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應該常觀察到這種現象：不過只是滑著社群媒體，無意間，看見某個人發表三言兩語，或者附上一張截圖，裡面帶著二元對立的意識型態來辱罵「你們這些人滾回中國去」，就驀然能吸引無數的陌生人結隊而來，把一個人推到牆角往死裡打。有人說：「這不過只是嘴砲，更是每個人的言論自由。」然而，被圍剿的人，誰不知道這根本就不是想要辯論是非對錯，而是帶著某種「自我預設的正義」來公審他人？當政治歧異被壓縮成對出身、口音與血緣的指控，公共討論就像清朝時期的族群械鬥，只是武器換了，從實體的劍與矛，換成語言的劍與矛。清朝時期在台灣的武裝械鬥或許能奪命，今天在台灣的網路霸凌則能奪名與奪職，甚至兇狠剝奪你生活在台灣的權利；前者在殺人，後者在誅心，當然同樣會有人因受不住這種網路霸凌而踏上絕路，關鍵的問題是說：某些人把某些人固化視作「你就是活該被我們驅逐出境」的對象，這種傲慢自大的排他態度卻從未真正離開。
我說的問題，不只發生在大陸配偶這種「新興外省人」，甚至發生在全部自居是外省人，或被視作是外省人的族群身上（即使當事人總想要躲開這種不利的政治標籤）。「你們」竟然敢記得或承認自己有著來自大陸的祖籍，沒有完全排他性的台灣認同，這表示你嚴重欠缺政治自覺，面對這些「四九難民」，擁有「天生不正確的人生基因」，「鬥爭你們」只是理所當然而已。然而，人數居於台灣社會主流的閩南族群，難道就不會有內部鬥爭甚至相互霸凌的現象嗎？讓我們回首台北市，這裡其實有一段不該被忘記的歷史。清咸豐三年（1853），歲次癸丑，台北因跨海貿易而變得日益富庶，艋舺作為河港，已然變成貨暢其流的中心區域；「郊」作為商業公會與貿易網絡的樞紐，更在繁榮中出現壟斷的現象。這一年爆發大規模動亂，後人常稱作「癸丑之變」，會匪在街庄結隊交錯，謠言煽惑與交相報復的現象層出不窮發生，使局部衝突迅速沿著河流兩岸的道路與商路蔓延開來。
清朝時期生活在台灣的閩南族群，有兩個大系統：泉州府與漳州府。泉州府內區隔成三邑（晉江、南安與惠安）、同安與安溪這五縣移民。這五縣的差異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地理知識而已，其背後牽動著商路、行郊、碼頭與信任的結構性差異。三邑人往往較早進入北台灣的港市核心區域，其與既有郊商秩序連結更緊密；同安雖屬泉州，地理上貼靠著廈門，貿易往來與人際網絡常與廈門有關，其商業團體在艋舺被稱作「廈郊」或「下郊」，廈門雖同屬泉州，廈郊卻與漳州人利益結盟，這與三邑人為主的「頂郊」在碼頭稅捐與裝卸秩序的事情上滋生嚴重衝突。癸丑之變發生時，同安士人陳維英正在福州考舉人，無法阻止這場械鬥的發生，他寫下〈癸丑八月八日會匪激成分類蔓延百里誠可哀也〉一詩來記錄此事：「遏抑多方腦煞予，奈天降禍莫驅除。泉漳閩粵分偏合，翁婿舅甥親亦疏。構兵秦楚十三年，今日干戈更蔓延。塗炭生靈灰屋宇，萬民雙淚一聲天。」從中能看出當時的械鬥何其慘烈。
這首詩的歷史意義，在於其揭示台灣社會把同是閩南族群的泉州與漳州，甚至同是泉州人的三邑人與同安人，還有本來都屬於中州子民的閩人（主要係閩南族群）與粵人（主要係客家族群）全都裂解了，人與人在利益與恐懼的催化中，把本來協商能解決的差異，鑄造成「敵」與「我」的界限，當界限被確立，就連本來的姻親都被推到界限外變成「敵人」。世居大龍峒的陳維英同樣是這場械鬥的受害者，其在〈癸丑之變兄弟俱死於難〉一詩中寫道：「裹革沙場未幾時，來收爾骨不勝悲。封成馬鬣兄兼弟，地唱蚌珠怪且奇。飲恨難消龍目井，洗冤空對虎形陂。寒齋獨坐孤燈下，和淚揮毫暗寫詩。」癸丑之變真正令人窒息的現象，在於其落在個人身上時的重量。不論這首詩是否果係陳維英所寫，當你的「兄弟俱死於難」，不是死於病榻，不是死於天災，而是面臨武裝衝突中的戰死與收殮，此時「來收爾骨」四字更顯示這是親身面對兄弟遺骸的深沉哀痛。
