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二二八事件適逢79周年，正邁向80載的歷史關口。原本應是全體國民靜心反思、撫平傷痛的日子，但在今日的台灣，這天卻往往成為政治檢閱與身分霸凌的日子。近期，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因推廣紀念活動和個人言論，遭到部分輿論質疑其背景與立場，甚至指責她對歷史不夠理解與敬畏，當然也有人盛讚她的勇敢。這場風波再次證明，在一些人眼裡，對二二八的記憶與所做的補償並非為了和解，而是將其視為道德競逐與立場檢驗的鬥爭場域。
標籤化 撈取政治紅利
賈永婕的事件僅是冰山一角，最近學界對台大校長傅斯年的翻案也一樣。長久以來，二二八的敘事和轉型正義已被簡化為一種身分驗證。如果你是特定背景的族群，無論你做了多少努力，只要不符合特定的意識形態，就可能被貼上缺乏同理心或特權後代的標籤。
這種標籤化現象，在政治人物尤其是國家領導人身上就更為顯著。前總統馬英九在任內道歉無數次，每年親自面對遺族、編列補償金、開放檔案，但批評者總能找到誠意不足的理由，使道歉在對立的輿論場中，演變為一種例行性的政治互罵儀式。到了台北市長蔣萬安，身為蔣家後代的背景，更讓他每年的紀念致詞都在抗議者的叫囂與衝撞中度過。當道歉與反思被預設為永遠不夠的贖罪，這種儀式就不再能有平復創傷的意義，反而是部分人撈取政治紅利的機會。
必須承認，二二八敘事長期聚焦國家機器的鎮壓，這固然是核心事實，但記憶和傷口復原須涵蓋歷史全貌，我們要有勇氣承認歷史的錯誤以及所有傷亡的事實。歷史事件的發生，不會只有單向受害，在動盪初期，不同群體間的暴力與傷害同樣慘烈。在那動盪年代，外省族群一樣遭受慘痛悲劇，無論是逃離戰火的顛沛流離、被迫徵召的無奈，或是在運動中遭受的無端攻擊，這些創傷同樣是台灣這塊土地記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在現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族群的受害經驗並未被同等呈現。如果只允許一種受難敘事，而抹除另一群人的痛苦，這種正義就不是正義，而這樣的撞擊至今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回顧1947年，事件之所以迅速失控，並非單一衝突，而是戰後接收體系不穩、行政信任不足、經濟失序等制度失衡的結果。當時的中央政府傾向以安全風險思維處理政治問題，導致軍事介入取代了政治對話與司法處置。
拒內耗 理性看待歷史
審視這段歷史，意義不在形式紀念和重複控訴，而在制度如何導向理性、和解。經過多屆政府的努力，已透過司法的公開透明與憲政救濟體系的完善，補上了結構性的防線。更重要的是軍隊國家化的確立，為軍事介入政治畫下明確的憲政紅線。當前我們真正該警惕的不再是威權復辟，而是社會內部因歷史而起的撕裂。
在二二八邁入79周年的前夕，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又再站出來指責蔣介石，對於早已塵埃落定的歷史真相，這實在是過度消費。當二二八被簡化為政治工具，群體身分被刻意放大，國家的能量將因此再次內耗。這不僅是族群間情感的撕裂，也弱化了國家整體的制度韌性與國際形象。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懂得在爭議後維持制度穩定與社會和諧，而不是讓每年的2月28日成為對立升溫的定期發作時點。
歷史真相固然要探究，但官方對二二八早有定論並已做了補償，不必藉此再搞對立。重點是，我們是否從中學到治理教訓：行政失序時，如何不讓安全化思維接管政治。正如今日憲政秩序中，權力的行使應受到多重制度監督與制衡。近80年的時間，應足夠讓一個國家走向成熟。我們之所以不願再看到這段歷史反覆主導公共輿論，並非選擇遺忘，而是因為看清了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需求。一個無法整合內部記憶、終日自我撕裂的社會，無法在更巨大的地緣洪流中保全自己。
前總統李登輝早在30年前就對二二八事件定調，「眼睛要向前看」。歷史不該成為彼此綁架的理由，更不應成為不同立場者的攻擊武器。讓歷史成為民主社會的養分，下一代才能有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