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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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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上) (點計數:798)

作者:徐賁 http://www.pen123.net.cn 2002-12-23 9:45:47 士柏咨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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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作者:徐賁)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一、全球化和現代性
盡管"全球"(globe)這個詞英語中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但"全球化"成為西方學界描述和分析世界宏觀秩序的概念卻是八十年代初和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所表達的不僅是人類世界和社會生活所經歷的實際變化,而且也是對這一變化越來越明確的意識。八十年代以前的許多現代化理論對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畢竟都還沒有明確將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觀框架中加以聯系和系統分析。全球化理論出現在現代化理論之后,但這不等于說全球化進程就一定后于現代性進行發生。全球化和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這是全球化理論所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討論這個問題的意義不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從新的世界意識來加深對現代性的認識。
"全球化"這個概念對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義。一種看法是把全球化當作"國際化",如"國與國之間貿易和資本投資的大量並正在增加的流動。"〔注1〕另一種看法把全球化當作全世界形成"開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時也把全球化當作一種普遍化過程,推動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發展。〔注2〕還有一種看法把全球化當作一種"西方化"和"現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現代化的社會要素(資本主義、理性主義、工業化和官僚制度等)為全世界所接受。〔注3〕這一看法往往也從反面將全球化描繪為以麥當勞、好萊塢和CNN為代表的新文化帝國主義。〔注4〕再一種看法則將全球化看成是一種"破除疆域"的過程,它使得人們的社會空間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觀念(地方、傳統群體、地方國家等等)。全球化是一個過程或一些過程,它使得"社會關系話語交往的空間結構發生了變化。"〔注5〕我們可以把這四種看法分別稱作為國際多邊互動論,普遍趨同論,西方意識形態霸權論和破除疆域論。
所有這些對全球化的看法都把全球化與現代社會生活相聯系。全球化與現代性的致密關系以吉登斯(A. Giddens)說得最為明確,"現代性天生就能全球化。"〔注6〕至于現代性的哪些方面促成或產生了全球化,不同的論者從不同的社會理論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論者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強調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作用;另有的論者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強調工業和技術發展的主導作用;還有的論者則從韋伯(M. Weber)社會學的角度來強調理性知識和現代官僚國家的作用。對于全球化對現代性的影響,不同的論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論者認為全球化形成了"高度的"、"發達的"或"極端的"現代性〔注7〕,這一現代性使得現代社會結構(它的理性主義、官僚科層管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生產等等)擴展到全球關系之中。還有論者將全球化與一種"具有反思意識"的新型現代性聯系起來,即一種"現代化了的現代性。"〔注8〕在複雜、重迭的全球關系中,原先現代化所提供的種種確定性受到了質疑。〔注9〕再有論者則將全球化與"晚期現代性"或者"后現代"聯系在一起。因此,關于何為全球化的爭論又往往與何為后現代的爭論混雜在一起。例如,哈維(D. Harvey)用后現代來稱呼全球資本主義;奧勃魯(M. Albrow)則將"全球時代"視為現代化之外的時代,因為全球性已經代替了民族國家和理性這兩個現代性的根本要素,形成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新結構。其他論者則將后現代描述為一個失去穩定身份或認知的生活世界,稱之為"信息"、"媒介"、"超現實"或"模擬"等等。〔注10〕
