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雜誌11月刊發文稱，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名人們稱美國是“自由帝國”，是“山巔閃耀之城”，是“地球上最後最美好的希望”，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是“必不可少的國家”。正是這些經久不息的比喻讓所有美國總統候選人都覺得不能不贊頌美國的偉大，相信“美國例外論”。

報道指出，大多數“美國例外論”言論認為，美國的價值理念、政治體制和歷史是無與倫比的，值得全世界景仰。它們還暗示，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獨特的作用是命中註定的，它被賦予了這個權利。

實際上，這種以沾沾自喜的口吻對美國全球角色的定位，更多的是一種錯覺。

錯覺一：“美國例外論”確有非凡之處

美國領導人認為美國有別於其他國家，這些差別要求他們肩負起特殊的重擔。但這種誇誇其談沒什麽不同尋常的，說這些話的人其實是在走一條老路。大多數大國都自視高人一等，在把他們的喜好強加給他國時認定自己在行善。英國人認為自己挑起了“白人的重擔”，法國殖民主義者用“教化義務”來為他們的帝國辯護，帝國擴張活動乏善可陳的葡萄牙認定自己是在從事某種教化事業。

因此，美國人宣稱他們不同尋常和必不可少不過是在老調重彈罷了。

錯覺二：美國比其他國家表現得要好

“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是一個無比正直善良的國家，它愛好和平、崇尚自由、尊重人權、施行法治，認為他們的國家比其他國家做得好得多，當然也就比其他大國做得要好。要真是這樣就好了。公正冷靜地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關於美國之道義優越地位的大多數說法都失實。

美國是現代史上最具擴張主義色彩的一個大國。它剛開始只有緊鄰東海岸的13塊小殖民地，但在1846年從墨西哥手中奪取了得克薩斯、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利亞，最終將版圖擴大到整個北美。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消滅了大多數土著人，並將幸存者驅趕到荒涼貧瘠的保留地。到19世紀中葉，美國已經確立了它在西半球的霸權。從那以來，美國打了無數場仗——有不少是它挑起的——它在戰時的所作所為根本稱不上是克制忍讓的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及其盟國毫不猶豫地在空襲中炸死30.5萬德國平民和33萬日本平民，大多數是通過對敵對國城市的蓄意轟炸。美國在印度支那戰爭期間投下了超過600萬噸的炸彈，其中包括成噸的凝固汽油炸彈和致命的脫葉劑如橙劑。那場戰爭中約有100萬平民喪生，美國對其中許多人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

在過去30年間，美國的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25萬穆斯林死亡（這還是偏低的估計，沒有把20世紀90年代制裁伊拉克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統計在內），其中超過10萬人死於2003年攻占伊拉克之後。

美國在人權和國際法問題上說得天花亂墜，卻拒絕簽署大多數人權條約，沒有加入國際刑事法庭，而且特別喜歡討好人權紀錄劣跡斑斑的獨裁者，如埃及前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假如這還不夠，那麽，伊拉克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喬治•W•布什政府對水刑的濫用、非常規引渡和防範性拘留，這些例子都能動搖美國關於其所作所為始終具有道義優越性的信念。

史實是清清楚楚的：在遇到外部危險時，美國領導人做了他們覺得自己必須做的事，極少關註道義原則。美國無比善良正直的看法或許能讓美國人感到欣慰，可惜並不屬實。

錯覺三：美國的成功得益於其特殊天賦

美國人往往認為他們崛起為世界強國，是開國元勛們的政治遠見、美國憲法的優點、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以及美國人民的創造力和辛勤勞動直接造就的。按照這種說法，美國如今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是因為美國的確特殊。

但是美國以往的成就既得益於美國的優點，也得益於美國的好運。這個國家剛建立時的好運在於這片大陸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通航的河流縱橫交錯。它的好運還在於它與其他大國相隔甚遠，更幸運的是，土著人不那麽發達，還特別容易感染歐洲疾病。美國建國之初的大部分時間裏，歐洲列強相互廝殺，大大方便了美國在北美大陸進行擴張。在其他列強打了兩場極具破壞性的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牢牢占據了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

錯覺四：世界上的好事大多源自美國

美國人喜歡把國際社會的功勞記在自己頭上。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認為該國“對於促成穩定的政治關系不可或缺”；已故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美國的至高無上地位，對於“世界上自由、民主、開放經濟體和國際秩序的未來”至關重要；美國記者邁克爾•赫什說得更為露骨，他在《與自己交戰》一書中寫道：美國的全球作用“是千百年來、也許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這個世界收到的最好禮物”等。美國領導人極盡自誇之能事，大多數美國人把自己國家視為國際事務中一支絕對的積極力量，實在不足為奇。

但是，認為一切好事都源自華盛頓的智慧，過分誇大了美國的貢獻。比如，美國人也許會以為他們在打敗納粹德國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但實際上對德作戰主要在東歐展開，粉碎希特勒戰爭機器的主要任務是由蘇聯承擔的。

只要是對過去半個世紀的誠實描述就必須承認美國至高無上地位的不好一面。在過去100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美國都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因此是全球環境惡化的一個重要根源。美國以前錯誤地長期抵制過反對南非種族隔離鬥爭，曾為了短期戰略利益的需要而支持眾多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包括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 •侯賽因領導的政權。美國人也許有理由為他們在創建和捍衛以色列以及打擊全球反猶主義方面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但其一邊倒的政策也造成了巴勒斯坦遲遲不能建國和以色列持續實施殘暴占領的局面。

美國人過多地攬下全球進步的功勞，而事實是美國在某些方面的政策起到了適得其反的作用，它卻幾乎沒有因此遭到任何指責。美國人對自己的弱點視而不見，這引發了現實世界的一些反應。如五角大樓裏那些運籌帷幄的人原以為美軍會在巴格達受到鮮花和人群夾道歡迎，結果他們得到的主要是火箭彈和簡易爆炸裝置。

錯覺五：上帝站在我們這一邊

“美國例外論”的一個關鍵內容是相信美國命中註定要領導世界上其他國家。美國前總統羅納德•裏根在演講時宣稱“某種天意”給了美國現有地位，還曾經引用教皇皮烏斯十二世的話說：“上帝把受苦受難的人類的命運交到了美國手裏。”前總統布什2004年也提出過類似看法，他說：“我們接到來自九天之外的感召要伸張自由。”普魯士王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他嘲諷道：“上帝特別眷顧傻瓜、醉漢和美國。”

自信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寶貴的財富。但是當一個國家開始覺得自己蒙受天恩，認定自己決不會失敗，那麽，現實可能就會給予當頭棒喝。盡管美國取得了許多成就，但是它不能完全與挫折、罪惡以及愚蠢的錯誤絕緣。如若對此懷有質疑，那麽不防想想10年來輕率的減稅，兩場代價高昂卻打不贏的戰爭，以及基本由貪婪與腐敗造成的金融崩潰是如何揮霍掉美國的優勢地位的。也許美國人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上帝站在他們那一邊。

各位躊躇滿誌的政治領導人越來越熱衷於宣揚“美國例外論”，這絲毫不令人驚訝。但是當它導致對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產生根本性誤解時就沒有好處可言了。假如美國人想真正顯得例外，那他們也許可以從以懷疑的眼光開始審視整個“美國例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