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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 (點計數：740)
作者：王長明 http://www.pen123.net.cn 2003-1-10 10:57:14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 (01-10 10:57) 作者文集 作者簡介：王長明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02級碩士研究生，北京市海澱區萬柳中路29號北京大學萬柳學區1區1002室 ，100089，電子郵件：charmingworm@sina.com，電話：010-51604455 劉遠風 南昌航空工業學院社科系講師 郵編：330034 ,tianhaixing@sohu.com 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 題記：在武漢大學讀書的時候經常會和室友討論一些書生意氣的大而寬泛的社會問題，就象80年代的大學生一樣，充滿了理想主義。前幾天整理舊物時發現了這篇文稿，是我在大二時與寢室里的老大劉遠風對知識分子人格的交流討論的一份整理材料，里面的觀點和話語有些稚氣和偏激。但我卻覺得非常的感動，仿佛又回到了我們一起望著布滿蛛網的天花板酣暢臥談的那些日子。把它拿出來是想祭奠一下那些逝去的年輕歲月。是為記。 □王長明 劉遠風 今天，很多學者談到中華民族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多災多難的屈辱歷程時，愛用一句話"形勢比人強"。的確，歷史的巨大的身影完全可以掩蓋作為個人的細小的行為。但是重要的是中國人從個體到群體的思想並沒有因為曾經承受過苦難而變得崇高。其實，認真的檢點一下我們的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不難發現中國的社會問題與知識分子人格的缺失是不無關系的。 中國封建社會曾高度繁榮，曾遠遠地走在世界的前列，為什麼中國后來落伍了呢？這就是因為中國文化缺少人格，使得中國文化缺少超越性的因子，文化難以引導時代發展。眾所周知，中國文化源于史官文化，它從一開始就依附于統治階級，唯權力的馬首是瞻。雖然 ，也有獨立于統治階級之外的知識分子致力于真理的探求，但卻總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文化力量，特別是漢武帝的大一統，確立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后，在儒家入世精神的鼓勵下，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發生了整體性的轉向，"學而優則仕"成為了知識分子的終極價值追求，封建統治者通過社會地位、榮譽、官職等一系列艾森斯塔得所謂的"流動的社會資源"牢牢的俘獲了知識分子。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為統治階級出謀劃策，扮演著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角色。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缺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時代的引導者而只能是時代的殉道者，不能創造超越性的的文化與思想。 中國古代對統治階級的批判沒有超出封建制度的大限，充其量只是對封建制度進行局部的修修補補，正因如此中國封建制度的構架在修修補補中發展得十分完善。從明朝開始，中國封建社會走向衰落，也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按理說，中國在這時候理應能產生出超越封建窠臼的文化，但回望歷史我們卻不能發現一個象樣的啟蒙思想家，中國知識分子沒有獨立的人格，不能站在封建社會制度之外看問題，不能走在時代的前列。 人格的缺乏大大束縛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中國最缺乏的是自由，知識分子也向往自由，很多侍君不如意的知識分子為了自由而脫離了政界，但很少有人從自由的角度探討理性的思想問題，而只有"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的嘆息。屈原算是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活徹底失敗后，對儒家信念有了深刻的懷疑，他的《天問》對萬事萬物存在的理由進行了逐一詢問，特別是對人的生存意義提出了質疑；然而，他也只是懷疑還是沒能徹底擺脫儒家信念。順此思考下去，后來雖然也有人寫《天對》，但並沒有真正回答屈原提出的超驗之問。