氣可鼓不可洩。這和後來他不嚴重處理三年饑荒中餓死人的官員是同一個思路。饑荒從某種程度上也由於這個戰略造成的。對農民搜刮過重，弦繃得太緊而經不起一點風浪。但他和政府不準備改變這個積累戰略，農業一段時間內依然要為工業輸血。政府通過建立國家糧食儲備來解決這個問題。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承擔責任並作檢討，然後說了也許超過美國的時間要調整，從五十年改到一百年。說話者重點在還是一定要超過美國；但聽話的人，諸如劉少奇鄧小平們，可能只聽到了「一百年」三個字。剛經歷大躍進的打擊，絕大部分人可能連一百年都不信。好吧，就算信了你，一百年後我們都不在了，這一代人都不在了。你讓我們勒緊褲帶跟著你幹，十年八年的還能忍。可是為了一個一百年後還說不定的目標，有什麼意義呢？官員們還等著享受「勝利果實」, 老百姓等著過美日子，你讓我們各級政府，怎麼去解釋你們這輩子等不著了？你只管說大話，卻讓一線幹部的工作沒法做了。

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和黨內鬥爭，生存下來的共產黨高層都是非常務實的。像毛澤東這樣充滿理想主義的人能活下來還能成為最高領袖，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能幹肯干髒活累活，但覺得毛澤東在這件事上不可理喻。《論十大關係》是你自己講的，又不是不理解其中的利害關係。工業化還是要搞，只是需要其中的傾斜度稍變一變。建國十年的積聚已經非常可觀了，哪怕你肯把手稍微鬆一鬆，從手指縫裡漏出來的，就足夠改變市場面貌，讓人們生活迅速改善。

毛澤東確實固執。他認定自己所做的，是為了這個民族的長遠利益和生存地位，也注定為大部分人所不能理解接受。既然大部人認都認定不可能，正說明這個目標按常規行事的確不可能。但越是這樣，越是要加大投入，採用非常規手段，犧牲更多的眼前利益才有希望。哪怕犧牲一代人兩代人也在所不惜。對老百姓解釋的事情，交給我。但是如果黨內政府內，有任何人敢反對、動搖、甚至質疑這個長期戰略，政治鬥爭中見。廬山會議上，他把反對意見強行壓下去了。進入六十年代，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毛澤東為了捍衛他的趕超戰略，注定要用全部餘生來和各種「修正主義」作鬥爭了。

(六)

中國的趕超戰略，在開始有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蘇聯的。俄國的工業化開始得很早，可從「彼得大帝」算起。但一直沒有改變其在帝國主義中相對落後的地位。直到布爾什維克上台後，才開始走上極端的剝削農業，忽視輕工，重點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正是這十幾年的積累，才是二戰中蘇聯能夠打敗德國的關鍵。也給了其他國家模仿的信心。斯大林在戰後延續了這一戰略，服務於與美國爭霸。

中共卻從一開始就批評蘇聯的這個戰略，是不平衡和忽略人民生活的。但實際上中共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中國起步晚而且更落後和貧窮。中共之所以要公開批評蘇聯，是因為不想服從蘇聯的安排。蘇聯試圖建立起一個「新殖民體系」通過經互會內的「國際分工」，來支持其國內能專注於最先進和核心的工業能力。中國不想做別人的「補充」，可中國沒有一個能做主的「國際分工」體系的支持，所以只能靠自己，只得謹慎地維持基本的平衡和全面。

就在中國憋足了勁趕超時，赫魯曉夫上台改革了。在經濟方面，主要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擴大集體農莊、農場自主權，進行工業、建築業管理改組，提倡利潤原則、強化物質刺激等等。蘇聯自身需要不需要改革是一碼事，但老大哥風向一變，對模仿者會是致命威脅。何況中共黨內崇蘇現象還很嚴重，動搖效果會被放大。

毛澤東從五三年始談要退居二線，五六年經濟工作已經全面由劉周鄧主持，到六十年代初，政府工作已經由劉少奇全面主持了。毛開始並不擔心。因為這個好高騖遠又要勒緊褲帶的戰略，雖然不一定能說服普通黨員，對全國人民也沒法實話實說，可在核心高層是講了又講，統一了思想，共同制定的。劉鄧還一直是衝鋒在前的主力干將。可彷彿是呼應蘇聯，劉鄧主持的政府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動搖。劉連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話都敢講出來了。鄧小平也總在掰指頭，讓我辦一個市場急需的企業，三年就能收回成本，國家白賺一個廠，傻子才不幹呢。

毛澤東就是那個傻子。他認為，要堅持一個長期發展的全面趕超戰略，除了要對外抵制國際強權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干涉外，自己一定要能抵抗住眼前經濟利益的誘惑。當前階段應該是打基礎，填空白，發展自主能力，健全工業體系。那些沒有眼前效益的事，很多都是長期發展所必需補的課。過多考慮眼前效益，肯定會干擾戰略實施。因為眼前效益是很誘人幾乎無法抵抗的，一旦開了頭，就會像滾雪球一樣把資金人力資源都吸引過去。收入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快，否則會倒逼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到竭力滿足消費需求的方向來。

但是這個問題，沒法直接向全黨全國人民交待。既不能一直對官員說，鄧小平要給你們加工資，我不許；或者對老百姓說：劉少奇要讓你們吃肉，我需要你們繼續喝粥。所以，這個問題，只能用政治鬥爭的方式，表達為「算經濟帳還是算政治帳」的鬥爭。以至於後來的極端表達式：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都是根植於這個戰略分歧「曲折表述」。毛把這總結為一句口號「反帝防修」，前一半講抵抗外來影響干涉，包括蘇聯的轉向對中國的波及；後一半將要防止任何對這個趕超戰略的調整和動搖。

毛澤東思考為什麼會出這種「修正主義」的根源。和赫魯曉夫曾是斯大林激進政策的幹將一樣，劉少奇也曾是毛澤東最堅定的支持者。但他們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改變基本戰略的實踐和動機。直接誘因是一致的，就是政府換屆了。斯大林是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勝利者和蘇聯從弱國成為世界霸權的領導者。毛澤東多年革命和戰爭，讓他在中共黨內，國民黨內，民主黨派，全國人民中建立起無與倫比的威望。但他們又將接班人們推到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接班人沒有如此多的政治資本可供揮霍，必須從頭建立，從而急需收買民心。同樣，他們在政府和黨內沒有足夠的威信，處在和平時期，就必須用經濟手段收買官員。這還是上台伊始就必須兌現的好處，否則不但位置坐不穩，就連日常工作都難以進行下去。

毛澤東熟讀中國歷史，對此應該是一目瞭然的。過去皇帝面臨死亡繼位的時候，總是把能幹的大臣該提拔的不急提拔，還找理由將核心高層都貶官回家。有德政也不實行，有弊政也不改正。一起留給太子即位後，用於收買人心官心。就是說，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搞些「修正主義」。因此，我嚴重懷疑七五年毛急急忙忙將等鄧小平貶官卻加以保護，是為繼任者儲備起來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繼任者和原來的領導人總是處在不同的境位，有不同的需求，一定會改變現有經濟利益分配格局的。人亡政息，是無法避免的客觀規律，或一個政治死局。無論選什麼樣的接班人，都無法避免；親兒子接班也沒兩樣。哪怕是自己下台後再上台一次，也得變著法否定以前的自己。