全球化這一術語在九十年代進入中國知識界的話語,主要出現于中國的后現代(它亦以"后殖民"為其表述)理論中。中國的后現代話語的"后"首先不是表現它的話語內容(它往往混雜著馬克思主義、文化解構或者民族主義等不同的成份),而是表現在它取消現代性在中國的相關性這一基本立場上。在這一話語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與中國現代化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對這一點,劉康在《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選擇》中說得最清楚:"我所說的全球化,是指冷戰結束后,跨國資本建立的所謂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統’,同時也指通訊技術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帶來的文化全球化傳播的情形。全球化過程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文化生產與商品生產的關系日益緊密。在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潮等各個領域中,文化與商品的密切結合,漸漸形成了充滿著內在矛盾與悖論的’全球化文化想象’。全球化文化想象理所當然地包括了有關中國的種種圖景。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想象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現代化’這個壓倒一起的中心話題。"在劉康的解說中,全球化觀念的最大意義似乎在于它能使中國知識分子突破現代化或現代性思想所設置的一元論桎梏,"近年來的中國文化討論中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共識,就是中國尚未現代化,而西方早已現代化,所以必須強調中國在現代化問題上的特殊性。換言之,(西方)現代化被視為不可質疑的普遍標准。這種特殊論,仍然表現出一元決定論的傾向。但歷史充滿著多重矛盾,是多元決定的,現代化也是如此。"〔注11〕在劉康那里,強調或不強調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都是以西方現代化為"不可質疑的普遍標准",而真正認識多元的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為其中之一元)只有在全球化的思想框架中才能辦到。
劉康再三澄清,自己並不是后現代主義者。然而,他主張以全球化走出現代性,這與中國一些后學理論者主張以后現代走出現代性是相當契合的。這一點從劉康對后者的稱贊上也能看出來。劉康說,"(以張頤武等為代表的中國后學論者)對當代西方’后學’理論的關注,是處于對全球化問題的考慮。他們並不是簡單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論來解讀當代中國,而是力圖以理論的普遍性話語來透視中國文化轉型期的問題,並且反過來再以中國的實踐詰問理論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換言之,中國’后學’的問題焦點不是中國現代史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等,而是當代中國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場中的位置。"〔注12〕劉康沒有告訴我們,他所說的那個"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場"是怎樣的一個"引力場"。他也沒有說明,他所說的"文化想象"指的是誰的想象。如果他指的是中國后學論者對全球文化的想象,那麼我們發現,這種想象還真沒有放棄"西方宰割"或"后殖民"的焦點。例如,張頤武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一文中說,他要駁斥的是中國某些知識分子的兩種傾向,一是把西方現代性用作普遍標准,二是把"全球化"用來對中國西方化。〔注13〕在張頤武關于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中,"西方宰割"或"后殖民"顯然都還是焦點問題。
我舉劉康和張頤武的"后"現代話語關于全球化的說法為例,不是要評論這些說法是否正確,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在"后"現代話語中,全球化仍然是和現代性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后"現代話語並不能使中國擺脫現代化問題。再者,即使是出于思考中國問題需要所闡述的全球化,其實也並不具有什麼特別的中國特色。劉康對全球化的看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論和自由主義工業技術論的混合版本,張頤武所說的全球化則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識形態霸權論對全球化的說法。霸權說或西方牽制說所依據的世界二分劃定(中心/邊緣,西方/非西方,西方/中國等等)本來是一種現代性理論(我在后面還要述及),甚至還不能說是"后"現代的理論。西方霸權論其實是普遍趨同論的背反形式。這兩者的區別在于,后者將全球化當作一種世界發展的"客觀"事實或積極潮流來描述,而前者則將這種描述當作一種不見得有事實根據,但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有害的意識形態來加以揭露。劉康和張頤武的例子還讓我們看到,在中國的"后"話語中,對全球化的認識其實未必統一。劉康強調的是全球化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可以幫助人們設想一種中國式的現代化。張頤武強調的是全球化的同一化,這種同一化對中國有"西方化"的作用,只有抵制它,"中國現代發展(才能有自己的)不同選擇。"〔注14〕劉康、張頤武兩人因此就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的中國策略,劉康強調的是抓住全球化的機遇,張頤武強調的則是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對全球化看法不統一不是一個問題,它恰恰讓我們看到了全球化問題的複雜,單純強調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未必能為解決中國現代化問題找到方便之道。