中國的封建文化曾十分繁榮，卻產生不了超越封建文化的文化，實在是可悲呀。這不能不說是知識分子依附性的悲劇。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舊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是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並沒有因此而得以確立。在文革的暴力傾向日益明顯的時候，郭沫若等一幹知識分子主動宣布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是毒草。知識分子雖然在文革中受盡了折磨和苦難，但他們仍然不能正確的認識當時的社會，許多知識分子按照當時不正常的要求反省自己，企圖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與當時不正常的體制合一。請看下面的對話： 施叔青：你對文革的否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汪曾祺：很明確的時候，還得是中央對文革的否定后。 按正常的道理，應該是文化動向引導政治動向，但由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沒有人格的保証，他們對社會的反映變得十分遲鈍，不能完全擔當起文化的社會功能。讓我們來對比一下我們的近鄰俄羅斯吧。 俄羅斯大文豪層出不窮，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知識分子有強大的人格后盾，並由此深刻的影響著社會。沙皇尼古拉有一次要抓一位禁衛軍官的衣領，軍官沙莫依洛夫伯爵威嚴的說："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呢！"一語將尼古拉擊倒。亞歷山大一世時期，藝術院長以阿拉克切夫伯爵離皇上最近為由，提名他作名譽院士，藝術院秘書反駁說："要是這個理由站得住的話，我就推薦馬車夫伊里亞巴依科夫為院士，他不單離皇上最近，而且總是坐在皇上前面。"這位秘書因此遭到流放。這位秘書沒有把自己當成權貴的附屬物 ，他的勇氣源于他那強大的獨立人格，他對藝術是尊敬的，不顧危險的捍衛藝術的尊嚴。他的態度與"學而優則仕"的中國士人的奴才態度完全兩樣。蘇聯同樣經歷了與文革相似的紅色恐怖時期，在那個時期，高爾基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被任命為文學院院士，當時的院士們就以退出文學院來抗議，高爾基最后也離開蘇聯到了瑞士，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宣布自己作品為毒草的郭沐若與毅然出走的高爾基，違心編造文壇冤案的周揚與挺身抗議的蘇聯院士們，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缺少什麼！俄國的這種人格力量甚至可以影響到最反動的人物。反動刻板的亞歷山大一世當政后期，俄國軍界和文界有許多秘密團體，他們提出了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政治主張，大臣們不斷地要求皇上收拾這些革命者，皇上卻一直按兵不動，當臣子們陳述形勢嚴峻，再三要求採取行動時，亞歷山大一世對部屬說：也許這些東西都是幻想和錯誤，可這些是我年輕時贊同過、信奉過的東西，不應由我進行懲罰。在他逝世前，形勢更加峻急，他卻吩咐調查者們不可肆意妄為，而要將調查限制在必要和謹慎的範圍內。沙皇是反動的，但具有對自己過去負責的人格力量，因此對與過去的自己相似的革命者持十分寬容的態度。這種人格力量終于演繹出了一點點對歷史要求的認同。中俄兩國的這種差異也是為什麼俄國較易脫離體制的危險，而中國較易陷入體制的危險的原因。 中國知識分子缺少獨立人格，以至于中國人民大眾缺少獨立人格，導致中國的發展過分地依賴權威的引導。封建社會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很到程度上是依賴于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素質，新中國成立以來仍然是如此，直到中共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方略，情況才有所改變，有人把這種過分依賴權威的情況完全歸結為"人治""專制"的結果，卻不想想中國人為什麼這樣容易被"治""制"。 沒有獨立人格的擔保，任何聖潔的東西都難免慘遭踐踏。沒有獨立人格就容易附和某種權威，而由于認識水平的有限，這種附和又往往會扭曲權威的合理性。