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認識他將近一甲子，嚴格說來，我還是不太了解他；儘管他真的是我的「歐多桑」（日語，父親）。

   我和父親的關係，經常有王文興《家變》中那種虛應故事的疏離，也曾有過屠格涅夫《父與子》裡，那個傳統老頭與他那虛無主義者兒子的強烈衝突；我們之間，甚至還出現過三十年代上海灘父子火爆式的家庭革命與情仇…。父親和我的關係，一直有著解不開的糾結與抗拮。 

   小的時候，學校裡教的是國語，父親在家卻總是用日語與母親交談；他不要我們小孩子知道太多事情。偶而，會有一些他的朋友，說是路過附近，順道進來敘敘舊；在慷慨激昂的談興中，我隱約聽見各式時論，但總見父親有幾多的驚惶與不安。待朋友走後，他會久久沉默不語，接著感嘆一聲，猛抽著菸，不斷告訴我們自己是日本人、受的可是日本教育，因而不願意對當今時事加以評論。之後，便整日哼起日本流行歌曲，企圖忘記自我；有時，他還會隨歌起舞，學像個日本藝妓呢。說真格的，如果不是祖先牌位上寫著祖籍福建泉州，我真還會相信父親就是日本遺民呢。 

   解嚴後，他欣喜若狂，也生平第一次跟在遊行隊伍後面，勇敢地參加黨外慶祝活動。那時，他拉著我的手，興奮地說著幾十年來深藏在心裡的往事：他如何在二二八那段期間，四處躲藏，活在恐懼害怕中；他在大陸兵機關槍盲目掃射下，慌忙的跳入樹叢中，竟然神蹟似的避過一劫；他在上班時，一群阿兵哥闖入辦公室，在所有同仁正被抓走之際，一位來自福州的同事，謊稱他倆是從大陸一塊過來的，而幸運地成了唯二沒有被帶走的辦事員…。

   那日，我終於了解，他為何經常失魂狐疑、膽小如鼠、總是要確定口袋裡放著黨證後，才敢出門。

   有一回，教會邀請專門研究屬靈地圖的朱牧師來開課；朱牧師喜歡幫人尋根、找出歷代的家族遺傳，作為屬靈爭戰、醫治釋放或城市復興之用。朱牧師當場根據我口述祖父如何曾被人以米酒灌醉，一宿醒來，一紙押了指印的債據，把在淇哩岸（士林石牌）的大片潘氏祖產，莫名拱讓，而抑鬱以終的悲劇，以及我的膚色、口音和姓氏，鐵口直斷說：「你是凱達格蘭族人。」

   當時，我很震撼，便迫不及待的趕回台北，向父親尋求印證。

   我永遠無法忘卻，這個曾自稱是日本人、福建泉州人、某黨忠心黨員的父親，突然臉色一變，驚慌得像是一個被逮個正著的現行犯，本能地以食指豎在嘴唇上，惶恐地左右張望，然後輕聲說：

  「噓－－！小聲點，不要讓人聽到。

   千萬不要讓人知道我們是生蕃。

   阿公說，只有死前才可以告訴孩子，我們是生蕃。

   如果讓別人家知道了，我們會被欺負的。」

   驀地，我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面對眼前這個一生備受壓抑、個性古怪、身無積蓄恆產、被視為無路用、經常和我這個留美大牌教授起爭執，偏偏又是我父親的糟老頭，生出了無限的同情、憐憫與疼惜。

   我父親的一生，居然一直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身份。

   他自稱日本人，卻不是真正東洋鬼子；祖宗牌位上的家譜寫著福建泉州人，卻沒有外省籍貫；有了黨證作護身符，卻是藍皮綠骨；脈搏裡流著生蕃的血液，卻早已漢化，失去了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甚至於衣飾呢。

   終於，我知道為什麼我們父子間，會有這麼多的衝突與不和、在我生命裡，為什麼有著那麼多的混亂與不安－－身為長子，我承繼了一個沒有身份的身份。

   那夜，我痛哭，為我父親、也為我自己。

   在矇矓中，霎時，有個聲音自耳際響起：「我也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啊。」

   突然間，我的淚水止住了；卡在我和父親間數十年的所有隔閡、不和與不解，整個地都被一股耶穌愛的暖流，完全給溶化掉了。

   是的，連祭司長都不讓彼拉多寫著，耶穌是猶太人的王啊。（約十九：19-22）

   儘管如此，沒有身份的耶穌，卻成就了人類的救贖，使兩下歸於一體，與神和好。（弗二：16）

   沒有身份，不再是羞辱的標誌；沒有身份，將會是祝福的記號－－誠如彼拉多所說的「我所寫的（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我已經寫上了。」（約十九：22）

   主耶穌也已經為我們寫上了，我們真正的身份－－不論別人怎麼叫我們，我們永遠是神的兒女（約一：12）；就像，不管我父親是甚麼身份，我永遠是他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