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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16 09:18:52瀏覽1210｜回應0｜推薦30 | |
| 2010年7月31日，比爾‧克林頓和希拉里‧克林頓的獨生女兒切爾西‧克林頓（Chelsea Clinton）嫁給了投資銀行家馬克‧梅茲文斯基（Marc Mezvinsky）。婚禮是在紐約北部的一個占地50英畝的豪華莊園舉行的。據報道，婚禮支出了500萬美元，其中克林頓花費300萬美元，美國納稅人支付了另外200萬美元，因為美國特工處需要保護美國前總統和其他來訪的外國權貴。 克林頓的開銷打破了名流婚禮的記錄，其費用包括一個價值11000美元的婚禮蛋糕和價值25萬美元的鮮花布置。人們也許奇怪，克林頓在來華盛頓之前還只是一個貧窮的阿肯色州政治家，他是如何在下臺後不久就積聚了如此一大筆財富的。也有人指出，在這樣的經濟危機時期，數百萬美國人無法得到基本的醫療衛生甚至挨餓，而希拉里和比爾等政治家以如此高姿態進行炫耀性揮霍，這是不合時宜的。 其實，炫耀性消費在美國的出現始於鍍金時代，也就是1870年至1900年。炫耀性消費這一術語是經濟學家托斯坦恩‧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於1899年首創的，用以描述暴發戶的行為，暴發戶是19世紀晚期美國的一個新興階級。在那個時期，金錢被用來購買社會地位，“浴盆由固體大理石切割而成，餐廳安裝了人工瀑布用以待客，花園里的樹木上裝飾了用十四克拉黃金做成的人工果實。”這是早期的鍍金時代，當時，強盜式資本家利用不公平的商業交易控制了各自的工業領域，並因此積累了巨額的個人財產。在20世紀早期，洛克菲勒、摩根和卡耐基等商業巨頭無情地削減成本、剝削工人，“將財富積累視為高於一切。”結果，他們招來辱罵，並被視為一支破壞性力量，“與美國創立時的理念”背道而馳。 同樣，21世紀引入了一個新的鍍金時代，在這一時期，貪婪的首席執行官和基金經理取代了過去的工業巨頭。從而，強盜式資本家時期收入懸殊的美好歲月再次重現。1894年，約翰‧洛克菲勒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據報道，他的收入為125萬美元，是當時人均收入的7000倍。但是在2006年，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一位對沖基金經理，其年收入達17億美元，是人均收入的38000倍。2006年，25位頂級對沖基金經理累計收入超過 140億美元。 雖然無法像對沖基金經理那樣獲得豐厚的報酬，但一些企業巨頭，如通用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等，同樣幹得非常出色。韋爾奇退休時，獲得了每年至少價值200萬美元的額外終身福利。這些福利包括曼哈頓一套配備了食品和葡萄酒的公寓的使用權，有權使用公司的噴氣式飛機，以及其他好處。這還不包括他的薪水及其退休當年得到的價值1.23億美元的優先認股權。 韋爾奇領到的工資總額也許會讓中等熟練程度的工人感到震驚，但這在企業界並非罕見。這些年來，在美國，首席執行官的薪水由中等熟練程度工人的39倍上升至1000多倍。 在金融服務業，花旗集團前首席執行官桑迪‧威爾（Sandy Weill）先生是新鍍金時代的另一位風雲人物。當2006年他作為花旗集團董事長退休時，威爾先生的資產凈值據說達到1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他已經捐贈給慈善事業的5億美元。作為一名來自波蘭移民家庭的孩子，威爾成長於布魯克林，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學生，這不能不讓人驚奇。20世紀50年代，威爾先生從康奈爾大學畢業之後，獲得了一份低級的華爾街工作，首先是作為一位推銷員，而後是證券經紀人。數年之後，威爾先生作為一位風險交易經營商而知名。1998年，也就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被廢除的前一年，他通過兼並和收購，建立了一個舉世聞名的金融帝國——花旗集團。《紐約時代》報道稱，“威爾先生的夢想是在最近的鍍金時代建立一個足以呼風喚雨的金融機構。” 花旗集團是由花旗銀行的前身花旗公司和旅行者集團合並而成。盡管《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禁止商業銀行與保險公司的合並，威爾先生還是成功克服了這一監管障礙，他承諾在2至5年時間里剝離資產。花旗集團對這一計劃充滿信心，認為解除金融管制的立法必定會通過，從而使剝離行為毫無必要。 正如預期的一樣，在強大的遊說影響下，克林頓總統1999年宣布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幫了金融服務業一個大忙。