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許多參與保釣的人，多數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很大，覺得這是一直延續下來的精神，有些人也認為保釣像是新的五四運動。所以保釣之後，有時候會以紀念保釣運動為名，召開五四討論會。當時保釣運動以後，很多人後來開始對台灣政府有批評，而且有覺醒，所以比較會注意周遭的問題。
〈給中華民國總統的公開信〉（編按：1971年3月旅美學者與留學生聯名發表之致蔣中正總統公開信）可能是當時500學人上書的文稿。當時印刷技術不發達，就抄了一個版本。那時候公開信有很多版本，有很多人寫。有關釣魚台的所有資料，我們到處都在徵集，日文的也要徵集，要知己知彼。
當時有不少外國同學聲援釣運，保釣跟台灣有最直接的關係，是台灣的漁民在釣魚台受到驅趕為導火線所引起的，但因為台灣當時的政治情況，沒辦法發生太大的作用。
保釣團體由於對台灣政府失望
參與活動比較積極的人都進了黑名單了。分了兩類，一類是較一般的，跟家人的通信會被監視、家人被騷擾警告、不容易回台灣；比較嚴重的一類，像是護照被吊銷。但黑名單到底有誰，除非問國民黨不然誰也不知道。我們聽到誰的家人被騷擾等等，被列入黑名單的相當多，至少有7、800人。這些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很多都是相當誠懇、見識學識相當優秀的人。如果沒被列入黑名單，有相當一部分人就可以回到台灣，參與這幾十年的變化，這是十分可惜的部分。
釣運一部分，有香港的留學生參加，他們因為比較沒有台灣台獨的複雜因素，所以他們後來就比較沒有這麼多派系。參與釣運的香港留學生畢業之後，多半留在美國或回香港。一般來說，留在美國的人本來就是很多啦，但也有人回香港。回香港的情況，一般是不會像台灣有黑名單的情況。
釣運與統運有時候是很難截然劃分的，因為有很多地方的釣運組織，大概從1971年4月10日那次遊行之後，一方面開始對台灣政府在保釣態度上的失望，進一步覺得懷疑，或是漸漸瞭解到台灣政府一些本質上的問題；另一方面是中美開始接觸，所以大家突然發現，說好像有一個比較強大的中國，在海峽的對岸連美國好像都要討好中國。
因為我們那時還有一個很特殊很複雜的心理背景，這個背景其實延續下來，到今天還一直存在，那時候覺得台灣是被孤立的，因為覺得台灣政府很多的統治都是建築在對美國的依賴上；但另一方面又覺得說，我記得從小學開始，一天到晚宣傳美國對中華民國多友善，但另一方面我們一直想要邀請美國比較高階的，像總統、副總統來台灣訪問，除了艾森豪1960年來台訪問外，後來都沒有成功過，所以一直有這種在外交上被人家瞧不起的那種很複雜的心理。
在這種狀況下，在保釣時就發覺，台灣的政府不僅不敢得罪美國，而且拚命卑屈地想討好，對日本也不敢據理力爭，所以大家就覺得說，你作為一個國家完全沒有起碼的尊嚴可言，這也是大家對當時台灣政府一種不滿的來源。正在這時又發現說，尼克森好像以能夠得到中共的邀請，覺得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就突然發覺，中共那邊好像變成很有尊嚴的、連美國都必須很重視的，就覺得那邊也許有可能可以保衛釣魚台。
這是一種很複雜的心態的變遷，所以在這種狀態下，當時很多釣運的人自然而然就轉到中國去。那時候中共因為要開始跟美國建立關係，中共當時提出來的幾個原則是，美國一定要從台灣撤退，台灣一定要跟中國統一。
那時候美國在台灣還有駐軍，有一個軍事顧問團，美援是結束了，但軍事援助可能還是有一點，經濟援助是到1965年就結束了。中共要求美國這三件事一定要做，就是撤軍、廢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跟斷交，建交的三個條件。
反正那時候很多保釣團體由於對台灣失望，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就造成他們開始去注意中國大陸的一些情形，發展出兩種，一種是不少人「左轉」，另一種是從對台灣的認同，轉移到對中共的認同上。在這種情形下，這些保釣的人就發展出所謂的「統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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