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所有關於世界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中，「印度崛起」（India Rising）或許是最新、但也最沒有共識的論述之一。印度是人類四大古文明之一，擁有四千年悠久歷史，曾創造出印度教、佛教、錫克教等宗教；在政治上，印度自獨立以來一直維持民主體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軍事上，印度是南亞地區領土的主要強權，軍隊人數世界第二，1998年更成功進行核子試爆，成為世界上第七個躋身核武俱樂部的成員；在經濟上，印度自1991年開始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目前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從2002年到2007年，印度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9%，僅次於中國，即使面對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的衝擊，印度的經濟仍然能夠繼續成長（World Bank, 2010）。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其作品《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書中，更是將印度描繪為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下最具創造力與活力的一員（佛里曼，2005）。目前（2015年）印度已經是全世界第九大經濟體，以「相對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計算更是世界第三：單憑這些數字來說印度是崛起中的強權並不為過。

不過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印度，會得到完全相反的印象：2013年為止國內生產總額達到一兆八千多億美元，人均GDP僅1,499美元（購買力平價後為5,412美元），仍屬於相對貧窮的國家。全國有31.4%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以相對購買力來計算每日收入在1.25美元以下），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更多達68.7%。印度剛獨立時只有12%的人口識字，到了21世紀的今天，識字率已經提升到74%，不過仍然低於全球平均值84%（World Bank, 2016）。另根據2014年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4），印度在187個國家中排名第135，屬中等發展程度（人類發展指數為0.586），不過已經與最低發展程度（人類發展指數在0.52以下）相去不遠（UNDP, 2014）。除了貧窮之外，複雜的語言體系及宗教信仰也讓印度社會看起來更不穩定：官方語言印地語（Hindi）及其字母天城文（Devanagari）的使用者主要集中在北部，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另有二十二種語言被列入憲法第八附表（Eighth Schedule of the Constitution）的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s）地位；使用人口達500萬的非官方語言也有十四種；另外已被辨識出來的方言更有兩千種以上。其中南方各邦使用達羅毗荼語（Dravidian）系的居民，認為自古以來南方達羅毗荼文化與北方的印度─雅利安（Indo-Aryan）文化明顯不同。除了語言外，印度擁有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宗教信徒，要讓這些社群彼此和睦相處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也因此印度自獨立後各類種族或宗教衝突動亂不斷，近年來恐怖主義攻擊更是時有所聞。依據澳大利亞智庫「經濟與和平機構」（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所發表的「全球和平指數」（Global Peace Index, GPI）報告，2015年印度在全球162個國家或地區中只排到143名，這顯示印度其實還談不上穩定發展，更不要說是世界強國（Global Peace Institute, 2015）。

正是這個集合所有矛盾於一身的國家，近年來卻成為許多經濟學家與國際關係學者眼中的瑰寶。美國官方情報智庫「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2005年發表《2020全球趨勢》（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2020）的報告，預測中國與印度的崛起將是本世紀國際政治發展的最重要趨勢，並認為這項發展將「徹底改變地緣政治面貌，其所帶來的衝擊將和20世紀初美國與德國的崛起一樣充滿戲劇性」（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5）。五年後，「國家情報委員會」所發表的新版本《2025年全球情勢》進一步將中國與印度的崛起視為本世紀國際政治發展最重要的趨勢，並將這兩國稱為「國際政治舞臺上最重量級的成員」（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0）。學者William Avery所著《中國的惡夢、美國的夢想：作為世界新強權的印度》（China’s Nightmare, America’s Dream: India as the Next Global Power, 2012）一書更將印度描繪成本世紀最重要的世界級強權，並大膽預測印度最後會走向與美國結盟之路以對抗中國威脅（Avery, 2012）。在討論印度崛起這個主題之前，讓我們先看看這個國家是如何形成的。

從歷史的角度看印度

印度雖然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但歷史上從來都不曾是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過去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強大王朝，例如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即阿育王帝國）、笈多王朝（Gupta Empire）、朱羅王朝（Chola Empire，1至13世紀位於南印度的國家）、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由阿克巴大帝所建立的波斯化國家）等等，都沒有統治今天印度國土的全部。真正把整個印度納入統治範圍的是18世紀才來到此地的英國人。