這種政府換領導人對長期戰略的危害是最大的。因為這種犧牲眼前的全面趕超的發展戰略，前期都處於打基礎的積累階段，在人民生活上也欠了很多帳。所以相當於在儲蓄，將錢留在桌面上沒花。繼任者很容易通過將政策作調整而輕易達到既改善了全民生活，又有錢收買核心支持者，是擋不住這個誘惑的。當然如果是前任沒有積累的情況，繼任者只能通過收刮人民或變賣國有資產，來收買支持者。從表面看這是獨裁政權的特有弊端，其實民主制度一樣有這個問題。只不過民主制度很少有認真實行長期戰略的，一切以任期為界限。政策好處要在任期內能體現出來並最大程度地兌現掉。民主社會中也沒有領導人會把錢留在桌面上給繼任者。繼任者只好不斷尋找新來源去滿足支持者的索求，福利負擔就會失控，政策越來越短期化。

這個政治規律還造成繼任者必須否定前任的局面，否定得越徹底收買效果越好：強調這些錢是我給你們找到的，不是你們以前儲蓄下來的。毛澤東面臨戰略危機。他本來以為選擇一個最激進的戰略執行者作接班人，可以保證能把長期戰略堅持下去。但是看到蘇聯和中國的實際進展，發現還是繞不過這個規律。在他看來這個戰略已經到了關鍵時期，中途改變很可能前功盡棄。可任何接班人對此，都不得不有所改變，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而且可能會徹底改變從而達到否認前任的效果。所以他處在兩難的境地。似乎唯一能堅持這個戰略的途徑，就是不要再發生權力換手。但制度下他又不能不立接班人，只好立了接班人後，再靠政治鬥爭一一否定掉。

(七)

以往的路線鬥爭，無論是對有兵權的張國燾，還是沒兵權的王明，毛都是留了後路，並沒有趕盡殺絕的。但到了文革，失敗者的下場都特別悲慘。為什麼在那個人頭滾滾的戰爭環境中還能有迴旋，到了和平時期，卻更加殘酷了呢？因為以往只是高層之間的鬥爭，而這一次，基層群眾參加進來。而群眾鬥爭的形式，只會是粗暴極端的。

雖然接班人的位置是高危度的，排著隊等著坐的人也不少。換一個或幾個接班人，都是開個會舉舉手就能解決的問題。這一次，毛澤東卻不得不需要搞一個全民運動。他的趕超戰略，畢竟最終要靠群眾苦幹出來，要靠各級基層幹部細緻的落實執行。危機是，這一次他在人心上，包括官心民心，都佔劣勢。首先是官員們，蠢蠢欲動。他們很多都是曾在戰爭中出生入死的，建國後又苦幹了十幾年。現在地位權力有了，可就是不讓兌現成富貴。不能封妻蔭子，新貴族階層被壓制遲遲不能成型。這些官員都已不再年青，再不把權力轉化成財富，或能把特權傳給子孫，就來不及了。但他們這種欲求無法在政治上正確地表達出來，就會從國家經濟政策上「曲線救國」。

老百姓那一頭的問題一點也不比官員小。從戰爭到和平帶來的紅利很快吃完了。新一代成長起來，不是親身經歷的「憶苦思甜」已對他們沒多少作用。雖然到了六十年代中後期，在沒有多少潛力可挖的耕地田畝數上，糧食產量已經比建國初翻番。但隨著人口增長和作為工業原料使用的增加，人均口糧沒有多大增長，吃飯依然是個問題。人口的激增使各方面的壓力突然被放大，一時間措手不及。城市裡基礎設施建設，住房建設，子女就業等欠賬越發凸顯出來。老百姓也已經艱苦奮鬥了十幾年了，也快到極限了。

是順應官心民心作改變，還是再咬牙堅持下去，固執的毛澤東選擇了硬「闖關」。通過發動群眾起來斗官員，壓制官員的貪念反彈。同時，也借此釋放部分群眾的不滿情緒。更重要的，是讓老百姓都參與進來，把多餘精力消耗在政治上，提高政治壓力，從而某種程度上壓抑和抵消對消費提高的欲求。從文革一開始，口號就是抓革命，促生產。樹立的榜樣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其實就是一個意思，不計報酬，苦幹再苦幹。

文革看似搞得天下大亂，其實是讓大中學生們衝鋒發洩，而工農兵作為穩定力量。所以，文革中生產並沒有停滯，只是沿著既定軌道向前。即使在看起來最混亂的時候，鐵道兵依然年復年地鑿山架橋，一寸一寸地把鐵路向前鋪設；工人們離開城市來到窮鄉僻壤，從一磚一瓦起建設新工廠；地勘隊員們背著兩個饅頭一壺水，在荒山野嶺中一步一步地測繪；農民們年年冬天都頂風冒寒，用雙手和鐵鍬挖河築壩；石油大軍鋪蓋一卷，就天當房地當床開始新會戰；在大漠深處，軍隊和科學家還在默默地研製試驗火箭和核彈。與後來宣傳的相反，文革中工農業和科研成果都有長長的清單。即使包括開始的混亂年份，十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在7.1%。

但統計數據的增長率其實是不能反映出這些基礎工作，對長遠的經濟發展究竟有多大的影響。毛澤東用政治運動作掩護，把他的低成本趕超戰略延長下去。這種大規模的基礎工作所應該付出的代價，確實是當時國力所承擔不起的。僅靠著當年中國人民的犧牲和奮鬥意志，堅持做了下來。即使是當年在沙漠中的驚世一爆，首席科學家說他僅有一次拿到過十元錢的獎金。這在任何其他國家，在中國的今天，都是無法想像的。沒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沒有那種特定的政治狂熱氛圍，以中國當年的條件，是做不到的。

但毛澤東選擇文化作革命的突破口，的確有文化革命的需求和考慮。他深感在中國要工業化之所以特別難，很大程度上還是我們的文明，遠沒有進入工業時代。中國建立在農耕經濟基礎上的傳統文化勢力特別頑固。由於中國特色，國土廣大和人口眾多，即使在生產力很低下的時候，維持一個少數貴族階層特別富足奢華的生活水平都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傳統中國的精英們對提高生產力毫無興趣，只是一門心思於如何擠入貴族階層。這長期的「反進步」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正在阻礙著工業化的進展，和戰略推行。

文化變革的途徑主要靠教育，但教育的路線和方式，必須服從當前需要。大躍進是毛澤東心中永遠的痛。在大躍進中，暴露出整個國家的官員階層，缺乏工業基本概念和方法，都是在用前科學時代的古方蠻幹亂干。而像錢學森這樣的高級現代知識分子，一樣沒起到什麼好作用。在錢學森身上，出現了教育斷層現象。他前一半，受的是中國式傳統教育，後一半，接受了世界上最先進和尖端的科學訓練。他的象牙塔頂層的知識，對中國尖端技術的發展是有很大幫助；但對基礎工業化，空有熱情，卻拿不出主意和辦法。

毛認為中國當時的教育，同樣普遍存在著斷層。文科都還在繼續教著傳統糟粕；理科過分追高端，彷彿得不到諾貝爾獎就是廢品（不管他自己的目標就是緊盯世界第一的）。而當前的工業化，迫切需要的是大批的有文化的基礎勞動者。現代產業工人必須要有文化，但並不需要特別高精尖的科學知識，只要有閱讀理解能力加上基礎科學常識，就可以勝任了。當務之急，是要把這個有知識文化的勞動者的中間階層迅速擴大成主流，中國的現代工業文明才能建立和穩定下來。當前全國的教育資源，要側重於加速加快培訓工人，培養各行業勞動者為主。而不是為了追求少數傑出科學家而把大批學生教育成不上不下的尷尬廢材。所以，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

