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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04 01:12:43瀏覽1882｜回應1｜推薦18 | |
 文章來源: 多維 今年是“六四”事件的第22個年頭。就在6月4日前夕，“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127名六四事件死難者親屬發表公開信，透露北京市公安部門曾在今年2月、4月和5月，先後三次找個別“六四”事件死難者家屬，討論賠償問題。公開信說，過去16年來，“天安門母親”群體曾多次致函中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就六四事件死難者與政府展開對話，但當局始終不予理睬。中國當局年初終於打破沈默，願意作出賠償和撫恤，此舉值得歡迎。 不過，由於當局不談公布真相或司法追究，只提出經濟賠償問題，公開信因此質疑當局試圖通過賠償死難者來私下了結六四事件。據悉，“天安門母親”群體自1995年就提出了解決六四問題的“真相、賠償和問責”三項要求。而此番與死難者家屬接洽的公安部門人員表示，“真相、問責不好辦，至於賠償，多少錢能解決問題”。據丁子霖稱，公安首度談話的當天下午，那位母親欲出門找她商量此事，即被樓下兩名警察阻止外出。 此外，在距離6月4日尚有10天的時候，北京方面即有所準備。據悉，眾多政治異見人士陸續收到當局警告和遭到監控。一批敏感人士相繼被中國公安、國保部門約談、警告，禁止他們在此期間參加紀念活動、不得接受采訪、甚至不能穿白色襯衣。有匿名異見人士指出，北京街頭便衣多了，以前他們只分布在天安門廣場，現在連十字路口甚至一些更小的地方，都有公安便衣介入。 在香港，5月29日支聯會舉行了紀念六四事件的遊行，大會表示有2,000人參加，這次活動是李卓人接替去世的司徒華出任支聯會主席以來的首次遊行。今年遊行主題除了要求平反六四之外，亦有配合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並同時要求釋放維權人士劉曉波、艾未未和其他異見人士。遊行期間，有人在街上用粉筆寫出“平反六四”的字樣，也有人進行募捐，並派發茉莉花，亦有家長攜帶子女參加，以示國民教育。遊行從13時許開始，先在銅鑼灣附近的維多利亞公園舉行論壇，大約15時16分左右遊行開始。他們沿途高唱民運歌曲，隊伍的“龍頭”在17時30分抵達位於中環的香港特區政府總部，“龍尾”則大約1小時後到達。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22年了，雖然還有人指責六四事件是一場禍國殃民的運動，也有人還在質疑和痛批共產黨當年所為，但許多親歷此幕的人已經漸漸淡忘，年輕一代更對此知之甚少。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態度在22年之後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從旗幟鮮明地反對到淡化處理，甚至還傳出了平反“六四”的只言片語。相較於中國官方態度的松緊有度，對於始終深涉政治的劉曉波則態度強硬，對於遠離政治的“李錄們”則有所緩和。海外民運顯然已沒有了合力，日漸成為一盤散沙，難掩落魄與失敗。而香港是22年來唯一一個持續對六四有所表示的地方，但也已經成為香港的一個政治符號。如今又到六四，反思與追憶已成主調，人們不得不問，中國的海外民主運動是否已經消亡？  海外民運聲名狼藉 在六四事件22年後的今天，有輿論稱：“海外民運走到了盡頭”、“老的越來越少，年輕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幣驅逐良幣”、“沒有錢，沒有道德優勢”……今天，中國海外的民運組織沒有會費，沒有會員，更沒有新人加入，就連六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王丹自己也承認，“海外民運已經徹底失敗”。 有人說，中國海外民運之所以成不了氣候，主要是因為沒有一位領軍人物，至今沒有人能夠抗起大旗；也有人指責一些民運人士的道德水準，爭權奪利不說，甚至當年有些人“投身民運不過是為了申請政治避難，以便出國。如當時的海外民運代表人物王炳章，就曾為了申請一張‘工卡’偽造證件，被美國移民局當場抓住。事發後，他說這樣做主要是為了今後從事民運的方便。 據悉，1989年六四之後的幾個月里，中國海外民運的參加人數一度超過了5,000人，但現在，算上那些為獲得“難民”身份而濫竽充數的人，所謂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多說也就200人左右。