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政治＝討厭。我和很多人一樣，很討厭政治，我從來也沒有夢想過一個沒有核能的日子，反而嚮往「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生活，少管閒事，別碰政治，這是中國人明哲保身的傳統思想，在台灣還是一樣被人默默遵守。我父親臨終前還要我答應他不參加選舉，不當官，我也做到了。

我過去並非臉書的愛好者，到今天還是菜鳥，但在觀察媒體的發展，我也加入了臉書，信手寫些東西，不知不覺有了上千位「朋友」，其中大部份的人我可能從未見過面，只要有人要加入朋友，我都來者不拒，除非是推銷東西的。

自從4月5日開始，我利用臉書發布關於核二廠錨定螺栓事故以來，得到了許多的迴響，也增加了許多朋友，其中留話的，也不乏台電的「網軍」，反正我做事都無所求，我也尊重別人的意見，我不刪任何文字，除非有人寫錯了，通知我刪除。

28 年前我進入聯合報系，成為新聞記者新兵，自第一天受訓，我就受到「守望、告知、預警」是記者的天職的訓練。雖然我已不當記者22年了，但很多人仍記得我是記者，因為我一直謹守這個原則。很多人認為我有鮮明的立場，是因為我對報導的內容一定要深入了解、查證，選擇表明立場，而不是用曖昧的文字隱藏自己的企 圖，為了更清晰的執行「守望、告知、預警」的責任。

我到今天，都不是一個關心公共事務的人，即使社會把我歸類成反核人士，在我22年前寫 的《核能馬戲班》，開宗明義就說了，別以為我是反核者，只是基於自私的理由。我只是一個自私的人，我不希望我安逸的小日子被一些粗心大意的核工從業者（或是專業者）打壞了，如此而已。當年如果不是有機會進入核電廠深入採訪，受教於核工先進，今天我可能和許多人一樣，認為核能沒什麼不好的，就像我一直支持大麻合法化一樣，和香菸比起來，大麻可能好多了。

1987年解嚴後，大家逐漸放大膽子，敢把自己的話講出來，但是媒體還是壟斷的，網路還沒出現，我一直在所謂的「主流媒體」中擔任記者，我也很清楚「主流媒體」的局限性，但大家都有一個迷思，既不相信主流媒體，又依賴主流媒體。1990年後我不幹記者了，開始參與環保運動，也不在乎媒體是否報導我的新聞，雖然我也發新聞稿、開記者會、辦活動，但是我一直認為重點是自己好好做，就會有人知道，重 要的是實力，而不是媒體的光環。

所以我一直告訴大家，你自己才是主流媒體，不用靠報紙、電視、廣播，直接找到溝通的對象，和他們講道理，一個人當然不夠，三個人就能成虎，更何況我們說的都是有憑有據的事實。

這兩個月來，我的工作好像又回到記者時期，不斷的收集錨定螺栓、風險概率評估（PRA）、核電廠老化、材料應力…的資訊，盡可能請教可信的專家，以及國際公認的標準、規範、手冊作為論證的依據。

我盡可能把專有名詞很多的核電術語轉換為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內容，往往一篇若用術語來寫只要幾百字的東西，被寫成數千字。

許多人一講到核能，就會想到政治，一想到政治就討厭。我也是。當我開始追踪核二錨定螺栓問題開始，台電的人馬就在立法院散布謠言，說我要包台電的工程、計畫，藍帽子、綠帽子、紅帽子也亂扣，因為在台灣我不行走江湖多年，我不是知名人士，更不喜歡交際，相信大多數人都不認識我本人，我也懶得去解釋，有像踩到 狗屎的噁心感，但是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 

我想一定有人懷疑我的動機、目的、政治立場，我不是官員，也不是公眾人物，我可以不公開，但是基於既然核能是公眾事務，我既然談了，也應該坦誠告訴大家，雖然臉書的個人資料也有我的電話、工作單位等資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

我是一個父母來自中國江西、浙江的外省人第二代，軍人世家，20歲加入國民黨，立即成為失連黨員，因為我討厭極了那些黨棍的嘴臉；之後我沒有加入任何政黨， 因為我相信政黨應該是柔性政黨（沒有黨和黨員的從屬關係，更沒有忠黨這回事），包括現在的綠黨都不是，也沒有足夠吸引我的政黨讓我加入，早期有些政黨要我加入，甚至鼓勵我出來參選民代，我都婉拒。

我的朋友中什麼黨都有，從當記者時認識的老立委、增額立委，到現在我都和各政黨保持沒有利益衝 突的關係。我常去幫田秋堇，也請她幫我調資料，對外有時以她的顧問名義，因為我認識她二十多年，都是環保議題的合作，絕無其他請託，我也沒捐錢給她，也不領她的薪水，我尊重她多年來始終在環保這個領域工作，在她的政治方面活動我從未參與，正如她也不會參與我的家族親友聚會一樣（我的家庭從外界看來是深藍的）。