英國人最早是以承包蒙兀兒帝國稅收的方式在印度活動，而後逐漸擴大其影響力，最後乾脆取代蒙兀兒帝國，成為印度的實際統治者。1857年印度大起義後次年，英國政府將原來由東印度公司統治的方式改為直接統治，建立「英屬印度」（British Raj），其國家元首（印度皇帝）由英國國王或女王兼任。不過印度的許多地方並不是由殖民地政府直接管轄，而是名義上獨立的土邦（Princely State），因此英屬印度是由英國統治的行省與562個各式各樣的土邦所組成的廣大地域，其範圍包含了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緬甸（後者在1937年後成為英國直屬殖民地）。英國殖民當局在1935年制定「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 of 1935），引進一種接近中央集權的聯邦制度。這種設計的目的是為了讓不同宗教、種姓、與民族的社群都能夠被納入一個統一的政治組織之下，也是為了緩和不同宗教社群間（特別是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之間）越來越嚴重的衝突。不過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部法案一直沒有完全實施，穆斯林領袖則在此時開始倡議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巴基斯坦。

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英國政府迫於形式，決定同意印度獨立建國。從1945年6月開始，英國就邀集了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代表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以及穆斯林領袖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等人進行密集協商，目的是希望印度教徒與穆斯林都能在統一的印度下共享政治權力。1946年3月，英國工黨政府派遣內閣使節團前往印度，提出一個複雜的三重聯邦政府草案，內容是將印度分成三個大聯邦省區，其中西邊與東邊兩個省區（即後來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屬穆斯林，中間的省區（即後來的印度）屬印度教徒。不過後來這個計畫遭國大黨否決，穆斯林最後選擇獨立建國，成立巴基斯坦（Pakistan）；英國所直接統治的行省與562個土邦（princely states）則獨立成為印度（Barbara and Thomas Metcalf, 2011）。

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都自詡為英屬印度的繼承者，不過後來的發展卻完全不同。巴基斯坦建國者確立這個國家的伊斯蘭性質，此後整個國家也真的逐漸走向伊斯蘭化。而在印度，世俗主義（secularism）一直是主要的建國理念，印度的憲法、國旗國徽、政治體制等都看不到宗教的影子。即使印度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社會，建國初期的政治領袖也都刻意維持不偏袒任何宗教的立場。這種堅持世俗主義的政治立場，其實與聖雄甘地及後來擔任首位總理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有很深的關係。

甘地是印度獨立建國的推手，一直到今天仍在印度享有崇高的地位。一般人對甘地主義（Gandhi Doctrine）的理解是其用非暴力抗爭的方式與不合作運動的策略來對抗大英帝國，最後迫使殖民當局同意讓印度獨立，也避免了一場可能因爭取獨立而引發的戰爭。不過甘地帶給印度人民最大的政治遺產，是確立印度成為一個世俗民主國家的路線，也就是將政治與宗教脫鉤，強調所有宗教族群在憲法下一律平等。甘地本身成長於印度教家庭，其非暴力哲學也明顯是受到印度教的影響，但他為了讓各宗教彼此尊重，宣稱自己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為了避免印巴走向分裂分治，甘地非常努力地調和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兩個族群之間的關係，並且堅持獨立後的印度一定要平等對待所有的宗教與種族社群，他的理想是讓這個國家成為所有人共同安居的樂土，只是這個願望最終因為巴基斯坦獨立而沒有完全實現。今日的印度與甘地心目中的理想國度已經相距甚遠，瑞士籍作家伯納英哈斯利（Bernard Imhasly）所著之《告別甘地：現代印度的故事》（Goodbye to Gandhi）對於這個主題有很深入的討論（Bernard Imhasly, 2008）。

從安全戰略的角度看印度

印度在獨立之後的安全戰略深受兩大傳統影響：

首先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在英國殖民者眼中，印度的主要安全威脅來自北方傳統的大陸型強權，特別是中國與俄羅斯。因此英國的作法是建立一個「環狀的防衛系統」（system of ring fences）。其中「內環」（inner ring）是由印度東北諸部落及喜馬拉雅山區各王國所組成；「外環」（outer ring）則包括在地緣位置上處於印度與其它強權之間的區域，如波斯灣、伊朗、阿富汗、泰國。內環防衛以軍事為主，外環則以外交及武力展示為主要手段（Lorne Kavic, 1967: 9）。英國對其殖民地的防衛方式對獨立後的印度產生兩種效果：第一，印度決策者深知印度在地緣政治上的關鍵地位，因此極力擺脫強權對印度的影響；第二，英國將疆界防衛與維持區域安全穩定的概念帶入印度，使得印度在獨立後一直將維持印度領土完整與南亞區域穩定做為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