陳維英的弟子周鳴鏘同樣曾面臨此一人禍，含淚寫出〈癸丑秋長兄四弟為拒匪俱死於難〉這首詩：「也知天數莫能爭，無奈難忘手足情。常恐高堂隨我哭，幾回下淚又吞聲。」其長兄與四弟都因「拒匪俱死於難」，意即家族成員被捲入防衛與對抗會匪的劫掠而死。這裡的「拒匪」不是道德譴責的形容詞，而是在描寫具體的處境，其意謂著當地社會已經進入需要準備武器自保的階段，士紳家族都不得不投入防衛的第一線。周鳴鏘面對這些死難的回應，不是激昂的檄文，而是種帶著壓碎自己的克制。其把「家破」寫成心理的崩塌：不是不想哭，而是不敢哭，怕年邁的母親聽見自己的哭泣跟著身體承受不住。這種含淚吞聲的狀態，不正能拿來對照今日網路圍剿的精神暴亂：當人被逼到沉默與噤聲，並不是沒有話要說，而是你知道話說出口，只會換來「會匪」更兇狠殘暴的對付，當你心懷家人，焉能不沉默與噤聲？
陳維英在這場械鬥中還面臨家業盡焚的處境。他在〈癸丑械鬥家舍及別業俱付祝融甫平歸日以釣魚為事〉一詩中寫道：「崑崗烈火焰初殘，略定干戈意頗安。兩棹風波間泛艇，一簑煙雨獨垂竿。時將美酒來消悶，日有鮮魚可佐餐。舊友相過知我處，蘆花渡口蓼花灘。」詩題直言家舍與別業都被焚燬殆盡，而詩句中卻故作平靜，這種平靜更像是人面臨創傷後的自我按壓：我的生命世界全都毀滅，但我依然要安然活著！然而，癸丑之變並不是終點，械鬥依然在持續，咸豐八年（1858）設立的〈漳泉無分氣類示諭碑記〉，就清晰指出族群械鬥如何在煽惑中不斷擴大，從而產生可怕的因果循環鎖鏈：「最可傷者，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報復無已，而國法寬。迨至大兵勦捕，賊匪驚途，或就父兄而是問，或就戚族而牽連。」當島內人與人相互仇殺，整個社會不再有公共討論空間，激發出的恨意永無寧日。
這種械鬥現象，早在清朝時期，政府就已經很難理解，因此，〈漳泉無分氣類示諭碑記〉表示：「自內地而觀之，漳泉粵廣各籍俱屬天家之版圖，疆界毗連，尤若友邦之兄弟。今即在台而觀之，有閩粵福廣合志同方，奚至東西朔南隔膜相視？」意即不論泉州人與漳州人，或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來到台灣，全都是有志一同的家人，何至於需要大家東西南北彼此隔閡不相往來，甚至互相仇恨對立呢？然而，政府哪裡能明白，在國家制度尚不嚴密的移墾社會裡，人口快速湧入導致資源與利益高度競逐，人們只能用最便宜與最可靠的辦法來結盟自保，這些結盟一旦遇到具體的利益衝突，就會把矛盾放大，形成安全困境與報復螺旋。到底該如何化解無止盡的仇恨呢？陳維英跨出來，他不選擇「報復」，卻選擇「修復」，修復什麼呢？修復閩南族群的內部歧異，尋覓大家的共同交集，身在泉州的同安人，能跟漳州人合作打其他泉州人，何嘗不能反向而行，搭蓋泉州人與漳州人合作的橋樑呢？
咸豐十年（1860），陳維英與孝廉陳恕商議，在自宅陳悅記祖宅（後來這裡稱作老師府）供奉陳氏祖先神位，組織成「祖公會」，這一座神主牌有六位祖先，包括漢太邱長潁川侯文範先生陳寔與其太太荀夫人、唐開漳將軍忠毅文惠廣濟王陳元光與其太太种夫人，還有唐賜進士第太子太傅忠順王陳邕與其太太趙夫人，除陳寔吏治清廉無訟，教孝聞名於鄉里外，陳元光是閩南陳氏聖王派的始祖，陳邕閩南陳氏太傅派的始祖，兩人都是唐朝時帶領宗親來到閩南地區，而且都是來到後來的漳州，再加上三位祖先的夫人各有其姓，反映出陳維英作為同安人，希望閩南族群集體放下隔閡，共同凝聚在忠孝節義中，這就是後來遷出獨立設置的德星堂。現在只要來到德星堂，就會看見神龕前有子孫陳儒林所寫的對聯：「其事業，由六經得來，詩書禮樂，易象春秋，將相勳名歸道德；大學問，從五倫做起，孝弟節廉，仁義忠信，聖賢訓誥炳日星。」可見儒家思想實屬閩南族群陳姓宗親的共識。