但各種不同名目的民運團體多達五六十個，很多組織甚至只有一個人，帶領一些人搖旗吶喊。 人數越來越少，而組織越來越多，豈非怪事？觀察人士對多維新聞表示，這是中國的海外民運組織的內鬥和分裂結果。基本上有兩個原因：一是爭奪錢財。有一個“山頭”就可以印刷名片，到處“化緣討錢”。因為掌握了這個“山頭”，就能吃上民運飯，例如，過去一向名不見經傳的人士“逃”到海外之後，立即謊稱他在中國領導著100多個地下組織的聯合體，自稱“領袖”、“主席”，然後就以此呼籲各方給他幾十萬、數百萬美元作“經費”。二是做“難民”生意。如澳洲，當局最初只是給民運組織中的負責人以政治避難的身份，所以，很多人為了避難，就爭當民運組織的頭頭。如果在選舉中不能當選，就會自己另立山頭當大王。所以，後來有一些所謂的民運組織，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做“難民”生意而成立的，他們招攬一些偷渡到美國的華人，讓他們出錢，給他們偽造文件和證件，參加各種示威遊行活動，為獲得政治避難創造條件。 而這些民運組織的經費賬簿永遠是一個謎。由於某些所謂的民運組織的大筆經費，來自不可告人的情報間諜機構，所以他們的賬簿永遠不能向成員公開，這就為主管人任意支取、挪用、侵吞提供了方便。民運組織的歷次內鬥和分裂，幾乎都不是因為政治方向等原則性分歧，而更多是為了爭奪經費的主管權。 標榜的“民主”為何物？ 上述指責，自有其道理，但亦有分析人士認為，這顯然並不切中要害。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的海外民運常以追求“中國民主政治”為標榜，但實際上他們所具有的民主知識，常常來自對某些西方思想理論的一知半解，和喊口號般的熟能生巧地運用。在他們頭腦中，有關政治的基本觀念和實際運作技巧，仍然只是他們年輕時學到的“鬥爭經驗”。 曾有人對中國海外民運分子的特征作出歸納。在思想方式上，“民主”已然成為他們意識判斷的“生死符”，判斷一切是非對錯的絕對標準。在這個問題上，只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想法，便會立即口誅筆伐，其勢態之猛烈，言辭之激昂，往往令人想起“文革”時的大批判，甚至會進一步發展到人身攻擊。在運作方式上，一些海外民運分子更是誌在發動一場“革命鬥爭”，在他們遊行示威時，“推翻”、“打倒”之類的口號喊得震天響。 對於他們來說，“民主”運動，就像革命一樣，而他們理想的民主的實現，也就像革命的成功一樣，會創造出一個嶄新的社會。在他們看來，相信“民主”和相信“革命”完全成了一回事。相信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都應該通過某種激進的政治手段來解決。然而，真是如此嗎？“民主”等於“革命”嗎？“革命”了就能“民主”了嗎？ 歷史上的民主運動能持久發展並取得成功，絕不是僅僅因為民主和人權的理念，而是現實的利益。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理念不能當飯吃，對老百姓沒有誘惑力。當年中共在中國大陸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動員了農民。在中國近代的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提出的綱領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是利用民族矛盾來推動民運的例子。 一位年過半百親歷六四的北京人士在與多維新聞記者交流時表示，一些逃往海外的民運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到底是為自己著想，還是為“民”著想？時過境遷，暫不對過去指指點點，但需要想一想，近年來從中國留學海外的學生成幾何數增長，為什麽當年的“學生領袖”、“民主鬥士”們無法贏得留學生的信任？ 上述人士還指出，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人權也並非如這些民運人士所說的那麽糟糕。否則為什麽仍有那麽多人支持共產黨，為什麽不揭竿而起？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城市日新月異，可是這些海外民運分子的思想卻一成不變。