影響印度建構其安全政策的第二個傳統是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獨立過程後逐漸發展出來的以反對殖民主義及種族主義、維持世界和平為核心概念的印度式外交政策，特別是首任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執政時期印度所發展出來的不結盟外交傳統。印度在獨立後一面高舉不結盟運動大旗，以亞非發展中國家領袖自居，並積極聲援世界各國殖民地爭取獨立，試圖創造出其在國際社會的道德形象；但另一方面印度時時刻刻不忘以維護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有時甚至不惜以武力達到目的，例如在1961年與武力兼併葡萄牙殖民地臥亞（Goa）。這樣的作法使印度時常遭致西方國家嚴厲的批判，認為印度在對外政策上不一致，甚至是虛偽。

在這兩個傳統的交互影響下，印度國家安全戰略有三大目標：

首先是維持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對外防止他國入侵領土、對內全力防範國內分離主義運動，並強力反對他國以支持印度境內的種族分離運動為名干涉印度的政策。在印度獨立之後，對其主權與領土構成「威脅」的來源有三：1.內部整合問題；2.鄰國對印度領土與主權的威脅；3.內部分離勢力與外國干涉。在印度獨立初期的十多年內，幾乎盡全力在處理內部整合問題，當時英屬印度的部分地區領袖不願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是選擇加入對象與其境內種族期望不同，當時印度境內也存有英國以外其他國家的殖民地，例如法國的Pondicherry與葡萄牙的臥亞（Goa）。除法國是以簽訂條約方式放棄其領地，其餘地方的整合多是以武力解決（Kandi Bajpai, 1998: 166）。今日印度在主權與領土上的威脅主要來自與鄰國的領土糾紛與內部分離勢力，特別是來自與中國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邊界糾紛，這兩國也時常遭印度政府指控與其內部分裂勢力勾結，製造內部動亂。

其次，在不結盟思想的影響下，各屆領導人一直將維持外交上的獨立自主作為其維持國家安全戰略之最高目標。冷戰時期印度刻意以不結盟政策來保持與美國及蘇聯的關係，但從來未正式與美蘇任何一方為敵。雖然蘇聯是印度軍事武器裝備的主要供應者，印度也將蘇聯的計畫經濟做為印度經濟發展的模範，兩國甚至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但印度從未正式成為蘇聯在軍事或戰略上的盟友。冷戰結束之後，印度在外交上不再強調「不結盟」，但不結盟政策所凸顯的外交上獨立自主仍然存在印度的安全戰略思維之中，只是這樣的想法在近年來在內部遭到極大的挑戰，許多戰略學家認為印度應該要更積極展現其軍事實力，而不是消極自保。同時，印度在外交上獨立自主政策與國際上強調建立合作機制以處理共同問題的思維格格不入，例如拒絕簽署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且不顧國際社會反對試爆核武，這些作為都是受到其獨立自主戰略的影響。

印度安全戰略的第三大目標是維持其在印度洋上的優勢地位，早在1980年代就從英國購入航空母艦維克蘭特號（INS Vikrant），成為二次大戰後亞洲第一個擁有航母的國家〔2013年再從俄羅斯購入維克拉瑪蒂亞號（INS Vikramaditya）〕，此外印度也在1986年從蘇聯取得核子動力潛艇，並嘗試自行製造。印度海軍目前擁有超過155艘船艦，如按照噸位總和計算，其實力排行為世界第五，其編制內共有6萬7,000人，分為東方、南方、西方三個司令部，是印度洋航道上主要安全秩序維護者。

不過印度領導人始終認為其維持國防安全的目的是在國內創造一個穩定且發展的經濟秩序。首任總理尼赫魯就曾表示：提升經濟生產力是印度所有國家發展目標中最重要的目標。因此要更瞭解印度，仍必須從其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

從經濟的角度看印度

「印度崛起」（India is rising）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今日國際政治上時髦的新名詞。但印度是否真的在崛起？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印度崛起這個想法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

2001年間，國際知名的高盛證券（Goldman Sachs Inc.）首席經濟分析師Jim O’Niell首次提出金磚國的概念，認為如果以購買力評價來計算，則中國、印度、巴西、俄國這四個新興經濟體的GDP將占全球整體的23.27%（原本按匯率計算只有7.95%），因此這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容小覷（O’Neill, 2010）。之後高盛在2003年的另一篇報告中，進一步預言在公元2050年時，世界經濟版圖將重新洗牌：現有六大工業國中的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將被淘汰出局，取而代之的是金磚四國。在這四個國家中，「中國與印度將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製成品和服務提供者，而巴西和俄羅斯相應的將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原材料提供者」。由於巴西和俄羅斯可以為中國和印度在製造業上提供所需原料，這四國將開展更加廣泛的合作。據預測，「金磚四國」將有能力組成強大經濟集團，取代現在六大工業國家的地位。高盛報告中的「金磚四國」儼然成為未來新經濟強權的代名詞。（Wilson, et. al., 2003）在臺灣，金磚四國的概念經由《商業週刊》2005年的一篇專題報導而廣為人知，進而帶動臺灣研究印度經濟的熱潮，國內第一本探討印度經濟的論文集也在2007年出版（朱雲鵬等，2007）。

