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觀點／口號化下的科技治理 恐失競爭力

黃仁勳近日旋風式訪台，除了洽談與台積電及周邊廠商的合作，花費巨資舉辦「兆元宴」亦風光無限。輝達與台廠的密切結盟看似前景亮麗，卻暴露了一個潛在的重大危機：在輝達標準化、全球化的策略之下，台灣再度深陷被動代工的閉環窘境；以服務業為導向的智慧產業難以重塑轉型，而台灣真正的ＡＩ產業只剩下API-Prone的（外部智慧模型依賴）的零星應用及政府示範的口號。

台灣產業發展長期高度對齊美國路線，並非偶發選擇，而是一套制度化的發展模式。從八○年代的石化產業群聚、九○年代至千禧年的半導體代工製造，到近年以「新矽谷」為名的ＡＩ產業布局，其核心邏輯始終一致—在既有成功典範中，將效率、成本與執行紀律推向極致。這套模式在製造導向的產業時代確實奏效，也讓台灣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建立優勢。然當全球科技競爭已轉向以基礎科學、系統整合、高度不確定性為核心的新階段，台灣的治理思維卻仍停留在製程導向與代工邏輯之中，結構性落差因此浮現。

石化與半導體產業的成功，建立在工程問題可分解、技術路線高度清晰的前提上。相較之下，人工智慧、量子計算與核融合，屬於高度依賴理論突破與長期實證的科學問題，其發展涉及文明選擇、治理能力與智慧體系的長期累積，並非單純的工程優化。事實上，人工智慧不是產業，而是一種科學文明；智慧不是技術，而是制度容納不確定性的能力。但現行政策論述刻意忽略這三個層次，仍以製造業時代的管理語言處理科學文明的問題，錯位因此不斷擴大。

在這樣的治理結構下，前沿科技逐步被轉化為政治敘事工具；研究的不確定性遭壓縮成願景口號、科學探索被行政語言取代，並把專業判斷置於決策邊緣。這種轉向源自權力結構的變化，把意識形態置於專業之上、政治忠誠成為資源配置與人事安排的考量，那麼真正能處理高風險、高不確定性問題的研究者，勢必逐步退出決策核心。

科研機構與教育體系在此過程中失去自主性，也失去承擔失敗的空間。結果已然顯現，核融合被簡化為「能源願景」、量子計算被塑造成「彎道超車」的象徵；ＡＩ政策多半停留在ＡＰＩ、資料平台與系統整合層次，卻與真正的智慧創新存在明顯距離。科技名詞持續膨脹，文明視野與治理能力卻同步萎縮。

台灣真正的困境不在於是否跟隨美國，而是在科技典範轉移的重要時刻，卻選擇將專業放到一旁，以口號填補理解的空缺。製造業時代的效率與紀律曾經創造台灣的競爭優勢，如今卻忽略以文明視野、治理能力、智慧累積來主導科技政策，導致實質上削弱了國家的長期競爭力卻不自知。正在掏空台灣的是治理能力，必須從文明、治理到智慧的結構來重新檢視。

台灣真正的挑戰在於重建尊重專業、容納不確定性，並允許長期試錯的治理結構。過去製造業文明的效率與紀律曾經為台灣帶來成功；未來若無法在智慧與科學文明中累積治理智慧，當科技願景淪為政策修辭、以口號來定義未來科技，台灣的科技競爭力恐將犧牲於治理失靈。

（作者為科技評論人、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