之所以這樣，也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現實，因為中國的發展現實並不是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所以他們失望了，歇斯底里了，然而不如他們所願就不好了嗎？ 不可否認，今天的中國還有很多問題，這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會出現矛盾和問題，然而，海外民運分子只看到了社會的負面，而絲毫看不到中國的進步。如海外民運分子說留學生受共產黨的控制、洗腦，這是很典型的事例。民運分子慣用的一個“伎倆”，就是不分青紅皂白亂扣帽子；另一個特點是謾罵和指控。目前在海外的中國民運分子，除了一張嘴是“自由”的，行動、身體和精神則被收買了，有些甚至投靠了西方反華勢力，變得不“自由”了。 中國“民主”“自由”的成長 一個歷史事件是否會重演，關鍵因素在於導致那個歷史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否已經變化。所以，當探討為什麽中國的海外民運失去了土壤的時候，還需要從為什麽出現了海外民運說起。 用王丹的話說，當年爆發八九民運，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文革結束後，各界的反思結果幾乎一致地指向政治體制和個人崇拜，因此“民主化”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盡管社會上關於民主的呼聲不斷，但是當局的政治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在“四項基本原則”的限制下，人民對於民主的願望屢屢挫敗，這種挫敗感積累的結果，必然導致1989年民運爆發。第二，中國在1987年的價格改革闖關試驗失敗後，黨內以李鵬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治理整頓”，實際上是想讓中國重新回到計劃經濟的軌道上，改革是否能夠繼續下去，成為當時各界焦慮重點，為了防止改革倒退，學生們決定放手一搏。 第三，中國的經濟改革，從起步階段就具有了拉大社會差距，加深社會不公的特點，這樣的模式發展到80年代後半期，導致了官倒橫行的現象，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引起社會上的極大反彈。 綜合以上三點，當時的學生們提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推進改革”三大主張，迅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這樣的支持，不僅僅是因為學生們的勇氣感染了民眾，主要還是因為上述三大矛盾已經積累到了臨界點。 那麽，當下的中國是否還具備當初的氛圍？今年年初，在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之後，原北京體育學院學生、在六四鎮壓中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指出，中國的社會矛盾比突尼斯和埃及不知道要嚴重多少倍，但中國為什麽至今沒有發生“茉莉花革命”？1989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為什麽沒有像埃及的“解放廣場民主運動”那樣贏得勝利呢？用他自己的話說：“到處都是導火索，但這些導火索不是被分散了，就是被瓦解了，或是被轉向了。現在中國的問題就是，所有的熱點，都沒有最終引向爆炸”。 不可否認，22年來，中國的腐敗現象並沒有被遏制住，百姓對於官員腐敗的痛恨比80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22年來，中國經濟改革大步向前，但是社會矛盾猶在，甚至比早幾年更為集中地爆發。但這些都同屬於“社會管理”問題，是每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可能面臨的問題，與政治無關。觀察人士指出，正是由於這些社會問題是在以往社會發展過程中，沒有得到重視，而現在暴露出來，將其定性為“社會管理問題”就表示當局已經開始在解決問題了，也就是如方政所說的“分散”、“瓦解”、“轉向”。如果簡單地將這些問題上升到政治，未免過於教條主義。從這個角度看，現在中國的那些海外民運已經沒有了能夠調動中國民眾的綱領和口號。 中共領導者並不反對民主和人權的價值，這就讓民運分子所高舉的民主旗幟失去了唯一標識的作用。