同時，毛澤東還意識到了，如果存在過大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工業化是不牢靠的。中國龐大的農村和落後地區，是傳統文化最頑固的根據地，足夠淹沒當前城市中的現代文明孤島。因為毛自己就在戰爭中用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這個問題不下大力氣解決，就會成為長久隱患。所以，他一方面結合三線建設，把工廠佈局到邊遠地區，作為工業文明的火種和起點。另外，送醫下鄉，送戲下鄉，送復員軍人下鄉，送科技下鄉。最後，結合就業難題，把知識青年送下鄉，希望能夠用現代文明改造鄉村。但由於政治上需要補償農民，必須反過來說是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只要讓他們摻沙子在一起，自然就會發生化學變化。儘管古今中外的政治表述都是扭曲的，文革中的扭曲程度應該是最大的。

文革期間，毛澤東幾乎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像護崽的母獸一樣，靠瘋狂的政治運動掩護，頑固地維持著他的趕超戰略的延續。他知道他多堅持一年，將來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競爭力就會更強一些，佔據戰略上游的可能性就會更大一些。但人力有窮時，人心有疲時。阻力會越來越大，政治就相應會越來越瘋狂。可還是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東西需要改變。正如魯迅說的，在中國，作任何一點改變都萬分難。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留給毛澤東的時間卻不多了。

其實進入七十年代後，可能是有機會轉變戰略的。重工業這只工業母雞已經養大，開始下蛋了。輕工業所需要的設備的製造已經國產化，具備能力並開始擴大日用品生產。農業機械大批地生產出來，配套的農技農機服務體系也已經建立起來，工業反哺農業正在實現。「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句空話，毛澤東也喊出了「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口號，預示有所轉變。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上，中國也基本經做好了開放進入國際社會的準備。但毛澤東可能是對他一手護大的中國工業體系，進入國際競爭的信心不足。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再作一輪「引進吸收」準備工作，就是以後要講到的「四三方案」。

也許是毛在政治上走得太遠太急，轉彎過於困難。也許是他年事已高，沒有精力再作天翻地覆了。他幾乎已經用盡了政治手段。但再極端的手段，功效也有限度；再豐富的政治資本，也有耗盡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看不到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那一天了，晚年，他向尼克松哀歎：「我沒有能改變世界，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歷時一年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和他一起走下來的有上萬將士。但如果這條艱苦的道路要走上幾十年，還有多少人能堅持下來？為了這個趕超戰略，他一刻不停地把所有人，特別是官員們壓搾得太狠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堅持，整整一代人的苦幹和奉獻。到最後，就在北京周圍的那些地方，就在他周圍的那些人，不管是愛他的，還是恨他的，在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希望他趕緊死了吧，好能夠喘口氣。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八)

新中國成立之際，並沒有閉關鎖國的計劃。中共注重廣交朋友，渴望與各國特別是與美國發展政治經濟關係。中共曾寄很大希望於美國，因為他們自認為與美國人多年交情不錯。二戰中和之後很多美國高中級官員和將軍被派到中國，無論是來做外交、顧問、還是來調停的，只要他們和國民政府的黨政軍任何一方打過交道，最後都會淪落成中共的同情者。無他，實在因為國民黨太腐敗無能了。現實教育了他們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在延安，在中共。

但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被那些不瞭解中國，並被意識形態充滿了大腦的國內政客所把持。全部政治生命都在中國的司徒雷登，徘徊良久，無奈起身回國。毛澤東寫「別了」一文，幾分憤怒，幾分無奈。美國的態度極大地壓縮了中國的戰略迴旋空間。寫此文也是為將來別無選擇的「一邊倒」搾些剩餘價值出來。中共知道他們原以為戰爭結束後可以撇開政治專心建設的夢想是不現實的，預見到隨之而來的將會是長期經濟封鎖。但毛澤東也於此警告美國人：「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回頭看來，中國人和美國人在這一點上都錯了。

在美國人看來，當時的中國，沒有糧食，沒有藥品，沒有石油，沒有鋼鐵，沒人才沒技術沒資金，困兩年定死。美國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沃爾頓?巴特沃斯在1949年9月13日的國務院例會上向國務卿艾奇遜保證說：「隨著西方（對華）貸款的持續減少，必將導致中國自己覺悟，它一旦脫離了西方是無法生存下去的。」沃爾頓顯然不瞭解中共。從孫中山到袁世凱到蔣介石，歷屆民國政府從上台到維持，的確是都離不開列強貸款續命。但中共卻是一直靠自己的，而且他們所在的根據地或解放區都已經被封鎖超過十年八年了，有極強的反封鎖和鑽空子能力。建國伊始，中共就留著香港澳門等窗口，還積極與英國法國等大國拉關係甚至建交。經濟封鎖中國主要是美國的單邊主張。正是靠著英國的周旋，「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封鎖從美國建議的全面封鎖最後變成了重點封鎖。中國人的錯在，美國對中國的封鎖遠超過了十年八年，中國「問題都解決了」後，至今還在繼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誤判不斷，純屬是意識形態狂熱妨礙了正常思維能力。相反，中國事實上一直採用實用主義策略。

美國自己對新中國關上了門，但卻煞有介事地問「是誰失去了中國？」。好像中國剛剛從地球上掉出去不見了。美國的舉措失當誤，似乎一直在無意識地幫助中國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戰略。毛澤東的確需要為他經濟上挑戰世界的野心找一個戰略掩護。一方面，出於對中國選邊站的擔憂和報答，蘇聯在早期援助中國的工業項目，基本上滿足了中方要求，最後把原子彈的圖紙也給了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的確需要一定的隔離空間來保護自己的剛起步的工業幼苗。中國對外需求的主要的是技術和設備，對外面的資金、市場導向以及整個現有經濟分工秩序，是高度警惕的。

落後國家發展自己工業的時候，都會採取保護措施。但這種保護有些是戰術性的，就像那些進出口替代所作的，保護特定的一些行業和產品。但中國採取的是戰略保護，即全面自主發展工業基礎，不接受國際分工的限制，不受國際資本強加的影響，也不主動為經濟利益去迎合國際市場。「巴統」不僅限制中國買什麼，還限制中國賣什麼。這是強加給中國的，當然不能接受。即使蘇聯用援助引誘中國進入蘇東體系，中國也堅決抵制。所以到最後中蘇分道揚鑣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封閉是外界強加給中國的，但獨立自主的路是中國自選的。好在中國本來一窮二白，沒有多少工業品出口。又是有人口眾多的國內自給自足的市場，才能選擇這條路。其它小國家是無法模仿的。

這樣做的壞處是容易和國際先進技術脫節。不過中國起點實在太低，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技術並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先知道什麼是工業，學會工業社會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不只是幾個精英瞭解，而是要讓全民接受訓練。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其實是五十年代蘇聯援建的一百五十六個項目，這些當時都是國內最先進的，大部分是國內空白。但對這些項目綜合評估，技術裝備水平大約達到了日本國內1937年的程度。比二流工業國還落後二十年。

就這批項目，依然讓中國消化吸收了十幾年。中國認認真真地學習，基本掌握了這些技術，培養了一大批現代工業人才。這些項目，每個都像母雞一樣，下了許多蛋。從每個廠礦，都走出了成千上萬熟練工人和技術人員，支援全國各地新建設。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還做出了許多革新和創新，標誌著中國工業界，從一無所知到真正掌握了其中的Know How。這是工業化中最關鍵的一步，有了這種核心能力，再學習更先進的技術，就容易多了。

