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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主義？阿Ｑ主義？：對馮驥才魯迅批評的批評 (點計數：1322)
作者：楊曾憲 http://www.pen123.net.cn 2001-10-26 8:38:37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我們怎樣遏制“泡沫學術” (05-31 20:13) ·８：８０００之憂慮 (05-09 23:41) ·儒家倫理歷史與當代價值的科學評析 (04-24 10:24) ·伊拉克戰爭是一本百科全書--伊拉克戰... (04-02 10:23) ·我對美學方法、學科定位及審美價值的幾... (07-12 14:18) 作者文集 東方主義？阿Ｑ主義？──對馮驥才魯迅批評的批評 楊曾憲 在“純文學”期刊《收獲》今年第２期讀到了王朔和馮驥才的魯迅批評文章。 我從來認為，對王朔的批評是用不著當真的。別看他架子拉的挺開，不斷大聲地向手心吐唾液，但真正出出“拳”來，卻傷害不了對手的半根毫毛，包括魯迅。王朔的批評總讓我想起酒桌上那些憤世嫉俗的社會批評家，他們的語調本身實際上正在解構著這種批評，並為自己的同流合污做著輿論准備。王朔的批評話語也在不斷地解構著他自己的批評，但他的目的倒不甚鄙下，無非是要借此吸引輿論聚焦以重塑或鞏固自己的文壇頑主地位罷了──誰讓王朔的小說不及以前了呢？但馮驥才的魯迅批評則不同了。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種批評，它販賣的是某些新銳批評家的思想，盡管他出自並不新銳的馮驥才先生之手。但批評馮驥才的魯迅批評卻極不容易，因為他並不像新銳批評家那樣鋒芒畢露。熟稔傳統文化之精華的馮先生，其批評象太極拳手一樣，很講內功，在每次出手后面的“但是”中，馮先生不斷稱贊“魯迅是充滿責任的作家……他壓給自己的使命是剪斷古老的精神鎖鏈，喚醒世人遲鈍的心，催動國民的自審與自奮。”“他的偏激具有某種時代合理性”，“這個西方人的東方觀一直糊里糊塗延續至今的過錯，並不在魯迅身上，而是在我們把魯迅的神化上”……如此云手般地左推右防，不斷地顯示著馮先生論述的公允，以及對魯迅先生的理解、崇敬與愛護。但實際上，他的數次擊掌都是奔著致命處去的，這就是對魯迅國民性批判的批判。 馮先生對魯迅成就的理解是准確的。無論是在文學上還是在思想上，魯迅的成就集中在他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上。馮先生將魯迅所批評的國民人格形象稱為“文化人”：“魯迅是第一個創造性地使用這個文化視角，來觀察、感受、認識、分析和批判生活，然后升華出這種獨特的‘文化人’來”。這里用“第一”，顯然是對魯迅的肯定，然而──“然而，我們必須看到，他的國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Ｏ年以來西方傳教士那里。這些最早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最熱衷的話題就是中國人的國民性。它成了西方人東方觀的根本與由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來源于西方人的東方觀。”請看，就這樣一“然而”，魯迅的偉大便給銼平了許多。盡管接下來又有不少“但是”來做匡正，但就在這匡正過程中，馮先生又給出了這樣的結論：魯迅“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說，卻不自覺地把國民性話語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義嚴嚴實實地遮蓋了”！這樣一來，魯迅不僅“偉大”不起來，簡直是有罪了，而且罪不可赦：因為“我們太折服他的國民性批判了，太欽佩他那些獨有的‘文化人’形象的創造了，以致長久以來，竟沒有人去看一看國民性后面那些傳教士們陳舊又高傲的面孔。”您瞧，魯迅不僅是傳教士“話語”的傳聲筒，甚至成了傳教士、及其“西方中心主義”、“東方觀”的保護神了。我等欽服魯迅的知識“小眾”中毒深莫大焉！應該感激馮驥才先生才是，是他及時地在２０世紀末挑明這幾乎蒙蔽人們一個世紀的文化誤讀──盡管責任不在魯迅，而在我們自己。 且懸置那些“但是”吧，需要認真對待並反思的是馮先生的結論。