在西方的全球化理論中,同樣有強調同質的,也有強調多元的。前面提到的普遍趨同論和西方意識形態霸權論,強調的就是全球化同質化的作用。然而,單純的趨同論一直遭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和批評。批評者指出,全球化沒有,也不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單一和諧的社會或文化模式。相反,全球化保持甚至加強了文化的多元。〔注15〕反對趨同論者還指出,世界通訊、新聞和市場等等總是在不斷調整以適合特定地區的當地情況。即使是全球性的產品、社會運動或新聞報道,它們在世界各地得到的反應也是不同的。〔注16〕全球化的趨同並沒有妨礙人們繼續或者甚至越來越重視自己與別人的文化、種族、民族或宗教差別。〔注17〕這些差別甚至還引發了亨廷頓(S. P. Huntington)所謂的"文明衝突"。因全球化而發展的跨疆域亞文化或利益群體(如階級、性別、環保、性傾向等等)更是以多元和差別而非同一或統一為其特征。〔注18〕
如果我們不是單方面地強調全球化的趨同或多元傾向,而是從它所形成的人類社會生活交往關系新空間結構去認識它,那就不妨將它看成是一種不斷突破人類活動傳統疆域的過程,"全球化並不一定指同質化或融合。全球化只是指更多的聯系和破除疆域。"〔注19〕。對于現代社會來說,這種疆域首先便是民族國家的疆域。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后"現代理論排斥現代性在中國的相關性,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取消對中國特定國家特征的討論。國家和國家權力本身就是某個疆域範圍中的現代性,它同時制約著這個國家社會其它領域中的現代性特殊表現。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涉及的不僅是增加聯系和破除疆域,而且還是實質上由國家意志所主導的,在不同領域中以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增加(或不增加)聯系,破除(或不破除)疆域。這是世界範圍內全球化兼有趨同性和多元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應當看到,現代性和全球化一樣,它同時是一種事實,也是一種意識。而且,現代化和全球化一樣,它也同時包含著統一和多元的趨勢。在西方,對于現代性的同一趨向,強調的最多的是后現代論者。這是因為他們要強調全球性與后現代性的聯系。他們往往拿現代性的一元性與后現代的多元性作對比,認定只有后現代才與全球化有交結點,如多元性、差異性、大眾和局部話語的豐富性、反普遍化的宏大話語和一元意識形態,等等。但事實上,現代化本身就並非一個同質的整體,正如古德法勃(J. C. Goldfarb)指出的那樣,談現代化就應當"分辨現代的恐怖(極權主義),現代的挑戰(首先是相對主義),現代的成就(如自由主義)和現代的夢想(尤其是民主)。"〔注20〕。一個國家社會各個領域中的不同現代性表現會形成與全球化各相關部分的不同關系。中國的情況尤其明顯。同時看到現代性的同一趨向和多元特征,將全球化與現代性相聯系,並特別重視民族國家的作用,這些可以說是羅伯遜(R. Robertson)和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論的主要特點。這兩個人都是當今公認的全球化理論的主要闡述者。他們的區別在于,羅伯遜認為全球化先于現代化發生,但由于現代化而得以加速發展;吉登斯則認為全球化與現代化同步發展。對于全球化,羅伯遜強調的是現代性的促動作用,吉登斯強調的則是其產生使用。
二、促動和產生:兩種全球化-現代性解釋
羅伯遜區分了五個不同時期的全球化階段,現代化直到第三和第四個時期才對全球化起到了加速促動的作用。第一個階段是萌芽期,主要指歐洲範圍內的1400年到1750年。在這個時期中,基督教的一統局面開始瓦解,出現了民族國家形式,也同時出現了"人類"和"個人"這兩個在不同層次上有別于傳統群體成員的觀念。在這個時期還有了全球地圖和日心說宇宙觀,同時也出現了進行全球掠奪的殖民主義。第二個階段是"初顯期",主要是指歐洲範圍內的1750年到1875年。在這個時期中,民族國家成為國際世界普遍的群體單元,各國之間有了正式的外交。在這個時期還出現了公民觀念和公民身份標志(護照),有了國際博覽會,國際法協議,國際主義和世界大同思想等等。第三個時期是發展階段,指的是世界範圍內的1875年到1925年。在這個階段中,四維全球參照點(民族國家、國際社會、個體(男性)和人類)得以建立,國際聯系(如體育和文化)得到加強,全世界開始通用公歷,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出現了大規模國際移民(以及限制移民),越來越多的非歐洲國家加入了民族國家的國際俱樂部。第四個階段是"爭霸時期",時間跨度是從1925年到1969年。這個時期有了"國聯"和"聯合國",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人們開始以侵害"人類"的罪名起訴戰爭罪犯。這一時期籠罩在足以毀滅全球的核戰陰影之下,還出現了三個世界的劃分。第五個時期是"不確定階段",是從1969年到1992年。在這個時期中,人類進行了宇宙探索,增強了普遍人權和公民權意識,出現了以性別、種族身份締結的世界群體,也出現了更為複雜不穩的國際關系。全球環境保護意識高漲,空間技術的全球性大眾媒體突破了傳統的民族文化疆域。羅伯遜稱最后這一個階段為不確定時期,這是因為除了在環保等有限問題上,人類在許多問題上意見仍多有分歧,全球化尚無任何明確走向。〔注21〕