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理論，卻在文革中被異化成一種把人變成社會工具的思想體系；市場經濟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人們卻有意無意中把市場經濟規律泛化到一切社會生活領域，以至于權錢交易，拜金主義盛行，社會秩序混亂；我們提倡辨証地看問題，卻在實際生活中變成了不要立場的理論。中國自古提倡"識時務者為俊傑""相時而動"，中國人太容易淹沒在所謂時代的潮流中了，而這是很危險的，因為流行並不代表真理，只有有人願意站在時代潮流之外，才能看清時代潮流的真正動向，才不至于讓潮流吞噬一切社會理性。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阻礙轉型社會良性發展的重大障礙--腐敗現象：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痛恨腐敗，但腐敗卻在我們中間屢屢出現，這種背反的現象是常理所難解釋的 ，人人喊打的東西，怎麼會在大眾中藏身呢？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心理研究中心在調查中問武漢居民，"辦一件事需要向領導進貢，你持什麼態度"結果半數以上的人說自己會選擇向領導進貢，只有16.3%的表示向有關部門反映。看，這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缺少人格力量，沒有獨立的人格支持，對腐敗的痛恨之情，異化成了一種"得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利益變態心理。一種不良社會行為成為大量公民試圖實施的行為，那麼糾正它必然會變得舉步惟艱。 再讓我們看看所謂的道德滑坡問題，其實依我看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因為中國人的道德張力非常的大，向來就沒有固定的道德底線，無所謂滑坡不滑坡。中國古代特別注重教化，注重自身修養，有忠孝仁義禮信等道德教條，然而修身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旦到了可以治國平天下的位置，士大夫們就可以以平天下的名號大興兵戈，為了道德而可以"非道德"，這算什麼仁義道德呢？全部的道德教條都可以在實施策略中化為烏有。所以這些教條教出的只能是一批批偽善的士大夫，滿口仁義的魯四老爺。 有人說中國人有同情心，其實，同情心說到底就是認真體驗別人遭遇的一種情感，它的基點是人有本能地不願接受壞的遭遇的心理傾向，是由人推己而產生的一點善念，它不需要強大的人格力量支持，一旦有某種利益的需要，這種同情心所產生的微小的善念就會泯滅。在文革喊打的人群中未必就沒有同情被批者的人，但這有什麼用呢？總之，中國傳統教化教出的是一批虛偽的人。這種傳統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中國社會"軟刀子殺人"特別厲害，。 有人向往建國初期的道德風尚，但嚴格地講，應該是社會風尚。因為那時國家的社會權威特別高，大多數人又缺乏獨立人格，自覺不自覺的以社會的意志為轉移，所以那時提倡的道德原則特別有效，眾人響應。實際上，由于沒有獨立人格的擔保，道德原則並沒有普遍內化成為個體的道德情操，一旦社會意志的強大壓力解除，個體的道德缺憾就立即會顯露出來。道德作為精神上的東西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如果以前真是有道德社會，那麼今天的道德狀況也不會如此快的崩潰。甚至到了新世紀，中國人的個體行為仍然較少地由個體人格承擔，較多地由外在壓力（時代潮流、社會環境、公共輿論）保証。 人格的缺乏演繹了無數中國社會的悲劇。中國人立不起人格來，中國的社會問題就無法根本解決！ 評論者：海潮 主題：誰是誰的工具?──從岳飛的死駁中國知識分子編造的一個謊言 回複日期：2003-1-10 11:40:53 如題。 誰是誰的工具?──從岳飛的死駁中國知識分子編造的一個謊言 滿江紅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 慨當初，倚飛何重，后來何酷。 豈是功高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 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 豈不念，疆圻蹙□。 豈不念，徽欽辱□。 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 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只怕中原複。 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這是明代文征明有感于岳飛冤案而發的一首詞，自從他在上面所引的詞里疾呼“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之后，很多人，尤其知識分子對岳飛的死找到了新的答案，岳飛的死，並不是什麼秦檜奸臣所害，而是宋高宗趙構害怕岳飛勝利后迎回他的哥哥欽宗，這種解釋的影響延續到今天，金庸在《射雕英雄傳》里開篇也談到岳飛的死的問題。