在總體技術落後的大環境中，中國的一些國防軍工項目超前發展，更靠近先進水平一些。但中國並不追求靠引進而一步達到，更重視自己掌握技術能力。毛澤東曾發狠「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因為生產這些尖端武器，是個很好的測試，可以發現我們的工業體系中，還有哪些短板要提高，哪些空白要填補。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工業體系逐步健全起來。原子彈只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很舊的技術，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伊朗依然無法自己提純原料，朝鮮的爆炸當量小得可憐。都是出於其工業基礎有根本缺陷。

大約比原估計的三個五年計劃多拖了幾年，中國的工業基礎終於建立起來。這個時候，中蘇已經交惡，和美國直接間接地打了兩仗，美國更加緊了對中國的封鎖。這個時機，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國際環境是非常險惡的。但中國肯定是要融入國際社會的，毛澤東一再講「開除球籍」的話，說明他一直在考慮融入的問題。更何況他是帶兵出身的，深知不多打實仗的軍隊是不會有戰鬥力的。毛的目標是追求經濟世界第一，不到國際市場上真刀真槍地打敗列強，是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的。但毛一直主張不打無準備之仗。中國工業還很稚嫩，技術有代溝，產品還在初級階段。直接上戰場，會不會全軍覆沒，還是會被打得缺胳膊少腿，他心中沒底。

進入七十年代，中國開始做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加快恢復聯合國的常務理事國席位，爭取在國際事務中更多的話語權。同時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美國是中國打破封鎖的唯一繫鈴解鈴人。這些都是從政治上為經濟提供盡可能的保護措施。在彌補技術差距上，在1971年到1972年間，毛澤東批准了「四三方案」，再做一輪技術上的消化吸收。四三方案最終引進了222個單項項目，都是六十年代的技術裝備水平，比國內有近二十年的先進度。其中26個大型項目中大都是些化肥和化纖項目，標誌著工業開始向解決人民吃飯穿衣問題所側重。四三方案可以看作是為經濟開放進入國際競爭的最後一輪準備。

四三方案是審時度勢的上好選擇。當時中國沒有資金，外匯儲備一直在一億美元左右。但70年代初，勝利大港遼河油田等先後進入量產，石油出口為引進提供了外匯來源，同時，石油產量的大增也為引進的石化項目保證了原料供應。當時世界進入衰退期（危機），加上中美關係一鬆動，西歐日本等國乘機和中國多做生意，設備技術都願意賣。這些項目70年代中期開工建設，八十年代初投產。由於代差過大，其中一些化纖和鋼鐵項目折騰到80年代中期才完全達產，標誌著自己真正掌握了核心技術。也說明這一輪消化吸收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時的。原計劃這一輪結束後，中國與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的差距能縮小到二十年之內，可以有一戰之力了。

這個趕超戰略的實現，依然還在半途中。毛澤東等為開放作了大量政治和經濟上的準備，畢竟歲月不饒人。毛澤東周恩來那批栽樹者，沒有等到中美建交，也沒等到「四三方案」出成果的那一天。但他們其中有一個小個子，鄧小平的年齡和耐心都足夠。還特意多等了兩年，直到「四三方案」大批建成的時候，開始收割希望的田野上的麥子了。

(九)

戰略修正和改變，遲早是要發生的。趕超戰略是著眼未來，是要犧牲眼前利益的。那麼，這個耕耘和收穫的線劃在哪裡合適，卻很難被精確估算。老一代的領導人去世，特別是毛澤東的死，注定會成為一個戰略轉折點。因為毛在世的時候，為了保護這個戰略，把政治運用推到了極限。除了他本人，後來者無論是繼續或轉彎，都已經沒有多少餘地。後來者又不得不改變，而推動改變阻力最小的辦法，就是把毛澤東否定掉。

華國鋒顯然不諳此道。但華也有難處，他據說是拿著主席的「紙條子」上台的。所以他幹得好是毛澤東的余澤，做不好是他自己的無能。他不知道哪裡有錢，不知道如何收買官心民心。或者說，他沒注意百姓急於喘口氣的需求，也低估了官員階層的貪婪和迫切度。官員要為將子孫們推為貴族積聚財富，百姓也要將自己一輩子的奮鬥轉化為子孫相對的輕鬆生活。他口號上喊著兩個凡是，經濟上局限地沿著四三方案的路線向前走，給了官員們一個錯誤信號。就是他不準備馬上兌現，還在開遠期的空頭支票。官員們等不及了，幾上幾下的經歷也讓他們不敢再等。

華國鋒下台是不可避免的。一句話，他沒有向「黨和人民」交待清楚，跟著你走，到底能有多少好處？相反，鄧小平更合適做遺產繼承人。他從一開始就是這個趕超戰略的制定人之一，建國以來，一直是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具體執行的幹將。他對這麼多年都幹了什麼，儲蓄積累都在什麼地方，哪裡有潛力可以挖出錢來收買官員，比任何人，甚至比當年的毛周，都更清楚。他所要做的，就是順水推舟，再把前任都否定掉，功勞全攬到自己身上。

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確實有一個合格政治家必須有的素質。否定毛，哪怕是部分否定，對內戰略改變可以減輕阻力，對外開放，讓帝國主義們有個台階下，也有好處的。只要對自己的執政有好處，他就毫不猶豫地去做。對前三十年的經濟建設成果，用一句「到了崩潰的邊緣」就全部佔為己有了。毛澤東生前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我們是看到了鄧和毛政治上一樣「厚道」的一面。

不過，中國人應該慶幸有鄧小平這麼一位成熟老練的內行政治家，來繼續國家工業化的歷程。他主持了從基礎和積累階段，向全面擴散和提高階段的轉變。他完成了中國經濟打破封鎖逐鹿世界的歷史任務。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從1953年一五計劃算起，到2005年以取消農業稅為標誌宣告完成。鄧小平基本上參與了全過程，而且在每個階段都有重要貢獻。他維持了平穩過渡，沒有出現在惡性瓜分國有資產中的浪費和毀損。繼承前任的水平如何，對比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的表現，就一清二楚了。畢竟是自己參與種出來的麥子，每一個麥穗都收得很乾淨。

他實際上把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全盤繼承了。只是採用的是相對否定的方式引起諸多爭議。其實是肯定還是否定，完全看哪個更有利，只是個技術問題。他並無法和毛在政治上完全切割，政治上去否定毛，其實是為他從經濟上和毛時代切割作掩護。是一種另類的「抓革命促生產」。毛澤東曾說過：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相對於什麼「鋼鐵公司」，「綿裡藏針」，「舉重若輕」是對鄧小平更好的概括。相對於「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玩笑式的舉重若輕，「文革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就輕佻無邊了。用了個「洋躍進」的莫須有罪名，就把華國鋒很隨便地就否定了。華國鋒將四三方案從五十億擴大到一百億時也許他沒趕上，但從一百億到一百五十億時小平同志可是參會舉手同意過的。後來共用了兩百億，項目也都實現了。大炮筒子胡耀邦都說不能怪到華國鋒頭上。