在中國，沒有一個政治力量反對民主與人權，也就是說，民運的目標並不是特有的，民運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也有人提出要以反腐敗作為推動民運的口號。然而，民運分子中的腐敗還少嗎？他們這些人今天還沒有執政，就已經如此腐敗和腐化，如果他們當權了，還會比中共目前的官員清廉嗎？ 事實上，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啟蒙思想家有關民主、自由、人權的思想獲得了實踐，西方的這些民主思想在清末就已傳到中國，引發了中國的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這種自由、民主的價值，不僅僅在西方得到肯定，在中國也被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包括中國共產黨。可以預計，中國未來也會走上民主之路，但絕不是現在目前海外民運人士所計劃的道路。 中共流放策略導致海外民運困境 正值1989年的北京“六四”事件22周年之際，多維新聞記者專訪了司徒華過世後繼任香港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李卓人在談話中，對華叔之後的支聯會前景及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時對中國政治改革，特別是如果中共平反六四後會不會引發亂局，談了自己的觀點。針對目前海外民運沈寂蕭條失落的現狀，李卓人更坦承，中共對重要異見人士的“海外放逐” 策略奏效，而海外民運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堅實的社會政治基礎。 今年，香港支聯會舉辦悼念六四事件的活動，是原主席司徒華去世後的首次，也是李卓人第一次以支聯會主席身份主持。1989年的六四事件過去了22年，香港支聯會也運作了22年。談到司徒華主持的支聯會以及其在海外民運和對六四事件的歷史影響，李卓人表示：華叔最大的影響力在於他的堅持，他在平反六四運動中的感染力和精神領袖的地位是無人能及的。他在這22年中堅守崗位，推動平反六四運動發展，使支聯會不但能堅持下來，而且有越來越多人參與，華叔是功不可沒的。華叔的策劃能力和對事情的政治判斷的準確，很難有人能比。他的離世對整個運動是一個損失。 缺少了司徒華這樣的平反六四的領軍人物，支聯會將會不會難再成為香港人悼念六四的重要力量？李卓人稱並不擔心。他提到在這22年中，支聯會已經成為一個團隊。依賴這個團隊，大家互補長短，彌補華叔不在時的不足，希望繼續推動運動發展。 六四情結成香港政治符號 對於外界的期待，李卓人允諾：華叔離開後，支聯會在方向上，仍會堅持五大綱領，即“釋放民呷聳俊⑵椒窗司琶繈、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目前有三方面安排。第一方面，就國內最新形勢下，將多些行動來回應內地大舉搜捕維權人士，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基地的作用來聲援內地。第二方面，做好支聯會的“薪火相傳”工作，這是華叔在的時候就提出了的，但其落實是對支聯會的挑戰。現在香港的90後完全沒有六四的那種經歷或感受，加上現在香港提出要搞“國民教育”，李卓人擔心政府搞的是一種洗腦式教育，是要愛獨裁的國民教育，所以支聯會要在抗衡這方面做得多點。第三方面，支聯會要密切留意國內形勢，為內地維權人士或者民主人士發聲，他希望支聯會能擔當更加重要的角色。 當年的六四事件曾在國際上引起很大反響。但時至今日，香港是唯一對於六四仍有比較多表示的地方。即使是加拿大的多倫多和溫哥華，每年的紀念六四活動，也多是香港移民相對積極。這種“六四情結”似乎已經成為香港的政治符號。也有人認為這是影響香港同內地更緊密聯系的政治包袱。 對港人的這種情結，李卓人解讀為三點：首先，同港人“八九”民運的經歷有關。1989年，香港人經歷了很大震撼，從一個理想的高峰跌到絕望的低谷。港人從沒見過內地這麽大的民主運動，覺得很感動，但沒想到接下來是鎮壓，香港人都很痛心，甚至絕望。另外，就是香港人回歸的陰影。1997回歸讓港人對六四的回應比較強烈，覺得當時北京的學生、市民會是將來的香港人。再者，香港人對六四的態度是和對自己在中共政權下的自由的擔心聯結在一起的。他們覺得中共會是自己自由的威脅，想抵擋中共對香港人自由的侵蝕。香港人愛國的表現是不僅愛國家，同時也愛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這些東西聯結起來，就成為香港對六四的一種特別身份，形成一種特別符號。 