當時各界對印度的興趣主要源自於其高經濟成長率，而許多世界經濟的報告也都呈現出這種樂觀的預測：世界銀行在2011年1月所發表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2011）顯示，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各國在未來幾年內將繼續維持7.7%至8.1%的高經濟成長率（World Bank, 2011a）。2011年8月，印度經濟計畫委員會所提出的第十二個五年計畫（預計從2012年4月開始執行）中，也預測未來五年的經濟成長率設定在9%。世界銀行稍早所發布的「2010年南亞經濟現況報告」（2010 South Asia Economic Updates）所引用的一些民意調查數據更顯示，印度人民對未來經濟發展普遍樂觀。2009年印度有七成受訪者認為國內的經濟情勢很好，此數字較前一年還高百分之十；這些數字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同時期在世界上其他地區，人民對未來經濟發展表示樂觀的比例都偏低（美國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受訪者認為國內的經濟情勢算好，印尼與巴西的數字也只有四成）（World Bank, 2011b）。

不過現在看起來這些數字都明顯高估，特別是歷經2008～2010年全球經濟風暴之後，印度的經濟成長明顯下滑，連其國內學界對未來經濟發展也不抱樂觀。前總統經濟顧問、現任印度國際經濟研究中心（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CRIER）研究員Shankar Acharya認為印度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大，未來應該能夠保持穩定的經濟成長。不過過去兩年來印度飽受通貨膨脹之苦，而且政府預算赤字的問題短期內很難改善，因此未來經濟成長率也會低於2003～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準（Acharya, 2012: 9-15）。另一種更為悲觀的論點認為印度經濟面臨很大的危機，因為政府至今並沒有努力改善其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也沒有提出整體經濟發展的有效策略，因此除非出現一次類似1991年規模的經濟改革，否則未來五到十年的經濟成長率只能達到6～7%的規模。筆者在2012年初前往新德里進行三個月的訪問研究，發現這塊傲視全球的「金磚」早已褪色：當時印度經濟成長率從五年前的8%降到不足5%，國內通貨膨脹嚴重、盧比（印度貨幣）不斷貶值。當時絕大多數學者都預測到了2014年，兩大黨的支持度都將繼續下降，各種地方型小黨將隨之崛起。2013年德里議會選舉，一個以反貪腐為號召的新政黨「小老百姓黨」（AAP）竟然打敗兩大黨取得議會多數，似乎印證了這種預測。

不過在2014年5月的國會大選中，在野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卻打了一手好牌，先是推出治理地方績效卓著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邦長莫迪（Narendra Modi）為總理人選，以「政績」和「效率」來吸引選民，另一方面全力攻擊國大黨處理經濟議題的無能。最後印度人民黨及其組成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各政黨共贏得543席次中的335席，終結了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連續十年的執政，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黨輪替。莫迪上臺後，以振興經濟為施政主軸，喊出「Make In India」（來印度製造）的口號，希望藉由改善經商環境與吸引外資，來提升該國製造業的實力，這個策略是否真能奏效目前仍在未定之天。不過由於全球市場衰退，未來即使印度成功將其國內的農業人口轉移到製造部門，但也很難複製中國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而是讓國內市場能夠吸納製造業的產品。目前資訊及軟體產業雖然是印度的強項，但是從業人口占整個社會的比例非常少，並不能在印度的經濟發展上扮演關鍵角色。如果要發展國內的經濟，繼續投資基礎建設及推廣教育似乎是唯一的方式，但印度政府是否有能力獨自進行這樣的計畫不無疑問。

作者：陳牧民

現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學歷：台大政治系學士（1992）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學院碩士（1997）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博士（2004）

經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訪問學人、兼任外語教師（2001－2002）
　　　總統府副總統辦公室聘用諮議（2002－2004）
　　　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副教授（2004－2008）

主要研究領域：國際安全理論、東亞區域安全、中國對外關係、南亞政治

出版：五南文化事業機構。

文章來源：http://www.nownews.com/n/2016/10/04/226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