1979年實際掌權後，鄧小平的舉重若輕施政風格更爐火純青。他能這樣做，是因為他掌握了建國三十年來積累的雄厚經濟實力，更是趕上了一個極好的時機。首先，他有現錢。文革十年，平均貨幣發行量年增長在6.5%，低於工農業產值的增長速度。現代經濟學普遍認為貨幣發行應該超過經濟增長速度，低度的通貨膨脹能促進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的拉動效應雖然有限，但通貨緊縮對經濟增長的危害，卻是會成倍放大的。文革中由於政治壓力大，這根紅線沒人敢碰，只求無過不求有功。通貨緊縮現象明顯。華國鋒當政三年，說他搞洋躍進，年均增長率也不超過10%。十幾年下來有一大筆虧空，或者說儲存了加印鈔票的空間。鄧小平看到這一點，就像錢堆在桌面上無人領一樣。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給官員職工加薪；右派補發工資；老幹部安置知青回城等，錢都從中來。1980年貨幣發行量一躍增長24%，然後三年保持20%以上增長，都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現象。到1984年，變本加厲增發39%，老本終於被吃光了，85年始通貨惡性膨脹。華國鋒應悔有眼無珠坐失良機，鄧小平順手摘桃完成了第一步收買人心工作。

更讓鄧小平游刃有餘的是，困擾中國多年的吃飯問題正好解決了。其實中國的糧食產量增長受耕地面積限制。1968年的總產量比1949年翻了一番，勉強打敗了人口增長。1979年是個大豐收年，產量也就比1952年翻了一番，算起來還超不過人口增長率。但長期困擾中國的糧食問題核心，在於靠天吃飯產量不穩定，容易出現饑荒。自70年代後期，中國的糧食產量就基本穩定下來，而且是穩中有增，沒有了後顧之憂。這靠的是農業生產工業化，與中國工業反哺農業的時間高度重合，也與化纖織物進入市場的時間重合。中國的化肥施用量，僅從1977年到1980年的三年時間，就翻了一番，由此可見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在那個年代發生了根本的革命。

化肥施用量突增是和四三方案中的大化肥項目都在77年到79年投產有關，但中國的工業大規模反哺農業從70年代初就開始了。大批的農業機械，如手扶拖拉機，插秧機，收割機，抽水機等紛紛生產出來。70年代農民進城，不再像以前那樣只買些布頭火柴的，而是要買機器零件柴油農藥等。到了70年代末更是到處找關係批條子買化肥，還只要尿素不要氨水。同樣的號稱「第一次綠色革命」的進程，在印度等比中國發生的要早五到十年。但印度早期的機械化肥農藥，大部分靠進口或援助，投入產出效果遠不如中國。在使用化肥農藥過程中農民的事故死亡率高得離奇。

中國在七十年代中後期農村也有農藥中毒猛增現象。大部分並不是使用失誤，而是農藥普及後，成為家庭糾紛（婆媳吵架等）的最方便自殺手段（中國醫學界還迅速成為了有機磷農藥中毒搶救的世界權威）。中國為什麼能始終保持很高的農業生產率，並在條件成熟後平穩地過渡到農業生產方式工業化？這是因為中國為此作了長期堅持不懈地細緻工作。除了不斷地農田水利建設外，中國縣級農機站網絡的建設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1962年決定在縣區級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並在這一基礎上逐漸發展起機械、植保、畜牧、配種的專業技術站；1974年國務院號召建立從縣辦農科所、公社辦農科站到大隊辦農科隊、小隊辦實驗小組的「四級農科網」，全國至上而下的、政府包辦的、行政命令主導推動的公營性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從此建立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物資提供固然是基礎，技術服務、科學普及、農民培訓等一樣重要。知識青年在其中也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七十年代初，我所在的縣一年辦四次農機培訓班，除了必須來的生產隊長，其餘大半是知青。早期國產的農機質量很差，一半時間用一半時間修的常見。知青天然承擔起修理工職責。知青回城後，曾經有一段時間化肥農藥亂用現象猛增。雖然問題多多，但一個一個地被解決。到了八十年代中國的聚乙烯工程大批投產，農業生產中地膜大棚等運用迅速普及。中國的農業徹底走出靠天吃飯的階段。

幾十年的努力，終於水到渠成。小平同志舉重若輕地說這些都是改革生產關係：「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成果。再次展現了他「抓革命促生產」的深厚功力。農民感覺日子好過了，根子在當時工業已經可以自我積累，不需要再靠剪刀差來剝削農業。農副產品收購價的提高，是實實在在的實惠。工業化可以為農業提供強大的生產力，但農業的邊緣化是不可避免的。農業生產很快就對國民經濟沒有多大影響，而農業稅的收入逐步降低到國家財政歲入的百分之一以下，稅款都不足徵收成本了。

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體制改革，並不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而是是在糧食問題已經無憂的前提下，才有信心膽量動手改變的。解散農村集體化組織，固然因為不再需要強制統收統購的考慮，但農村社會被放任自流也是現狀。以前農村的集體組織承擔了許多社會福利責任，而這些責任在今天的條件下已經變得非常昂貴。政社分開，就避免了這些責任被轉化成財政負擔的可能性，也算是一種政治遠見。這種改革講明了是去遷就農村落後的生產力。但政治上也許有更深的戰略意圖，分田到戶，打著「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旗號。那自然可以聯想到下一步是不是把國有工商企業也分了？其中「抓革命」份量似乎要大於「促生產」。

(十)

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有吃飯難題，也有許多國家解決了吃飯問題。但因為「包產到戶」而解決的，似乎一個都沒有。世界上也的確有曾過許多國家「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通過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就免於崩潰而立刻轉身騰飛的，似乎也未曾有過。是政治強暴經濟，還是經濟自願披上政治的虎皮，二十世紀中國現象肯定會是最豐富的研究對象。我們可以研究一下從抓革命促生產的崩潰邊緣到底洩漏出來些什麼，讓改革開放可以一舉騰飛。

中國前三十年的強行工業化戰略，一直是走的高積累低消費道路。鄧小平們首先面臨的就是這個戰略慣性，而高積累的慣性一直持續了整個八十年代，一直衝到九十年代中期。按十年計，八十年代應該是積累率最高的。鄧小平對此比較淡定，亦喜亦無奈。喜的是，高積累意味著高增長，長期成績單有了。陳雲李先念對此有些著急，擔心影響了消費提高，顯示不出改革新政的優越性來。全世界當時對中國的長期高積累一直有微詞，我的經濟學教授們也學舌憂國憂民。但後來顯示高積累並沒有出大亂子。

積累率，或者說是產出中的再投資比率，是一個比較籠統地概念。包含了多種結構上的分配。首先是財政上，財政支出中有多少是投向基本建設的，這是由政府掌握的，是前三十年的主要調控手段。其次是金融上，居民儲蓄率和貸款投向，以及外匯收支等。中國老百姓過了多年勤儉日子，一直保持著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八十年代的人民生活水平並沒有隨著收入提高增加太快，但儲蓄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的幾倍。雖然同樣吃糠咽菜，但老百姓覺得賬戶裡的錢畢竟算自己的，感覺上要好多了。直到後來用房地產掏光了普通居民的積蓄才轉變了局面。同時外資流入增加，如八十年代的大城市許多市政設施是用日本政府低息貸款建造的（很遺憾用美元計價的早期貸款，最後因對美元日元升值而人民幣貶值，變成了高利貸）。