另外，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角色是辛亥革命時就開始形成了的。 辛亥革命之後，內地任何黨派都可以來香港避一避。香港一直扮演這種角色。 香港支聯會一直高調要求中共平反六四。但有觀點認為，如果中共真的平反六四，政局會很快出現變化，甚至出現亂局。而李卓人說這是中共一直在講的神話，即如果民主，中國就會亂，以此來合理化它的鎮壓或一黨專政。但同時，他不否認這種亂局出現的可能。“這的確要看它轉變的方式。如果真是人民突然爆發推翻政府的革命，很難預料會出現什麽局面。但是如果采取逐步開放，先開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監督，然後在政府方面，中共順應潮流，搞民主選舉，我想最終會有轉變。我們當然不希望中國的變化走上流血革命的道路，我們希望中國用一個和平的方法來走向民主，那這個過程就不會有亂的情況。就看中國共產黨內會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物來真正改革。” 支聯會曾經要求追究六四的責任，現在22年過去了，這種追究是否還有其現實性呢？對此，李卓人表示追究還是有它的重要性。六四本身始終有責任的問題。如果22年以後仍然把當時的學生和市民的行為定為動亂，不承認他們愛國，不承認開槍是錯的話，那對他們的家屬，對中國人民來說，還是欠一個交代。無論如何都要有歷史真相，都要承認開槍是錯的，這是不能有妥協的。 對於有人說當年作決定的人都相繼離世，歷史事件應該達成大和解。李卓人強調，大和解更加需要當局承認錯誤，否則六四這個結永遠解不了。“近日看新聞也看到，天安門母親聲明北京當局有公安人員願意以私人身份對她們進行賠償。天安門母親也回應說這是對六四亡靈的褻瀆，她們覺得不應該這樣分化瓦解這個運動。所以我想大家的訴求很清楚，不是要賠償，而是要一個交代，這個交代比任何金錢上的補償都重要。所以，平反六四和走向民主是有一定聯結的，平反只是一個開始，政治改革和民主才是真正要走的路。” 中國政府一向註重穩定，多年來對六四事件欲語還休，試探頻頻，也希望能穩步過關。那麽，支聯會有沒有可能在未來有一種比較現實的策略，比如先做一些讓步，再提新的訴求？ 李卓人澄清：支聯會扮演的不是一個所謂談判或者做出讓步的角色。中共如果要談判要交代的話，首先要和“天安門母親”去談判，去交代。支聯會要旗幟鮮明地繼續在平反六四上給中共最大壓力。我們不應該是代表什麽人去談判，這個角色始終有天安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屬在扮演。支聯會也不會認為平反六四就足夠了，“我們的談判焦點也不會純粹在平反六四，所以我們如果要求的話，就要看到中國整體的改革，可以達到我們的綱領，我們才能說所謂接受，或者我們的運動才能說有一個成果。” 搞海外流亡政府反對黨效果不佳 從六四發生後的數年間，中共模仿當年蘇聯，向海外放逐了眾多重要的國內民運及異見人士。當時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中共向國際社會妥協交易的一種權宜手段。這些人士亦曾在歐美國家議會甚至國際會議上“現身說法”，也試圖進行各種組合，以形成強大海外流亡政治勢力。但20多年過去了，現在海外的民運給人的感覺卻是越來越失落，甚至衰敗，讓曾熱心支持過他們的各國政客也頗感失望，這與香港人對民主的堅持形成一種落差。 對此，李卓人亦不得不承認中共策略的奏效。對於這種放逐，李卓人談到：“我想這不是中共一時的策略。長期以來，中共一直是對國內民運人士要麽放逐，如果你留在國內就將你關起來。劉曉波就是一直不走，寧願在國內發揮作用，所以現在被判了11年。 這是中共一直的策略。現在中共也看到，海外民運人士的社會基礎是個弱點。要搞好社會基礎，其實談何容易。流亡海外，跟國內有距離，確實難以發揮作用。現在國內封殺網絡，當然有一些翻牆的東西，但是翻牆同防火牆一直在競賽，你翻了這牆它又出新的牆，其實很容易封鎖國內和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系。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共這個策略成功了，因為它使出去海外的民運人士沒有了根，而你留在國內也是全面封殺。海外民運的難點也是你出去了就難以有一個社會基礎可以影響。這也是香港和海外民運不同的地方。” “我想海外民運和香港民運的最大差別在於，香港民運有社會基礎，各個團體、社會基礎集結起來推動運動發展。