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京都大學芝蘭會館

我與京都

這次能夠來到日本來演講，我個人感到非常地高興，首先我要藉這個機會，對促成這次演講會的大田先生、河上先生、柏先生表示感謝，由於他們的努力與辛苦，這次的演講會才能夠圓滿來舉行，在此表示對他們最大的謝意。

在昭和47年，我前來日本留學，當時寄宿在南禪寺附近一間名為「曉學莊」的宿舍，在那個年代因為還有市內電車，所以我經常坐電車去學校，有時候也會走路越過吉田山去學校上課，現在回想起來依然讓我覺得非常懷念。

日本留學對我的影響相當深遠，因為我後來從事政治工作，有兩個段日本歷史對我政治理念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一個是1933年發生的京都大學事件，也叫「瀧川事件」，我知道這個事件就是看到著名導演黑澤明所製作的一部電影「わが青春に悔なし（我於青春無悔）」，讓我瞭解到民主必須付出代價，自由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另外一段歷史當然就是「明治維新」，在京都這塊明治維新的舞台上，有很多明治維新英雄的故事，都是在這塊土地上發生，對我來說，也有很深的共鳴感，他們讓我瞭解到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須要有一群人很團結、有共識，才能改變一個國家，讓它走向一個新的方向。

目前身為總統候選人的我所提出的台灣維新這個口號，靈感同樣是來自於明治維新。

我來日本之前，11日拜訪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向他請益明治維新相關歷史。李先生就是京都大學的學長，也是京都大學畢業第一位當總統的。李先生提到1996年時有人送一本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給他看，印象很深刻。

此外，因為在我學生的時代，很多人出國留學是選擇去美國，所以也經常有人問我為何為會選擇到日本來留學。其中一個原因是我通過了日本文部省獎學金考試，另外一個是受到我父親及長輩的影響，因為他們對日本的佩服，間接也影響到了年輕的我。

台日有很深的淵源但日本對台發展不盡了解

台灣有名的遠見雜誌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內容是針對台灣人對外國的印象，結果台灣對外國印象最好的國家是日本，這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我覺得日本跟台灣在歷史、感情上有著很深的淵源，除此之外，雙方在利害、安全上也有很深的關係，從地理位置來看，兩國是太平洋上一道共同的防線，所以應該珍惜雙方的情誼，並有更緊密的合作與更深的了解；而從現實面來看，日本和台灣之間一直都有著平穩的經濟互動與文化交流，兩邊觀光客每年彼此的觀光人次超過110萬。

不過相較於觀光的活絡，多年來日本對於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化其實瞭解不多，台灣自1949年國民黨宣佈戒嚴後，直到1987年才解嚴，是長達38年間的戒嚴時代；而現今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則是在1986年成立政黨，2000年選舉獲得勝利後才首次擁有執政機會，民進黨執政之後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台灣人的意識高漲、台灣人的主權升高，從最近民調的數字來看，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高達7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僅剩15％左右，這與7年前來做比較，當時只有30％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這就是台灣意識的高漲。

台灣不是P.R.C. 的

我想台灣人意識高漲有兩個理由。一個是台灣民主發展所帶來的結果，另一個就是台灣人民對於以飛彈來威脅台灣而擴軍的中國越來越反感。

中國對台灣實施的法律戰、心理戰和電子戰，中國並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剝奪台灣加入國際社會的權利，包括人民健康關係重大的WHO。這些對台灣的干擾使台灣的國家認同受到了傷害。

台灣社會裡面，要求加入聯合國及ＷＨＯ等的聲音越來越強大。

台灣願意和中國戰展開和平對話，在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原則之下，我不放棄任何和中國和平對話的機會，我也相信，在我當選總統之後，中國正視台灣主體民意的充分展現，就是兩岸展開對話的契機。

強者的妥協

有些人認為，台灣問題是中日、中美關係的核心障礙，其實是不對的。假設沒有台灣問題，中國的擴軍、能源爭奪、惡性經濟競爭等都還是立即而明顯的威脅。因此，世界上其實只有中國問題。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不會是問題根源。

中國是個大國，但台灣卻是小國。我認為大國與小國之間的相處，在於強者的妥協，兩岸關係上，對岸的中國就缺少了強者的妥協與包容，因為強者興盛往往帶來緊張與威脅、機會與利益，對一個真正的強者而言是學習如何妥協，才能化威脅為互惠，化緊張為和平。我自己常說「和平共處」，除了說給台灣聽，也說給對岸聽，「就羊跟老虎來講，羊說我包容你，沒什麼意思嘛！」。

有些人批評，1990年代國民黨政府能夠跟中國進行談判，但民進黨執政後都不能了，但我們要知道1990年代的中國還是弱勢國家，中國弱勢的時候可以妥協，強勢的時候並不願意妥協，我希望中國應向孔子學習，正如「以小事大以智，以大事小以仁」的精神，以包容的態度面對台灣。

台日關係強化之道

我常常思考台灣、日本要如何加強彼此的關係，我想台灣和日本之間可透過幾個層次上來聯繫。

第一是政治面，日本與中國簽訂建交聯合公報，但日本卻沒有訂定類似美國的「台灣關係法」，針對一些台灣的定位等問題做一些規定保障，所以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高層往來經常遭到中國抗議，讓台日關係無法突破性的發展。我希望日本方面能克服這樣障礙，進一步發展台日關係。

我希望台灣與日本能夠通過像台灣關係法這樣的法律，放寬台灣總統、副總統等領導人造訪日本的規定，像是能夠以過境的方式前來日本，確保雙方最低限度的往來，進而加強日台雙方高層的訪問交流。

第二在NGO方面，台灣跟日本的NGO都非常發達，各種NGO的活動範圍非常廣泛，針對環保議題，京都正好是京都協議書簽訂的地點，所以我希望日本以地主國的身分能扮演領導國的角色，促使台灣參加京都協議書，將來我擔任總統後，台灣願意與世界一起來控制這些問題，為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減量，還有環境的改善來盡最大努力。2005年東京地方法院對於漢生病訴訟判決，是一個「意識維新」最好的例子，為了爭取漢生患者的權益，日台兩國的NGO、公民社會合作，我也在行政院長任內提出「漢生病補償條例」，這些都是價值維新、超越舊思維的典範，也是日台兩國進步力量結合的事例。

第三在資訊、經濟等方面，日本和台灣可以合作的空間很廣，像是新幹線的完成等，在經濟合作上有很長的歷史，若以日本的技術力與台灣的管理配合，將有更廣泛的合作空間，例如可以設立貿易特區來合作、增強競爭力，其次可以合作投資中國，靠著日本的技術和台灣對中國文化的適應與瞭解，相信會很有競爭力的。

進步與年輕力量的結合

台灣會講流利日文的將越來越少，但這不影響台灣人民與日本人民的友誼。我想年輕的一代，應珍惜這一段歷史，不斷的擴大合作與交流，我剛才提到的NGO間的交流或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防止地球暖化的努力，都是年輕人參與的很好舞台，兩國政府也可以多設立獎學金，鼓勵年輕人交換留學。

作為台灣未來的領導人，和解共生是我的理念，我也對台灣人民許諾未來的幸福，我也要用最大的智慧來處理兩岸問題，我有信心在我當選總統後，兩岸一定會有一個和平尊嚴的對話空間，以「和平化兩岸」，用最進步年輕力量的連結來強化日台關係，讓我們都成為亞洲、世界最進步的改革力量，就像我當初來到京都所浸潤的自由民主、團結改革的京都精神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