因為對受魯迅“蒙蔽”的我們來說，馮先生也是一個“他者”；對“他者”批評的一概拒絕，如同諱疾忌醫的病人一樣，是很危險的。于是，我便從一位魯學家朋友那里借來了那本美國教士明恩溥所著《中國人的素質》（即魯迅所說的《支那人的氣質》，當時的作者翻譯為史密斯），並很認真地閱讀了一遍。 真是慚愧得很，這一讀不要緊，我不僅沒感覺到馮先生所說的作者那“高傲”的神態或對“對中國‘人種’的貶損”，反而時不時地拍案叫絕──這《素質》對我竟有提神醒腦、排疑解惑之功效！明恩溥教士，真是個“明士”，他給我補上了一堂生動的中國國民素質教育課，既修正了我近些年的某些自認為新銳的觀點，又加深了我對當下中國國民性的認識。譬如，百年中國，本應以改良為主，這是近年來我曾認同的觀點。但讀了《素質》，我明白了，這改良對１９世紀末的中國來說，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因為滿清的政府官員，都在逐級玩弄陽奉而陰不為的游戲，政令傳到基層時，早已經失效了。“這就是‘改良’，規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一次地下令限制鴉片的銷售與種植，其結果卻是眾所周知的”的原因。這樣無效的官僚系統，能指望它來推行新政嗎？這種無效，倒不單純是政體的腐敗，它也與官僚們的素質相關。明教士將這種素質歸結為中國人的“柔順與固執”。這種概括是否准確，可以討論，但它卻確實存在著，因為今天我們依然看得見它的影子。筆者在生活中便常常被國人這種素質搞得焦頭爛額，沒了脾氣。譬如裝修房子，領著木匠去鄰居家看人家如何如何，他和你說懂了，沒問題。但一做，就不對了。你說不對了，他還說沒問題，人家就是這樣。于是，再領著去鄰居家看，再回到自己家來對比。如此數回。他才承認是走樣了。但他會找出理由來，說如此這般是為你好，鄰居家的不好等等。沿襲傳統、固守經驗、抱殘守缺、自以為是，許多國人今天尚且如此，何況百年前！于是，我理解了魯迅的激進：“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動一個火爐，幾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墳》《娜拉走后怎樣》）。無論是魯迅的批評源自明教士也罷，還是“英雄所見略同”也罷，總之，明教士說的沒錯，起碼，我服。 明教士在《素質》中涉及的“素質”缺點還有許多。其中有些純粹屬于貧窮造成的習慣，象中國農民省吃儉用，餓著肚子步行幾十里也要回家吃飯之類，今天可能已經消失了，那不屬于“根性”。有些屬于國人缺少科學思維造成的習慣，譬如表達不清晰之類，今天仍不少見，包括一些學術會上，總有些教授在限定時間內的發言讓人一頭霧水，搞得聽眾不知是否該鼓掌。但這類“素質”並不大傷民族自尊。而有些既屬于“根性”，又涉及民族自尊的“素質”，今天依然存在，卻極容易觸動國人的神經，並引起反感。所謂國人好“面子”就是一例。正因為好“面子”，所以，中國人不願意揭露自己的醜陋一面，更不願意讓別人特別是外國人看到和揭露自己醜陋一面。私下推斷，馮先生對《素質》的抵觸，便有這“面子”心理在作祟。中國人之間往往難以就事論事、就理說理，中國政治家難以納諫，中國文人經不起批評，背后都與“面子”相關，因為一旦被批評，在對手或臣民或學生面前輸了理，便失去了面子。梁漱溟的幼稚就在這里。直至今天，在我們的學術批評中，要麼是給對方面子，一味吹捧，然后期待對方還給自己面子；要麼是讓對方沒面子，惡意揭露，然后洋洋得意地看對方如何療治那些“硬傷”！這種“面子”心理，甚至存在于自認為人文思想進步的學人身上，余秋雨先生就是典型一例。有人抓住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行為不放，要求余懺悔。余應不應當懺悔，是一個價值觀念問題；但余在文革中的實際表現，卻是個事實確証問題。余秋雨自認為清白，但卻拒絕回答后一個問題，並以這樣一段妙論做辯護：我肯定是沒有尾巴的；但有人讓我當眾脫下褲子驗証，這個過程本身是不能接受的。余秋雨這個比喻太生動了，生動之處在于，他將辨明事實的過程，視為當眾脫褲子；何為脫褲子？就是大掉面子！這表明余秋雨在思想深處對丟“面子”的恐懼。由此可見，即便中國學者真能懺悔，如果要達到盧梭的水平，我想，還得再過１００年；今天那些互讓對方懺悔的舉動，不過是一種文人間爭面子保面子的炒作而已，並沒有多少真正的人文價值。 直面今日現實，再看看百年前明教士對中國國民性的描述，我們是該肅然起敬呢？還是該義憤填膺？我想應該是前者而非后者。這就是我站在魯迅一邊，贊賞《素質》的原因。 