1990年至1997年我從事環保運動工作，1997年我的社運生涯遇到瓶頸，我不喜歡政黨，也不想當官，而所學有限，1994年 我在瑞士日內瓦參加國際會議的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技術委員會ISO/TC 176首任主席Reg. Shaughnessy，1997年他引介我加入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的供應商品質管理系統，展開了我十年的汽車工業、全球採購、風險管理、標準化、評鑑、認 證的學習之旅，他常說要把我從一個社運者轉變成工業人，他成功的幫我轉型，我為通用、福特公司的採購部服務，開始從事供應鏈管理與標準化、認證工作，隨著中國的經濟興起，我被派駐中國，2000年後中國崛起，我恭逢其盛，2004年我轉任美國品質學會中國首席代表。但是我生來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中國市場太大太深，我這條小魚游不動，2006年我就回台北，和家人團聚。

我曾考慮移民美國或定居中國，但是繞了一大圈後，我發現我還是樂意留在台 灣，我覺得在台灣我活著還有人味，在其他地方，都是過客，完全產生不了感情，我有時恨極了台灣，但是我沒有其他選擇，在其他地方，我只是一個掠食者，但沒有歸屬感。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也都選擇台灣，當然也有不少親戚選擇去美國、加拿大當寓公的，少有連絡。我的家人都只有中華民國護照，既無綠卡，也沒有其他國家的居留證，我因為當過記者、社運工作者，十多年來去中國都只能單次入境簽證，連申請一年多次都不准。

2006年回台灣後，我在天母辦 了「天母合眾國」社區雜誌，因為社運的背景，原本想辦一個商業雜誌，不知不覺又成為社運，只好放棄，反正我的生活很簡單，也沒什麼欲求，在台灣我幾乎找不 到工作，因為大家都看我是一個社運者，我現在的生活資源，還是靠給別人當顧問，我沒有退休金，也沒有勞保，反正我的人生觀是活到死、學到死、做到死，也沒 什麼太多憂慮的。2009年雜誌結束後，就碰到八八水災，我去災去住了半年，渡過50歲生日，重新認識台灣，也重新認識自己。

今年3月底，我聽核電方面的朋友告訴我核二錨定螺栓的事，本來我已經安排好了許多工作，4月初準備啟程去上海，經過幾次討論，我認為如果去上海了，可能有回不來的危機，權衡之下，只好推辭了上海的工作機會，留下來努力一下，看看是否能夠轉危為安。好在過去工作我還存了一筆「後端營運基金」，現在可以動用來應付一 下，撐個幾年還不成問題。

從一開始接觸到錨定螺栓事故，我就知道會是一場曠日廢時的消耗戰，也會遇到台電、政府單位的抺黑、阻撓，但是想到我可能會失去我的家，我也只好義無反顧了。

身為外省人的第二代，我看到我外公、父親的思鄉情切，這是深深埋在我心中的恐懼，深怕有一天回不了家，這種恐懼是我無法克服的，也是外人難以理解的，自幼庭 訓，就是要回老家，但真的回到老家，又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那種的「失落鄉愁」發生在父親身上，1988年開放探親後，我先回老家探路，向父親回報，之後他就抑鬰而終，父親常說，老家是「萍鄉」，浮萍哪有家鄉？直到他過世，即使有機會回老家，他也拒絕踏上回家之路。我這一生中大部份時間都在漂蕩，好不容易找到了家，我不想就此失去，再步上祖輩、父輩的後塵。

我比一般人都討厭政治，但是面對核電危機的恐懼，還是要面對政治，和立法委員溝通，希望大家多考慮一些風險，透過臉書，讓我把事實、證據散播出去，讓公眾一起來參與，一起來決定，這是我能做的。

言歸正傳，很多人問我錨定螺栓的事最後會如何？其實我在4月5日第一次和台電、原能會在立法院田秋堇開的協調會上就已經說過了，台電必須按照風險概率評估 （PRA），找出真正的肇因，執行消除肇因的修復計畫，確認修復計畫符合新的設計變更的各項規範，就能夠證明「安全」，而且要有萬一失效的反應計畫（非緊急應變計畫），以補足可能風險的後果。如果台電真正好好來做，可能早就完成了，台電自己說的，即使全爐心移出檢修，清查、消除潛在肇因，只要多花2個星期的時間。4月5日到今天已經2個月了，台電還在原地打轉，只是拿了一堆重複的資料想來催眠別人，實在得不償失。

今天有許多人打電話給選區立法委員，影響他們，要他們三思而後行，請他們考慮明顯的風險因素，至少我們發揮了一個公民自我保護的功能，這不是結束，而是開始，相信原能會還會再批准台電提出的運轉申請，我們還要行使我們的公民的權力，保護我們的家園。

最後我還是要聲明一點，過去、現在、未來我都不會參選，也不會幫人助選站台，更不會用社運去做生意，我很珍惜我自己的純粹性與一點點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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