當代更是有人企圖將岳王廟前的秦檜四人跪像搬走。 然而，事實果然如此嗎？我們看看歷史，岳飛死于1142年，而宋金和議早在1141年就簽訂了，岳飛的兵權也在此前解除，而協議中並沒有所謂交還欽宗的內容，也就是說， 欽宗奪權從何談起？所謂回來奪權的擔心一說在宋代使者的史料中也根本沒有。我們再看看高宗，如果他果真是對權力死死不放的人，那麼他應該做皇帝到死才對，然而，他活了80多歲，到1187年才死，而他的皇位早在1162年就禪讓給孝宗，當時他才55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他也不是什麼健康問題才禪讓的，而是當時完顏亮大舉南侵，在朝野一片抗金的呼聲中，他迫于輿論，直接享清福去了，可見他對皇位並不是如此戀棧。第一，可以想象，就算欽宗被迎回來，高宗也只能把他尊為已退位的皇帝。第二，高宗如果說果然專權，那為什麼對岳飛可以開殺戒，而當朝野1162年要求抗金時他卻不得不下台呢？可見他能奈何岳飛卻無法奈何朝廷知識分子。更主要的是，所謂高宗為了皇位而殺死岳飛根本不符合宋代政治的特征，宋代社會和歷史上其他王朝不同，是一個不在農民起義風暴中建立的王朝，是一個由知識分子絕對壟斷社會發言權的王朝，封建皇帝的真正屬于自己權力很有限。例如，我們知道，歷史上幾個著名的王朝，如漢、唐、明都出現宦官專權或者外戚專權的特殊現象，而宋代沒有，原因很簡單，對于其他王朝，皇帝有實實在在的壟斷權力，害怕別人奪走，因此這種緊張的情緒最后導致心理變態，而親近身邊的宦官，而宋代是唯一沒有出現宦官專權的長命中原政權王朝，原因在于這個王朝皇帝的真正權力是有限的，他們的一舉一動被朝野知識分子階級看得嚴嚴的，盡管這種看管是以“和平”、“文明”的名義進行的，實際上宋代皇帝在思想上早被知識分子軟禁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宋代皇帝不過是知識分子的應聲蟲、工具而已，這也是宋神宗無法將王安石的變法進行下去的原因。 那麼，岳飛為什麼必死呢？宋代人的觀點基本一致，就是“將相不和”，從陸游的詩，章穎的《南渡十人傳》里，我們看到當時在國家命懸一線的情況下，可恥的南宋朝廷還在上演狗咬狗的斗爭，這和《桃花扇》里的南明王朝有異曲同工之處，可是從岳飛的下場來看，那些發國難財的武將不能說不高明，因為在宋代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絕對壟斷政治話語權的時代，象岳飛這樣為國家拼死拼活，其結果是朝廷文官和在野知識分子擔心武裝力量勢力膨脹，最終威脅到知識分子在社會話語權上的壟斷地位，這正是岳飛必死的真正原因──他的勝利、岳家軍的強大真正威脅到的，是當時知識分子對社會話語權的壟斷。我們也因此能夠理解宋代將領──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為什麼喜歡打敗仗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故意輸的。 中國知識分子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明明在歷史上長期被封建統治者包養，可是他們現在轉身成為“遭受封建迫害”；他們歷史上殘害過千千萬萬的婦女，可是他們說“代表文明”，他們掌權的歷史就是中國從世界先進國家墮落為殖民地的歷史，可是他們自稱代表“進步”，歷史上最專制的王朝如宋、明、清都是知識分子在提供輿論和權力支持，可是他們炫耀“代表民主”，他們哭訴歷史上曾經被焚書坑儒，可是秦代歷史只占中國封建社會的1%不到，更重要的是，歷史上罵封建皇帝的人代不乏人，秦始皇這種暴君固然會挨罵，嘉靖這種昏君也難免，李世民這種“明君”也躲不過去，而中國知識分子的祖師爺──孔子，幾千年里沒有人敢挑戰他的權威地位，他才是真正的最高統治者，如果說封建皇帝是天子，孔子可以算“天”了，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統治者，至于封建皇帝，不過是他們的應聲蟲，他們的工具而已。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宋代秦檜主掌的朝廷為什麼賣國，而在文征明所在的明朝，當清兵壓境時，平時那些代表“社會良心”的東林黨知識分子，如錢謙益、吳偉業、侯方域等人，都迫不及待投降滿清──原因很簡單，任何一個王朝對知識分子根本不重要，政權只是知識分子的工具而已。 因此，當我們每天聽那些喝著可口可樂、坐在奔馳車里的知識分子象祥林嫂哭阿毛一樣哭訴他們的所謂“悲慘經歷”時，我們仍然不能放下我們的疑問：在知識分子和封建政權之中，誰才是真正的統治者？誰才是誰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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