但魯迅與明恩溥卻不能同日而語。乍看馮先生的文章，我曾嚇了一小跳──難道魯迅也如當代某些著名學者那樣，將外文理論資源藏在桌下，用編譯充塞著述，借以嚇唬自己的同胞？但一翻《素質》附錄，我便釋然了：魯迅明明白白在肯定並推薦《素質》，他絲毫沒掖藏《素質》的意思。實際上，馮先生所說的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來自傳教士是並不准確的，因為在２０世紀初，批判和改造國民性早已不是什麼新話題了，嚴複、梁啟超等“啟蒙”學者，已經提出“開民智、新民德”口號，並有《新民說》問世了，魯迅只是“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而已。整個新文學運動，就是從改造國民性的主題開始的。但這並不影響魯迅的文學成就。就像馮驥才先生《三寸金蓮》的批判主題雖來自新文化傳統但並不影響他的文學成就一樣。作為文學家魯迅的偉大，並不在于他一般性地或描述性地批判國民性，而在于他將深邃的改造國民性思想□鑄在鮮明的文學典型（包括雜文形象）身上，既為后人所難以企及，又具有“永久”的現實認識與審美價值。魯迅決不是塵封在歷史中或擺放在文學博物館中的經典作家，而總是以“現代時”存活著，這在世界文學史中也是不多見的。王朔們不理解：就憑“一堆雜文幾個短篇”魯迅就“文豪”？問題是，就在魯迅這一堆雜文幾個短篇中，便能隨處找到當代國人的影子，找到王朔等當代“名人”的影子。這就叫偉大。如果拼（湊）上幾千萬，就是文豪，那眼下中國的文豪多了去了。但已經看得見的結論是，百年后的中國人恐怕還得讀魯迅，但卻不知道今天的王朔們了。因此，筆者竊認為，對當代中國作家來說，並不是一個如馮先生所說，要避開那種將民族文化特征提升為“人物性格”的路徑，以免成為“魯迅仿制品”的問題，而是當代作家的筆力與思力（恕借用一個新銳概念）不逮，難以達到魯迅高度的問題。 其實，對魯迅來說，是不是文豪並不重要；他的意義從來不是純文學的，而是民族的、社會的、歷史的。魯迅，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驍將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靈魂的重鑄者；魯迅所批判的不僅是那一種制度那一個階級那一派文化現象，而是在幾千年封建文化“醬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籠”扭曲中所霉變所畸形的民族靈魂。魯迅積其一生之力鑄造國人的靈魂，他自己也成為我們民族的不朽靈魂。魯迅是不能躺著讀的。每次重讀魯迅，我都時時如針芒在背，為自己的靈魂所承受著的拷問。中國知識分子都應經受魯迅的拷問──因為魯迅本人已經千百遍地拷問過自己。從這個意義上，我也不同意王蒙先生的意見：中國有一個魯迅就足夠了。如果百年中國，能有十個、二十個魯迅，那是我們民族的大幸！當然，這之中有的客觀的悲劇因素。馮先生說，“魯迅在‘文革’也一樣走紅”，那是偷換概念，魯迅的著作與思想和魯迅本人不是一回事。歷史的事實是，在“魯迅”“走紅”的同時，魯迅所有的戰友、學生、朋友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被“清除”出了文壇。而魯迅如果活著，我想，在延安時代，難免就要“運交華蓋”，因為在當時，“魯迅筆法”便被明確否定批判了。而如大家所知道的，魯迅生前便用“魯迅筆法”毫不留情地向極左路線開火了。魯迅對極左路線之深惡痛絕，絕不亞于他對資本家“乏走狗”的批判。既然如此，他怎能如郭老那樣一路走紅數十年呢？ 這就涉及到魯迅執著但不偏頗的思想境界。很多人被魯迅不妥協的批判精神所折服，也因此對魯迅產生種種誤解。然而，在魯迅執著批判精神的背后，他的的尺度卻是從不偏差的。自從李澤厚先生提出現代中國“啟蒙”“救亡”“兩重主題”（筆者認為，百年中國應是“三重主題”，除思想啟蒙、民族救亡外，還有經濟振興）變奏以來，很多學者便認為這“兩重主題”是一種“悖論”，難以兼容，並以此為種種文學的文化的畸形或偏激現象作注。但在魯迅哪里，這種“悖論”並不存在。魯迅既徹底地反封建主義，也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既站在民主進步立場上與國粹主義堅決斗爭，也站民族解放立場上與賣國主義堅決斗爭。這樣，魯迅生前就受到來自兩方或三方（有時還有“革命陣營”內部“左派”）的火力攻擊。馮驥才先生的批評顯然不屬于新觀點，只不過他打出了時髦旗號而已。 