最能真實反映的應該是產出產品結構，即資本品和消費品的比例。但進入八十年代，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工業能力迅速向社辦企業、集體企業、甚至民辦企業擴散，而且輕工業的指數化擴大生產，都形成了對生產設備和材料原料的需求井噴，倒過來逼著重工業擴大生產。所以八十年代的高積累，有很大程度上是市場需求拉動的。正是這多重因素疊加，推動了積累率的長期居高不下。中央政府倚靠財政和國企等以往主要調控渠道，已經力不從心，不斷被倒逼去順應市場。當時政界經界一片驚呼失控。而今回首，正是由於這持續的高積累，才保證了中國工業化的持續深入並迅速完成。而且，這個過程表明，外資對中國的積累過程提供了錦上添花的作用，並不是決定性的。外資最大的幫助，是帶來一些先進技術，並有利於雙邊的市場開放。

中國從五十年代初開始的加速工業化的趕超戰略，到八十年代初已經被頑強執行了三十年，形成了強大的戰略慣性，並已經具備自我強化加速的能力。鄧小平接班的時候，像被歷史的洪流捲裹著向前，速度越來越快，讓整個領導層自己都害怕。幾次調控減速，所能作的也就是控制一下貨幣發行量，強行下馬項目等。但鄧小平也不是尋常弄潮兒。他知道在經濟上並不需要另起爐灶，只要通過政策調整，把前三十年積累積聚的能量釋放出來，就足夠能同時完成繼續工業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兩個目標。

在1985年發現貨幣發行手段已經用盡後，他推出了臭名昭著的「軍隊經商」政策。固然是收買軍隊的需要，但我想他的初始目的肯定不是想放出腐敗這隻老虎。而是要放出軍工生產力這只雄獅。中國的軍事工業是技術裝備水平最高的部門。從開始完全沒有重武器生產能力，到70年代末，不僅能出口飛機坦克等傳統武器，生產的導彈和雷達等也在國外戰場上實用效果不錯。而且，中國軍工多年優先發展策略是備戰，重技術積累更新換代和儲備產能。每代裝備都是少量生產試驗使用為主，從來沒有開足能力生產過，閒置生產能力相當大。讓軍工技術裝備優勢向民用擴散，是非常容易和能夠快速見效的。事實上也是，八十年代市場上的彩電冰箱空調摩托，很多都是軍工企業生產的。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前三十年不斷積累的國營重工業的生產能力，向輕工業和民營（集體）企業擴散。除了國營和大集體的企業繼續增加外，從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社隊企業（後來的鄉鎮企業）、街道企業等迅速興起，知青回城就業，三線企業的家屬安置，甚至軍工和國營大廠辦第三產業等，都催生了新工業企業建立的高潮。一時間採購員滿天飛，到處尋找設備和材料。八十年代這些新興企業是沒有進口條件的，他們所需要的所有技術裝備，都只能是國產的。這個時候充分檢驗了以前重點發展重工業和基礎工業的戰略執行成功度，不知不覺中，中國已具備能力為擴大工業化提供裝備！

其實，更早一些，在七十年代中後期，已經能感覺到中國工業化，正在接近爆發式增長的臨界點。四三方案中的一個大項目，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1974年動工，1978年試車。隨後幾年，這個項目成了我的工業佈局教授的口頭禪。年年講月月講，一會兒大吹先進性，一會兒抱怨選址不當，武鋼不具備配套能力。他既沒參與決策也沒參加建設，卻祥林嫂似的讓我們發笑。但他的雞血點，反映的是整個中國工業界的興奮度。當時全國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個企業，都在翹首以盼等著這個軋機的產品。有了保質保量的大規格冷軋薄鋼板，許多產品從不可能變成可能，多少產品質量會升級換代，生產的技術難度和成本都會下降。這一直是一個困擾的瓶頸。而這個項目遲遲不能正常量產，不知急死了多少廠長供銷科長的腦細胞。

這反映出中國的全面工業化和那些進出口替代戰略道路的不同之處。其他國家引進類似的設備，也許只是在出口產品單上多了幾項，或者省了些進口的外匯而已。但在中國的全面自主的工業體系中，任何一項技術突破，其效應和成果都會被百倍千倍地放大擴散。即使是技術引進，中國的學習保持發展提高能力和效率，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有了全面的工業基礎，項目就不會因為國外的配件斷供或技術人員撤離完全失敗，不會因為產品換代或市場效益的變動，而浪費掉全部努力。這種種跡象，已經預示著中國道路最終取得成功。雖然當時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但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有自己的核心能力。在具體的單項技術水平上可能有代差，卻已經和所有的什麼「小虎」「小龍」不在一條跑道上了。

支持中國趕超戰略的核心力量，也是前三十年積累的最大成果，應該是中國的產業工人大軍。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號稱工人政黨，還立過兩任工人總書記，但本質都是些農民。因為中國當時工人階級尚未成形。五四運動時，全國大約有200萬產業工人（不包括個體手工業者和僱用五人以下的作坊）。三十年後，到1949年翻了不到一番，尚不足400萬人。而且其中一半以上在輕紡碼頭礦山上作低技術工作。再過三十年，到1978，這個數字二十倍達到了8000萬，這還是主要統計了國營和大集體企業的數據。可以說，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在中共執政推動下新造出來的。可等到這個數字到九十年代再翻番時，中共卻用「三個代表」作宣言正式背叛了這個階級。

1978年的八千萬中國產業工人，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隊伍。說他們普遍磨洋工不出力，是對他們多年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下流政治誣蔑。他們的現代性，超過中國所有的其他階層。他們有著最高的工業文明素質：勤勞、守時、守紀律、會協作，能專注、有創造性。為了追求事業工作，隨時願意離開城市和家庭。他們不是包身工，不是流水線上的木偶。托抓革命促生產的福，他們經過文化和技術培訓。許多人參與過技術改造和技術革新過程，參加過各種「三結合」和「攻關」小組等。所以他們還多少懂些企業管理，甚至懂些政治。

他們是中國工業化進步的真正財富和動力。無論是在創業打基礎階段，還是在後來的工業擴散和高速發展階段，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主體作用。這批工人，許多人都經歷過不止一次的白手起家，參與過工礦企業從無到有的建設全過程。在後來中國工業迅速向民營企業擴散時，許多新廠就是靠著請幾個國營大廠的老工人，在業餘時間來指導幫助建立起來的。他們能夠將設備購置工人培訓管理組織等全套企業架構，迅速搭建起來形成生產能力。所費不過一點加班費和農副產品禮物。我想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有這樣低成本高效率的事發生，也找不到這樣多素質全面的工人。世界經濟界一直在驚歎德國和日本二戰後的迅速恢復能力。當時工廠被炸平，企業破產，頂尖科技人員連逃帶虜。唯一健在的和依靠的就是這些國家的熟練產業工人。正是文革後中國工人的素質，已經全面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以中國的趕超戰略，才有了根本保證。

(十一)

從抓革命促生產到改革開放，各領風騷數十年。這兩個只是宣傳口號，並不是經濟戰略本身。不同的口號，隱含著所標向的方法論的同異，政治內容的同異，經濟內容的同異。但更直接的追問是：這兩個不同的口號後面，是兩個不同的經濟戰略，還是同一個戰略的不同階段。兩個口號是兩代領導人的執政綱領的概括。可鄧小平不僅僅是承上啟下，而是自始就參與了中國工業化的全過程。五馬進京的意氣風發；大躍進的搖旗吶喊；文革時候又陪斬落馬；「永不翻案」都是為了它。