從羅伯遜對全球化五個階段的劃分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起始其實先于現代性的形成。但是也可以把那些前現代的全球化因素,如民族國家的出現,以航海為標志的先進技術,國際關系的出現等等,看成就是早期的現代因素。全球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科技發展確實使世界縮小了;二是人類意識到世界縮小了,"全球化這個概念即指世界的縮小和世界一體意識的增強,……指的是二十世紀實實在在的全球互相依賴和整體世界意識。"〔注22〕在羅伯遜的全球化理論中,最重要的也許並不是現代性的種種客觀變化,而是人類在這些客觀變化中所改變的自我意識。因此,羅伯遜所說的第三個時期中的"四維參照點"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現代人的全球化意識,不僅在于知道世界各部分相互聯系的事實,而且更在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全體人類的一體性,而這種一體性與每個人的種族、傳統、文化身份意識並不矛盾。羅伯遜從四個參照點來說明全球化的這種特殊人類整體意識。他指出,人有四種存在方式。第一是個體,每個人都是特殊的個體存在,不只是局部群體的附屬成員。第二是民族國家社會成員,對每個人來說,現代民族國家已經成為唯一可能的社會形式。第三是國際社會成員,每個人所處的民族國家又都是與其它民族國家相互依存。第四是普遍人類,每個人都不因種族、階級、性別等等有別于其它個人。這四種存在方式參照點使每個人得以個人化、社會化、國際化和全球化,獲得不同的自我意識。〔注23〕雖然全球化趨向可以說是由來以久,但全球一體的觀念卻是相對新近的現代觀念。全球觀念如今已反映在人們的日常語言之中,例如,我們說局部變化會牽動整個"世界秩序",我們為"全球經濟衰退"擔憂,廠家要打造"世界名牌"。我們還常強調,公民權利是一種"人權",我們譴責"世界恐怖主義",呼籲重視環境以"拯救地球"等等。
但是,意識到人類生活在一個星球上,不得不互相合作共存,這並不等于人類現在已經或者在將來必然會融合為一體。這個"一體世界"中實際上充滿了相互的排斥和衝突。人們一面意識到同屬一個世界,一面又相互排斥和衝突,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極為複雜、缺乏確定性的全球化進程。羅伯遜指出,全球化進程的這一特征是由全球化自身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而這一內在邏輯的關鍵便是現有的民族國家體制,"一百年前開始加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它的關鍵……就是民族國家社會理念(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注24〕民族國家總是局限于特定疆域範圍之內,它在物質上無法自給自足,所以必然需要爭奪資源和市場。民族國家之間需要建立跨疆域的經濟、軍事、政治(外交)和文化聯系,它們之間的交往有合作也有衝突。它們之間也會形成某些制度化的國際關系組織。這種國際關系並不總會成為真正的全球和諧關系。作為想象性共同體的民族國家總是以某種同質化的民族文化作自我身份的辨認。民族國家總會覺得它的獨特的文化在受到全球化的威脅。
全球化的矛盾性充分表現在它與民族國家的複雜關系之中。盡管民族國家的某些方面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不得不有所變化,但它仍然是全球化的現實結構基礎。事實上,國家在歷史中本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總是在"變動、演化、調適、結合,……總是處于某種過渡狀態之中。"〔注25〕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國家的某些變化更清楚地顯現出來,這首先便表現在傳統的國家主權問題上。在全球化成為潮流之前,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可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和約)可以概括為四個特征。第一是至高無上,國家對疆域境內事務及與它國的關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是統領全權,國家對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如貨幣、貿易、軍事、語言、科技、體育、教育、社會價值規範等等),擁有全面的統治權。第三是不容幹涉,國家的政策和行為,外國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幹預。第四是大權獨攬,國家不與任何它者分享對其所轄內的管制權。在歷史上真正能做到全面行使主權的國家是少之又少,因此主權從來就是一種法定權力,而不一定是實際權力。
傳統主權觀至今仍然是約定俗成,習以慣之的"國際准則"。可是實際上,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除非鎖國自閉,任何國家都已經很難再繼續維持這一主權觀。全球化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主權嚴守疆域的可能。國家事實上已不可能做到統領全權、不容幹涉和大權獨攬。電訊和電子媒體在國際間進行,全球匯率決定著一國貨幣的價值,貿易依賴國際多邊聯系,科技幾乎不受國界限制,國家行為不能不受到國際的注視和評價,在有涉全球的問題上(生態、環保、和平),一國之內的獨攬之權已經變得沒有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至高無上的主權實際上已經遭到了消解。然而,必須看到的是,"主權"和"國家權力"並不是一回事。盡管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傳統的主權觀,但這並不等于全球化就必然在每個國家中能改變國家權力的運作方式。相反,主權的消解甚至反倒會使國家權力的運作更為地方化,在某些方面更為抵制國際規範和原則。國際信息的流通並不能阻止某一國家強行禁止其人民"偷聽外台"或自由上網,外來批評更不一定能改善某一國家的人權狀態。一個國家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接受和利用全球化(接受主權消解),而在另一些方面繼續維持其強行控制人民的能力(維持國家權力)。羅伯遜所說的全球化指的僅是世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越來越難以相互隔離,而不一定就是越來越親密和諧。全球觀無非就是將地球"設想為一個整體,理解為同一個地方。"〔注26〕這種全球觀雖然有限,但畢竟是一個進步,人們越把世界看成一個整體,世界也才越有希望成為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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