應當說，馮先生扣給魯迅先生的“東方觀”、“西方中心主義”大帽子是很唬人的，因為它操作的是“后殖民批評”的學術話語，既唬人，又似乎言之成理。于是，我們便不得不專門做些解讀和研究。 所謂“東方觀”，是美裔巴勒斯坦學者人賽義德在《東方學》中提出的概念。賽義德認為，西方的“東方學”（或“東方主義”）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它誕生在殖民地時代，是西方“東方學”者用殖民話語建構的有關東方學問。由這種經西方價值觀過濾的“東方學”所形成的西方人的“東方觀”，在許多方面是脫離和歪曲東方實際的，甚至是一副神秘化、妖魔化東方的有色眼鏡。不必諱言，這種“有色眼鏡”式的“東方學”是存在的，有些西方人至今仍帶著它看東方、看中國。如果說在殖民地時代這種“東方學”是西方殖民者政治統治東方的工具的話，那麼，在后殖民時代，它則成為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東方國家當然應當警惕和反對這種“東方學”、“東方觀”和“東方主義”，這是后殖民批評的合理內容。對此，我想是不該有異議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批評所謂“東方學”的“后殖民”學者本身，大都是已經置身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美籍著名教授，並在享受著西方“后現代”文明果實和文化特權，與我們思考問題的立場角度並不相同。這種“后殖民”批評的本身，就是一種來自“西方中心”的“話語霸權”。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我們難免就要誤讀，喪失警惕，甚至真正上了后殖民主義的當。因此，我們站在自己民族立場上，面向新的世紀，對這種引進中國的“東方學”的批判必須有所分析的，包括事實分析、價值分析和方法分析，不能形而上學，更不能跟著起哄。 首先，進行事實分析。馮先生所操作的后殖民批評邏輯是這樣的：凡是西方人寫的有關東方的著述，都包含著輕蔑東方內容的“東方觀”，都在宣揚“西方中心主義”。誰要贊賞這類著述，就是認同“東方觀”，肯定“西方中心主義”。這個邏輯當然是錯誤的，但錯誤並不在推理本身，而是其前提是違背事實不能成立的。因為並非所有西方人有關東方的著述，都屬于這種帶著殖民者有色眼鏡的“東方學”、不能認這些著述中所描述的東方落后事實都是西方學者臆造的虛幻存在、都是“東方觀”的表現。正如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喬治．Ｅ．馬爾庫斯、米開兒．Ｍ．Ｊ．費徹爾所批評的：賽義德《東方學》“不承認西方人除了統治支配他人之外還有可能懷有別的目的與動機，不承認在表達方式問題上西方人內部存在分歧……。”（《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１８頁三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王銘銘等譯）。但深究起來，中國的后殖民批評者的誤讀並不能抱怨賽義德，因為他的《東方學》是以西方的“伊斯蘭學”為標靶的，而他自己也承認，西方的“漢學”、“印度學”與“伊斯蘭學”之間是有極大差異的，這種差異的突出表現是歐美的“許多專業的伊斯蘭研究者把他們的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這一對象的研究，然而卻仍然發現無法讓自己喜歡它，更不必說仰慕這一宗教和文化”《東方學》二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４４２頁）而漢學家、印度學家則不同了。確實如此，西方的多數漢學家對中國文化是仰慕崇拜的，包括早期一些傳教士。因此，如果以漢學為東方學的藍本，賽義德的《東方學》是違反事實的。當然，西方“妖魔化”中國的著作肯定有，這如同我們文革期間也有“妖魔化”西方的著作一樣。但就整體而言，所謂中國傳教士妖魔化中國的普遍存在于西方的“（中國）東方學”，是中國后殖民批評者的臆造，像賽義德就沒提到一本中國傳教士的著述。 其次，進行價值分析。西方的“漢學”不等于賽義德特指的“東方學”，這是事實，但在西方的漢學著作中，包括明教士著作的《素質》中含有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暴露性描寫，這同樣是事實。我們不必諱言這種事實的存在，也不必諱言在這種描寫背后西方人那“高傲”的姿態。