在威爾先生看來，總統“這麼做，部分原因就是為新成立的花旗集團提供方便，花旗的分量是不可忽視的。”6威爾先生是具有說服力的，因為他還認為，在中國或印度，美國金融資本不能沒有像花旗集團這樣的大玩家。威爾先生說，“美國金融機構實際上正處於促使這些國家皈依自由企業制度的支點位置，若它們無法做到，這將是一個真正的恥辱。” 對威爾先生來說不幸的是，事情並沒有如其所料，因為在中國，花旗集團不得不解雇兩位高管，因為他們欺騙監管者和公司。進而，花旗集團涉及世界電信、安然的一系列醜聞，付出 80億美元的和解費，其聲譽已受到極大的損害。在國內外，花旗還被指責犯有掠奪性放貸、利益沖突和金融操縱的行為。 花旗集團為求發展而不惜任何代價，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遭受重大損失，這也就不足為奇了。美國政府投入200億美元，並給予3060億美元的貸款擔保，這才使花旗集團擺脫困境。花旗集團是幸運的，因為它屬於一批知名的“太大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在美國納稅人利益遭受損害的情況下，它得到了拯救。 威爾先生因其不計風險的商業行為而獲得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報酬。克林頓先生則不同，他通過巡回演說，賺取了千千萬萬的美元，並與一位億萬富翁合作在中國進行商業投機。這並不奇怪，因為克林頓先生在企業界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信譽。 在克林頓奢華的婚禮舉辦兩周之後，29歲的南卡羅來納州人夏關‧杜雷（Shaquan Duley）殺死了她的兩個孩子，用安全帶將他們綁在車上，並駛入了河中。她告訴警察，她失業了，處於財務困境。在與母親爭吵之後，她做了這一切。在與年輕的母親進行了長談後，警長宣稱：“這是一位處於困境中的年輕女子，這些困境在很多方面已經超出她的理解範圍，她不知該如何改變其困境。” 同樣，美國工業中心區的許多人也處於困境，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美國前助理財長保羅‧羅伯特（Paul Craig Robert）說，“當切爾西婚禮的貴賓吃著價值11000美元的蛋糕並對價值25萬美元的花卉布置贊不絕口時，俄亥俄州的麗莎‧羅伯茨（Lisa Roberts）正在為增加其食品儲藏室的儲量而苦苦奮鬥，其目的在於養活3000個當地民眾。他們的經濟獨立被投資銀行、就業外包和供不起的戰爭費用摧毀了，他們住在貨車或汽車外面，依賴於羅伯茨的食品儲藏室。據俄亥俄州的《奇利科西鏡報》（Chillicothe Gazette）統計，那些還有房屋的人，是每戶擠14人。”由於需求如此之多，羅伯茨的食品儲藏室“為了給每個有需求的人留一些食品，不得不將每人的份量縮減一半。”1據《衛報》報道，2008年，5000萬美國人沒有能力“購買充足的食品並保持健康”，另有100萬美國孩童正在挨餓。 確實，2008年的大蕭條極為沈重地打擊了2000萬失業工人，他們是新鍍金時代處於收入分配最底層的人。實際上，美國的收入分配方式已經恢復到之前強盜式資本家時期的美好歲月——前10%的家庭擁有85%的財富，剩下的15%財富在其余的家庭間分配。如今，80%的底層美國人只擁有7%的金融資產，而40%的底層美國人僅僅擁有這個國家1%的資產。結果，個體破產和止贖現象持續存在，並達到史無前例的高點。根據一項調查， “自經濟衰退以來，55%的美國勞動力要麼失業、工資降低和工作時間縮短，要麼被迫改為半日工作。”61%的美國人通常完全靠工資生活。 如此多的人處於這種可怕的窮困，不過，令人困惑的是，大多數貧困的美國人看來都溫順地接受了他們的命運。這與強盜式資本家時期並不一樣，那時，當人們對剝削者的怨恨達到足夠的深度和廣度時，他們會發起進步運動，通過反托拉斯立法，停止壟斷性的商業行為。新政和大社會的遺產就是一個例證，其中，公共醫療補助、醫療保險、社會保障等社會保險計劃削弱了貧困在新鍍金時代的影響，提供了一個社會安全網。 另有人指出，美國社會缺乏鬥爭性和反抗情緒是因為美國工會的衰弱，特別是自《塔夫脫－哈特萊法》頒布的60年來。拉爾夫‧納達爾(（Ralph Nadar）認為，《塔夫脫－哈特萊法》明確“阻止員工參加工會的權利，逐漸削弱工會有效代表工人利益的職能，並認可雇主發起的反工會活動。” 顯然，美國工人的經濟問題反映了美國的政治現實。正是通過金錢政治的程序，通過的立法都有利於富人和權貴。《財富與民主：美國富人的政治史》著者凱文‧菲利普（Kevin Phillip）指出，富人和權貴“以更多的金錢再投資於政治活動，鞏固和拓展這種優勢，然後，他們繼續收獲利益”。 悲哀的是，這就是美國的民主現實！ （網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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