毛澤東一直重用和保護鄧小平，就是因為他執行這個趕超戰略算是最堅定的。三下四上，他還是換湯不換藥，只是把名稱從「趕超」換成了「現代化」。小平同志聰明能幹，善於決斷。他熟練於摸著石頭過河，戰略眼光長遠規劃不是他的所長，所以對此他決定不爭論。在」新長征」路上，就和他當年做的一樣，跟著（潮流）走！不過，一句「韜光養晦」，卻暴露出他當年的雄心仍在。

口號的改變，不僅僅是因為階段不同，還反映出兩個領導人的環境不同，資本不同，能力不同，和任務不同。毛澤東上台時一窮二白，只能勉強解決吃飯問題，沒有經濟上的本錢。可他有無與倫比的政治本錢。他要推行趕超戰略，只能搞一大二公，國家主導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又要打基礎，又要高速度，還要低成本。由於生產力低下剩餘很薄，只能靠勒緊全國官民的腰帶苦幹。這又必須要靠不斷的政治運動造氣氛並強壓反彈。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的打基礎工作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不可逆轉並正在加速。鄧小平心中清楚，只需要小車不倒只管推。但前提也正是，車不能翻了。

鄧小平繼承了前三十年的積累，經濟本錢有些了。他還比華國鋒有厚得多的政治基礎。但總政治本錢，可能還是比不上毛澤東的「一個小指頭」。他無法像毛澤東那樣靠製造政治狂熱來強壓，必須鬆一鬆全國人民的腰帶。對比起民眾，毛澤東當年對「紅色權貴」的打壓更殘酷無情。現在這些人要求兌現他們的權勢，要求經濟上的補償。這個階層有能力將國有資產強行搶奪瓜分，貪婪程度到了分裂國家也在所不惜。鄧小平無法在政治上解決，只有採用收買的手段。「抓革命」變成「抓改革」，意味著執政方式從「政治高壓」向「經濟收買」轉變。鄧小平知道，他當前最大的任務，就是維持穩定。穩定意味著工業化的戰車就能繼續向前，不翻車才能走向世界。

但鄧小平畢竟是個老練的政治家。他清楚收買只是手段，必須服務於趕超長期戰略需要。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對於工業化來說，到了後期都是肉爛在鍋裡的事。但不能出現拆伙分家式哄搶，同時現階段還需要維持相當的國家主導能力，以支持保護開放後的國際競爭。所以他僅部分否定毛澤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逐步放開經濟體制改革，推遲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把這個收買過程和效果持續期加長，降低每個階段的收買成本。一時段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既給官員們希望：可以兌現權力並傳給子孫；又不許漫天要價，不許惡性一次性兌現。一切要按「改革」的程序表來。

以利益換穩定，以「腐敗」換時間，可以概括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策略。鄧小平的執政處處體現出他細微處的精明來。經濟利益與官員職務掛鉤，就是按勞「腐敗」。想要好處多，還得出力多幹活，努力往上爬才行。子女和軍隊想要好處，讓他們自己經商去掙。給予農民自主權，也順手把財政負擔給卸了，讓農村自生自滅去。很多類似的政策留下嚴重的後遺症，需要後人化大力氣大代價去彌補。顯示出「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的一面。說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許是內外裝潢的設計，並不是中國經濟大廈的總結構設計。他在「搞活經濟」的同時，讓民間和外資甚至消費者承擔起部分積累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負擔，減輕中央財政的壓力。「改革」也要為「開放」服務，方向「與國際接軌」。但更為穩定服務。天安門鎮壓會影響開放，他毫不猶豫選擇穩定。因為早開放晚開放，並不耽誤中國內部的發展提高，相當於多練兩年「內功」。

鄧小心翼翼地扳動方向盤，將中國的新工業戰車開進了國際市場。剛剛對外開放的時候，世界對中國工業的第一印象是技術落後，產品粗糙，管理僵化，對市場的反應遲鈍笨拙。並沒有人感到威脅。他們看到的只是冰山水面上的部分，沒有人知道水面下中國在前面三十年打下的工業基礎有多大多厚。中國自己也不真的很有數。當進口產品一度市場追捧，外國設備無情碾壓國產設備時，經濟界一度認為國內工業面臨滅頂之災了。但實際上中國工業不再是嬰兒，已經長成一個壯小伙子了。所需要的就是要適應國際市場的遊戲規則，學會運用相應的戰術和技術。適應之後很快就能逐步收復失地，在國內市場打敗進口產品的同時，就具備了反攻國際市場的實力。

今天中國是全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具備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工業在開放後的國際競爭中，一塊陣地都沒有丟失。也回答了「對外開放」是不是太早的疑問。當其它國家無法從正面競爭擊敗中國工業，就試圖利用體制改革的機會，控股或收購中國的龍頭企業，將這股力量據為己有。中國經濟界又陷入恐慌一次。但這又再一次證明中國的工業基礎的雄厚程度，超過所有人的想像。國際資本從來沒有見到過在一個國家中，每一個行業裡，都有這麼多人，彷彿在國土的每一個角落裡，同時在研究、開發、生產同樣的產品。剛剛收購完一個，類似企業又像雨後春筍一般到處冒出來。完全無法達成他們的戰略意圖，無奈轉攻為守。

今天中國的工業發達程度，遠遠超出國內其它產業行業。在國際上也一支獨秀。技術雖然沒有達到全面最先進，但總體工業生產能力、生產條件和生產效率，已經超過所有其它國家。輕工業產品，即使全世界其他國家同時停止生產，中國的潛在產能可以在幾個月內完成補足。文革期間重點發展的道橋建設，現已經遙遙領先世界水平。鋼鐵產量超過排第二到第六名國家的總和，超英趕美的目標按期實現。但這個發展強度，特別是發展規模，是不是很健康，已經需要慎重地評估了。國家工業化的戰略被以歷史上從未有過強度推行幾十年，衝到這一步也許是不可避免的。

但工業畢竟不是全部。時代發展了，技術因素相對於生產能力來說，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大。所謂「後工業時代」，儘管只是「狼來了」多年，但中國依然需要準備好變化的到來。開國大典時，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到的是一個城牆圍繞的古老京城。但我想他寧願看到的是廠房遍地煙囪林立。如果需要，為了工業化他不惜拆掉所有的城牆，甚至所有的宮殿。圓明園的斷壁殘垣佇立在那裡，灰燼未冷。給那一代人揮之不去的壓迫感和緊迫感。沒有億噸鋼鐵，再多的亭台樓閣綠樹紅牆，都可能和圓明園一個下場。今天，不要說全中國，僅北京周邊一圈地區的鋼鐵產量，就已經超過美國了。但是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六十年後的北京城又會霧失樓台，天天煙霾。環境容量竟然是個問題。

新時代面臨新問題，需要新的遠期總體戰略。六十年前的制定趕超戰略，效用已經基本用盡了。今天的情況複雜度倍增，無法再用類似「以鋼為綱」的簡單口號來做戰略指導。以往的趕超途中，前面尚有清晰目標所在。但等跑到最前排的時候，就不再有前人走過的路可遵循，必須自己闖出條新路來。只是，中國是不是還能有幸及時再遇有那樣長遠戰略眼光的領袖人物呢？

(十二)

中國的工業化，前三十年基礎積累，後三十年擴散釋放。從二十世紀一個落後農業國家，到二十一世紀初基本完成。雖然對中國來說千辛萬難，但工業化畢竟是世界範圍內常見現象，很多國家十九世紀就完成了。真正給給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造成混亂和麻煩的，是中國走的這條非「常規」的道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趕超世界最高水平。並不只是中國一個國家有這份心，說這種話。但能夠幾十年堅持下來不動搖的瘋狂氣勢，才可怕。而且，目前在已經工業化的國家中，似乎只有中國仍積聚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勢能」，讓世界擔心：中國到底要走到哪裡才算完，什麼時候才能停下來。

