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近日裁定，川普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推動的「對等關稅」缺乏充分法律授權，屬行政權逾越國會授權範圍，因此失效。這不僅否定了關稅本身的合法性，也動搖了以此為基礎所進行的一系列談判架構。換言之，原本以「對等」為名的稅率安排，其法律地基已被抽離。美國政府雖改採《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臨時性全球關稅）來補強法源，但美國的貿易夥伴普遍進入觀望與重估階段，避免在制度未明朗前過早兌現承諾。

觀察主要經濟體的反應，可以看出成熟國家的共通邏輯：保留籌碼、延後承諾、以制度穩定為前提。歐盟即啟動法律重估程序，部分成員國國會暫緩批准既有安排，並明言若關稅基礎改變，協議條件必須重談。日本與韓國則檢視對美投資時程與產業補貼條款，未再提前兌現龐大的投資承諾；印度重新盤點農產品開放與採購條件，把國內政治成本納入評估；加拿大與墨西哥則依《美墨加協定》框架檢視保障條款，保留對等回應空間。這些國家並非反美，而是堅持談判必須建立在穩固法源與可預測制度之上，同時把「時間」當成籌碼。

反觀台灣，民進黨政府誇大宣傳將關稅降至15％是一次成功的「對等談判」，但這個稅率背後，伴隨龐大的對美軍購與能源、農產品採購計畫、企業赴美長期投資承諾，以及國防預算占GDP3％的政策宣示。整體成本遠超單一稅率本身，卻在公共論述中被簡化為「降到15％」的成果展示。如今美國最高法院已否定原關稅架構，等於談判基礎動搖，各國紛紛暫緩或重估，唯獨賴總統還強調《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沒有一絲要改變」。這種過早鎖定立場的做法，在談判技術上不僅顯得冥頑不靈，甚至愚昧無知。

其一，談判彈性被自我壓縮。當他國以觀望換取時間、以暫緩累積籌碼時，台灣卻主動放棄重新議價的空間。若美方未來依新法源調整全球稅率或附加條件，台灣已公開承諾「不變」，迴旋餘地勢必受限。

其二，成本結構可能失衡。對美大額採購與投資本應與關稅優惠形成動態交換，如今關稅基礎改變，卻未同步檢討承諾內容，恐使產業承擔較高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出口導向的機械、石化與農業部門，若面臨全球統一新稅率或他國取得更佳條件，競爭力可能被侵蝕。

其三，政治訊號凌駕經貿技術。強調「沒有一絲要改變」固然可展現對美穩定姿態，但在制度動盪期，過度政治化的表態反而削弱專業談判團隊的調整空間。成熟經濟體的作法顯示，真正的可靠夥伴並非無條件追隨，而是在法律與利益重新界定時，提出合理修正與對等要求。

總結而言，這場風波已證明所謂「對等談判」並非單一稅率的勝利，而是包含龐大財政、產業與國防承諾的整體交換。當交易基礎出現變動，理應全面盤點成本與風險，而非以政治語言封存討論空間。若台灣無法在戰略合作與經貿彈性之間取得平衡，最終承擔代價的，將是產業競爭力與財政壓力，而非宣傳口號本身。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教授、台灣對外關係研究暨發展協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