根據資深出版人陳穎青所寫〈台北人忘記的歷史遺產〉一文指出：德星堂目前傳有祖訓一則，相傳為陳維英所寫，在每年春冬兩大祭典時，族內德高望重的長老都會恭讀祖訓來教育子孫。內文說：「最可憎者，分類相戕。不念同氣，偏論異鄉。手足干戈，我心憂傷。願我族姓，怡怡雁行。通以血脈，泯滅界疆。汝歸和睦，神亦安康。引而親之，歲歲登堂。同底於善，勉哉勿忘。」這些內容凸顯出陳維英對械鬥的憂慮與創痛，「不念同氣，偏論異鄉」是錯誤，大家反而要「通以血脈，泯滅界疆」，其用宗族倫理，把人從「同鄉共同體」拉回到「同姓共同體」，希望陳姓宗親者都能重視彼此共同的血脈，割捨掉彼此來自漳州或泉州的界限，當大家能和睦相待，神明都會覺得喜悅，讓彼此獲得安寧康泰的人生。要修復被族群裂解撕裂的社會，陳維英把槓桿放在「同宗」：在同鄉情結最易被人煽動的時空背景中，使用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血緣情感，來鬆動尖銳的地緣仇恨。
但，德星堂不該只被理解為「某姓家廟」，癥結在於其同時承載「反對分類」的公共企圖。而且，陳維英做的事情不只停留在陳姓宗親，他曾任教於明志書院與仰山書院，創辦樹人書院，並擔任學海書院的院長，書院教育不只教應試，更像是鄉里間的公共場域：來念書的學生包括泉州人與漳州人，大家把私怨拉回公議，把拳頭拉回禮法，尤其是學海書院，其地點在現在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五十九號。創立時剛擔任淡水廳同知的曹士桂並親自擔任院長，他是學海書院的第一位院長，其到任纔第三天，聽說大甲地區有漳州人與泉州人在械鬥，行李都還沒有完全卸下，就冒著大雨騎馬到居民械鬥地點，激昂勸告居民來這裡披荊斬棘，本該共同合作奮進開發荒地，豈能因地域觀念作祟而自相殘殺呢？據說兩州居民在大雨裡聽得無不淚如雨下，他再仔細調理大家在意的利益問題，使得該地區的漳泉械鬥因此平息，曹士桂居官九個月，卻因積勞成疾而過世，百姓還替其建立德政祠來表示感念。
閩南族群內部本來有泉州系與漳州系兩大子族群，能逐漸交融成較單純的「閩南族群認同」，有賴於更高的中華文化讓同宗來化解同鄉的歧異，再讓書院教育與儒家思想來引領大家產生更深的凝聚，前者是「親親」，後者是「賢賢」。然而，當這些大儒已不在人間，後來的外省族群面對已經凝聚成一體的閩南族群，該如何尋求族群的對話與和解呢？首先，按照陳維英曾有的作法與脈絡，外省族群不論來自大陸哪一省，都應該放下各自的差異，使用「眷村」的物理空間與精神意象來凝聚彼此，讓彼此變成「同宗」，該「同宗」的意義並不是指「同姓」，而是指教育子弟更深度認識中華民國遷台的歷史，還有認識支撐中華民國存在背後的中華文化，意即該同宗是指國歌中的歌詞「吾黨所宗」，這種不忘本的養成教育，能避免外省族群「只知有同鄉而不知有同宗」；再者，我們需要有大儒重新展開新時空的書院教育，引領大家前瞻思考族群交相欺凌帶來的社會問題，讓民眾意識到國體存亡與族群和解休戚與共，持續化解族群間的對立，如此網路霸凌纔能自然而然消失。（作者為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並合聘佛光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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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台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五十二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台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