而海外民運，我們也看到他們的難處，他們在海外流亡的時候很難有強的社會基礎。所以我覺得，在22年後的今天，海外民運團體重要的是要打好當地的社會基礎，無論是在美國也好，加拿大也好。有了自己的社會基礎之後，你去支援民運，同時你對當地的政治也有影響，也是支援民運。海外民運往往同在國內不同。你看國際上一些成功的流亡組織，其實他們在當地也有政治影響力。所以我反而覺得海外民運的朋友應先多在當地紮根，然後集結力量支持國內民運。這可能比在海外只是在做一些分析，或搞海外流亡政府，做流亡反對黨要好。” 對國內茉莉花革命並非特別支持 22年以來的中國，已經有了很大改變，民眾生活水平都有相當的提高。去年至今年，中東的政治運動曾被認為可能激發國內反對派的要求或行動，但是現在看來這種分析並沒有太多的基礎。反而一些發展中國家更爭相以中國為榜樣，追求發展。近年來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以及中共政改的前景的預測更是紛紛揚揚。李卓人怎樣從支聯會訴求的角度評估中國改革？ 李卓人承認，中共目前盡量是體現良性的“獨裁”。中共在經濟發展上有一些好的政策，也在關心經濟民生問題，希望借此緩和矛盾。“當然我不是反對這些，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一直停滯不前。”李卓人認為中共一直堅持言論監控是很大弊病。中東茉莉花革命後，官方更“借花鎮壓”，將許多維權人士拘捕，或者威脅，一直用全盤封殺不同聲音的辦法鞏固政權。 他強調，支聯會幾年前就確定要從維權上關註內地情況。雖然香港不能直接介入內地維權，“但是基於我們的分析：我們認為改變的動力來自人民的不滿，而這些不滿以維權為表現方式，所以支聯會的重點是支持內地維權。大家看到我們對國內一些茉莉花革命行動不是特別支持，那是因為我們更多的是支持一些實際的維權行動，人民會站出來，形成運動。量變會導致質變，許多的維權行動會促成中共改革。茉莉花行動雖然也會對中共造成壓力，但我們認為不是導致人民上街的促發點。促發點始終是矛盾、民生和他們自己權益的問題。所以我們最重要支持的不是茉莉花行動而是維權行動。所以問中國政治前景如何，那就視乎這些社會矛盾的發展，什麽時候會演化成一種政治壓力，逼得中國不得不改革，開放人民監督來疏導矛盾。” 前段時間，香港民主黨對自己的策略進行了調整，與中共就香港的政改達成了共識。一些評論認為，香港政改因此邁出了很好的一步。民主黨的這種策略性妥協會成為支聯會認識當前政治現實和歷史變化的參考嗎？不少輿論對此十分關註。支聯會幾乎是香港同中共抵觸最嚴重的政治團體，雙方的硬結能否在司徒華過世後得到一定的化解，作為香港民主黨孿生兄弟的支聯會將會對此有新的答案嗎？ 李卓人指出，支聯會一直沒有介入香港政改，但也一直視香港民主為全國民主的一個議題。 因為香港民主對內地民主有促進、推動作用。無論哪個政黨、哪些人對香港政改的態度怎樣，支聯會的角色就是要促成這些力量團結在六四平反和促進中國民主這個點上，大家有分歧我們會當成內部矛盾去處理。這是我們對現在香港政改的看法。至於說政改方案代表了和中共的談判，這會不會表示支聯會和中共有妥協或談判，我想這是兩回事，因為支聯會可以說沒有妥協或談判的余地的。因為我們不是國內的主體，即使要和中共和解，要談判一個改革方向，也不是我們可以代表中國的同胞。我們只是支持民主這個方向，至於要怎麽達到，要國內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異見人士或者一些力量（如果有這個力量的話）可以和中共談。 他接著表示，如果中共要和支聯會溝通，我們不會抗拒，但是我們會向香港市民公開，讓市民知道中共願意和我們溝通。我們不希望溝通會影響我們的運動的團結性和我們對五大綱領的支持，但我們不會抗拒任何的溝通。 最後當談到支聯會很多時候會去海外華人聚集區籌款，是否在財務運作上有困難時，李卓人否認了這種猜測。他稱支聯會在財政上透明度很高的。他很欣慰的一點就是通過市民的支持，在財政上一直是很健全的，現在尚有600多萬的儲備。每年的晚會，香港市民的捐款都夠他們一天的開支。去海外串聯或者探訪，主要目的是希望鞏固海外支持民運的團體，尤其是香港人多的團體。華叔的一個很大效應是鞏固了華人團體，支聯會不想因為華叔的離世而失去這種緊密關系。 對支聯會同海外民運團體的聯系不是很密切，李卓人回答，如果說一些組織上的聯絡，他覺得不是很需要，因為大家始終有各自的綱領，有各自的做法，只會在具體事情上合作，但未必是要達到一種大的組織聯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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