幾十年堅持的趕超戰略，似乎已經植入民族潛意識。從上到下，無論什麼事情，是官是民，贊成還是反對的，第一反應就是和美國去比，還永不滿足。這種把事情做到極致的精神，在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和結果中集中反映出來。中國不僅起步晚，可能是趕上了最後一班車。可今天的中國工業的規模和速度，給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之大，已經到了霸主美國不惜降低環境標準和中國爭污染工業的程度了。中國的發展還壓縮了所有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空間。尚未完成的國家，如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也許不得不維持在低強度下等待下一個產業時代的到來。


世界上二戰後獨立的興起的民族國家，落後的，欠發達的，發展中的，第三世界的，都在努力走強國之路。為什麼只有中國，真正具備了改變世界的潛力和實力？正是因為「中國道路」。其第一代領導人，從開始就把目標盯在世界第一。為此選擇了一條最艱難漫長的，但長期來看，卻可能是唯一一條可以登頂之路。以趕超世界最高水平為目標，需要犧牲很多眼前利益，需要全民族的專注投入。領導人有沒有信心和能力堅持下來執行下去，人民有沒有足夠的堅韌能承擔得起並保持不懈怠，缺一不可。


為什麼要爭世界第一，不是為了自豪虛榮，也不是為了爭口氣。而是一個落後挨打的國家，想徹底改變自身地位和世界舊秩序的最佳途徑。永遠要力爭戰略上游。因為佔據了上游，你就有制定世界經濟遊戲規則的權利，就有作裁判員的地位。掌握了規則和潛規則制定權，就能保證你在激烈的競爭中，始終讓別人用他們的短處來和你的長處競爭，能用較小的代價保持你的競爭優勢。再也用不著天天流血去削足適履，民族的文化自然就成了「普世價值」。所以，這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民族和文明生存空間的問題。全球經濟永遠只有熱戰沒有冷戰，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而第一代中國領導人，在長期軍事和政治鬥爭中，養成了高度敏銳的戰略意識和素養。讓他們在選擇經濟發展道路時，一樣能排除干擾，高瞻遠矚。


要實現這個目標，工業化自然成了突破口，也是當時環境下的必然選擇。工業，為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和動力。將來也許不是，但迄今工業能力依然代表著國家的力量。所以，中國工業化必須迅速，必須自主，必須全面，還必須達到世界最強。工業化，也許就是一些國家的目標，但在中國只是服務於趕超戰略的手段性和階段性內容。這特性貫穿了中國過去幾十年糾纏在一起的政治服務於經濟，經濟支持政治的回回合合。但總體戰略上，政治和經濟一齊服務於民族利益。中國的經濟戰略的制定，從一開始就不是局限於經濟的，就不是局限於國內的，就不是局限於吃飯問題的。

中國走了自己的路，別人總是要說的。前面說了三十年中國會餓死，等到中國用工業化解決了農業問題後，又說了三十年中國會崩潰。就在學家們還在埋頭按計算器，預計什麼時候中國會遇到進口瓶頸出口瓶頸、拉丁美洲瓶頸、中等收入瓶頸等等時，輕舟已過了萬重山。今天中國已經挾帶著巨大的經濟潛能，挑戰舊的世界秩序。留給經濟學界的是巨大的尷尬。經濟學家們，或許是出於對秩序改變的巨大成本的內心恐懼，讓他們有意或無意識地服從於意識形態的需求，選擇了無視和偏見。讓這些打著經濟學名義的噪音主導著對中國現象的解釋。


無論是中國奇跡論，還是中國妖孽論，都或多或少屬偏見。中國現象，不是沒有經濟學家解釋過，只是都被忽視。中國道路不神秘，用最基本的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完全可以解釋，妨礙真相表達的是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導向。或者說：現行普世價值觀不能允許中國成功。中國經濟一旦成功，普世的帽子就要帶到中國頭上了，這就是「文明衝突」的本質。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言說的「政治不正確」。中國現象不會威脅到經濟學理論本身，卻會讓主流經濟學界暴露出他們在學術上「意識形態路徑依賴」的真實程度。

中國開始於低消費，高積累，低工資，強勞動。積累階段是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為主導，抵禦市場本能驅動。這些都不符合現代經濟學主流。更要命的是，中國保持政府穩定，不選舉，不換人，搞獨裁。這樣才保持了戰略執行的長期性和堅定性。泛民主制度是過輕鬆日子的好選擇，卻是長期戰略的天敵。幾年一換人，政策無可避免地短期化。而且新領導人需要不斷地收買支持者和選民，分光繼之以赤字，絕不可能有高積累。拉丁美洲國家的高速經濟發展期，大多數在軍事獨裁下實現。以至於有人把拉丁美洲瓶頸稱成為「民主瓶頸」。無法政治上正確地解釋，只能將中國打入「不符合經濟學」的另類，永遠在「邊緣」，早晚「崩潰」。

中國採取的發展方式，毛澤東當年用一個寓言做了解答：愚公移山。愚公是不懂經濟學的，因為移山是最不符合成本收益核算的，遠不如移民。愚公又是不懂政治的，因為讓家人為有生之年看不到的目標去付出艱苦勞動，家長是坐不穩位置的。毛澤東未嘗不是以愚公自比。所以，我們可以盡情地說毛澤東根本不懂經濟，還可以說毛澤東完全不懂政治。很有道理，都是智叟。但毛無所謂，讓智叟們說去吧。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們偏要把這三座大山連根挖掉。

中國的趕超歷程，也就是剛剛過去的五十來年，只是歷史的一瞬間。但是要看清這五六十年，需要將它放到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中，才能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能甘心出生入死前仆後繼。需要放到這兩千五百年的文明史中，才能理解中華民族在求生存的掙扎中的力量根源。也許還要再等一百五十年，才能過濾掉其中的恩怨情仇，正本清源。

中華民族的歷史，起起伏伏，不絕如線。她的民眾，忽強忽弱，忽散忽聚。但在任何時候，總不缺敢於站出來為民族犧牲的英雄豪傑。這個民族，她的領袖英雄，以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為己任，只要認定是正道，就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哪怕被全世界圍攻威嚇，哪怕被親人戰友背叛出賣，哪怕被青史抹黑遺臭萬年，哪怕被自己的人民誤解唾棄，都初心不改，九死無悔。

這個民族，每到生死存亡之際，都會有一代人能忍辱負重挺身擔當。他們在最絕望的境地能看到希望，在看不到希望時還能咬牙堅持。他們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艱苦奮鬥一輩子。為了長遠目標，從眼前點滴做起；為了民族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了子孫後代，甘願做鋪路石。有了這樣的領袖，有了這樣的人民，這個民族，就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一個永遠不會被打敗的民族，一個遲早秀出世界之林的民族。

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主角必須要是自己，不能是來來往往的列強。否則只能是這個民族的悲慘史。一個民族如果能成為世界史的主角，那就會是這個民族的輝煌史。但最重要的，一個民族的歷史，必須由自己來寫。如果都是別人寫的，則一定是這個民族的滅亡史。中華民族剛剛翻頁過去了自己的悲慘史，正在譜寫自己的輝煌史。

握緊手中的筆，永遠自主地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