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3月31日宣布，著手在熊本縣和靜岡縣部署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飛彈。日本雖未言明「敵」為何指，但分析認為此舉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張曉剛表示，日本「再軍事化」狂飆突進，加速走向失管失控的危險境地，此完全背離「和平憲法」約束及「專守防衛」原則，軍事擴張野心暴露無遺，批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
中國認為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主導下，日本軍事化益發激進，2026會計年度防衛預算突破9兆日圓的創新高規模，建置攻擊性武器，計畫修訂「安保三文件」，揚棄「武器出口三原則」及新設「國家情報局」，加速建構「新型軍工複合體」。在中國眼裡，日本不再是「放棄戰爭」的和平主義國家，高市雖未啟動修憲的政治程序，但實質掏空日本《憲法》第9條。
北京分析日本再軍事化肇因於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視日本為維護其印太利益的重要棋子，因此放行日本「重新武裝」。日本迎合美國戰略需求，試圖在印太區域升高戰略主導權，步上「戰爭國家」。日本的「再軍事化」成為日中關係改善的最大障礙，雙方安全互信盡失。陷入東亞海域爭端的中日在軍事上的較勁成為印太安全的一大風險。
美國學界23年前即對日本調整防衛政策的步伐發出警告。尤金．馬修斯（Eugene A. Matthews）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03年11～12月號發表題為〈日本的新民族主義〉（Japan's New Nationalism）專文，提醒大家注意「民族主義在日本將極可能持續強化。日本《憲法》第9條亦將被束之高閣」。
冷戰後，「美日同盟」重新定位，讓美日關係不再是冷戰時期的主從關係，日本躍升為美國在亞太乃至於全球的外交與安全上的戰略夥伴，加大日本的外交空間，亦使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找到新政治舞台。
日本的外交決策模式正從「官僚主導型」往「政治家主導型」挪移，其間官僚也逐漸退居二線。今後日本外交與防衛政策將更具體呈現日本政界的「新保守主義」，終結置於美國監管下的戰後體制，重登國際政治的舞台，並透過教育改革重塑日本人民對國家的認同，以謀求民意支持「再軍事化」。
日本「再軍事化」進程中以檢討「非核三原則」與《核不擴散條約》最具關鍵。雖然小泉進次郎延續其父親小泉純一郎前首相的反核立場，但高市試圖挑戰「非核三原則」，打開日本核武的「潘朵拉盒子」。「擁核」的日本不僅是中國的挑戰，亦為美國在東亞的麻煩，核武化的日本即無須美國核子傘保護，《美日安保條約》對日本將失去「瓶蓋」（安全閥）的作用，此無疑助長日本「右傾化」，而美國亦可能失去日本。
在日中建交談判過程中，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即認為，若「瓶蓋」般的《美日安保條約》不復存在，日本將邁向獨立自主防衛，並隨即走上核武化。季辛吉進一步指出，若失去《美日安保條約》且撤軍，日本將輕易地從商轉中的東海核電廠取得鈽原料。
日本安全戰略的變革反映冷戰型同盟無以為繼的不爭事實，何況在美國總統川普的「美國第一」下，同盟淪為金錢的計較，降低美日同盟對日本再軍事化的「瓶蓋」作用，中日間「安全困境」更形嚴峻，足令東亞陷入一場沒有贏家的軍備競賽，甚至核武擴散，弱化區域經濟發展動能。
堅守和平主義，亦或是藉川普解構同盟再軍事化為日本安保謀畫的現實難題，更牽動日中關係良窳，歷史應為日本指點迷津。近代以來的日中關係須在亞洲的大局中被理解，此乃跨越兩國間的關係。日本的「亞洲主義」非全然與殖民或軍國主義共謀，近代思想家岡倉天心揭櫫的「一個亞洲」始終未能實現，卻仍是亞洲的出路。（作者為輔仁大學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借調中原大學、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所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