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因為這些劣根性的事實描寫丟掉了中國的面子，所以象咱阿Ｑ老兄那樣諱疤忌亮並義憤填膺呢？還是正視這些劣根性事實的存在而積極療治呢？這本質上是一個價值判斷選擇的問題。站在科學文明進步立場上，每個真正熱愛中華民族的人文學者，必然要正視、否定並積極療救我們民族的劣根性，因為它是負價值存在。礙于面子，掩飾甚至欣賞某些負價值存在，正是阿Ｑ主義價值觀的體現。這就象給母親治病一樣，一位西醫，只要他醫術高明、能治病救命，我們就該衷心歡迎，其態度是否謙恭並不緊要（曾有一位醫生朋友告訴我，到大醫院看病千萬不要按態度好壞挑醫生，那些態度不好的醫生往往是有真本事的，他對你態度不好，可能因為你沒大毛病！）。如果這位醫生故意掩蓋病情，或者恭維說咱媽的結核病灶燦若鮮花，那才是十惡不赦呢！因為他的動機是想讓中國就此腐爛下去，便于他們瓜分，將古老的中國文明變成他們的“人肉宴席”。正因如此，魯迅才說出這樣的話：“凡有來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墳》《燈下漫筆》）也正因如此，魯迅生才前多次提及並肯定《素質》，並在臨終前十幾天，還在希望有人能翻譯這本《素質》，以求得民族的自省與變革。遺憾的是，幾乎一個世紀過去了，今天還有人阿Ｑ主義地諱疾忌醫，他們將自己頭上的癩疤藏在國粹主義頭巾下，一聽到涉及“光”“亮”的話語就急！就拿什麼“主義”封住人家的嘴！ 最后，是方法論的反思。盡管馮先生是“文革”的堅定反對者，但遺憾的是，他的批評方法卻使我想起那著名的“反對”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就反對”，這是前改革時期中國極左罪惡之方法論淵藪。其實，任何人（群體）之間都不存在這種價值取向絕對對立的情況。我們不能認為凡是西方傳教士所揭露批評我們民族劣根性都是別有用心，凡是認同這種批評的都是“西方中心主義”。如果說，百年前這種絕對化的“東”、“西”“主義”“體用”之爭，還在所難免的話，今天，它早已被實踐解構了──當代中國已向世界、向西方文明敞開了大門。歷史已經証明，中華民族要步入現代文明，便必須虛心向西方文明學習。湯因比指出，世界上曾有二十多種文明，但最終大都衰敗消亡了。而以古希臘─羅馬─希伯來文明為源頭的所謂“西方文明”，實際上是集古代東西方文明之大成。它之成為今日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明財富，是人類諸文明長期“生存競爭”過程的歷史優化選擇的結果，因為它含有人類能動認識自身和不斷推動社會進步的諸多科學內涵和“要素”。馬克思主義就是源自這一文明的優秀科學成果。認同這樣的文明，包括選擇馬克思主義，對于中華民族來說，並不是羞恥之事。盡管西方也有“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霸權主義”，但那與西方文明或文化所包含的像理性、科學、人本、民主等等“話語”並不是一回事。因此，如果硬要把魯迅塞進“西方中心主義”，那百年中國的仁人志士，統統都是“西方中心主義”！正是在這些主張開放的民族精英的率領下，今日中國才乘著科學文明的“西風”大步走向世界，邁入現代文明強國之列，中華民族才得以洗淨身上的百年歷史屈辱！ 其實，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人，往往有個阿Ｑ式的“東方中心主義”在那里作祟，一聽某位西方人說世界史要改寫，要以中國為中心，就眉飛色舞，就想趕緊將咱們的“天人合一”送出去，以使２１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恢複“東方中心”。但客觀現實是，如果不學習西方文明、不認同源自西方的國際標准規則（包括加入ＷＴＯ），而是夜郎自大、抱殘守缺，滿足于落后並甘心用這種落后去為所謂“東方學”作注的話，那別說“中國中心”了，我們中華民族能否存在還是問題呢？民族之著存、文明之不在，還有什麼“主義”可言呢？因此，是魯迅陷入西方的東方主義文化陷阱，還是馮先生落入傳統的阿Ｑ主義泥沼，讀者自有明辨的。 發表于《粵海風》２０００年１１─１２期題目為《沉浮在傳統的阿Ｑ主義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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