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會的發祥地
                                      

天地會即洪門，最初隻是產生於福建一個民間秘密結社。後來發展到台灣、兩廣、江西、雲貴、湖南、江浙等省，並由華僑中的洪門成員帶往海外，在東南亞及美洲華僑、華人中廣為流傳，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華僑、華人中，都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天地會在中國曆史上起過重要作用，曾在我國人民反抗國內封建統治與抗擊外國侵略勢力的鬥爭中，衝鋒陷陣。海外洪門，也曾多次組織東南亞華僑中的洪門成員和其它華僑，反抗西方殖民統治。毋庸諱言，天地會的組織在國內外，也都參與過一些非法活動，如械鬥、走私等。因此，天地會早為國內外人們所熟知。天地會的曆史，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不過，百餘年來，人們對天地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為何會在中國產生，它創自何人，始於何時，發源於何地，這些問題一直被學術界視為難解之謎。近十年來，我國學者曾就天地會的起源與性質問題，展開熱烈討論，大大推進了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在以往有關天地會起源的爭論中，我主要依據官書、檔案，發表了不少意見。本文則將官書、檔案與洪門秘笈結合起來，探討天地會的起源，特別是論證天地會發祥於福建雲霄高溪。

一、初期天地會的性質

以往中外學者在天地會起源問題上的分歧，大多起因於對初期天地會性質上有不同看法。迄今在天地會起源問題上的說法，至少有十二種之多［1］。半個世紀以來，在史學界主要流行的天地會起源“康熙說”，認為天地會是清初滿漢民族矛盾的產物，是明朝遺老、鄭成功或漢族士大夫等社會上層人士，為了“反清複明”而創立的“民族革命團體”，或“農民革命組織”。我認為此說尚值得商榷。   

明朝遺老創立說與鄭成功創立說，都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提出來的。他們研究天地會起源，並非出於學術研究的興趣，而是出於反清鬥爭的政治需要。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認為清政府已經是“洋人的朝廷”，完全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因此，要拯救中國於危難之中。免於被帝國主義瓜分，就必須推翻清王朝。當時革命黨人一個重要思想武器便是所謂“反滿民族主義”。為了動員廣大群眾起來推翻清朝專製政權，便大力宣傳“革命排滿”。他們除了大量宣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初滿漢鬥爭的事例外，也把洪門起源問題作為宣傳“革命排滿”的重要內容。這樣，既可以鼓動漢族人民的仇滿情緒，又可動員海內外洪門成員參加反清革命，以利用其現成的組織和人力、物力。明朝遺老創立天地會說，便是孫中山先生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的。他後來在《建國方略·有誌意成》一文中，又作了係統的闡述。他說：“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複，誓不臣清，舍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結成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為資助也。此殆洪門創立之本意也。”[2]他在論述《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時，又以洪門起源作為重要的曆史根據。[3]  

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時期，主要聯絡兩廣天地會與海外洪門，而洪門秘笈裏有一個康熙年間西魯入侵中原，少林寺僧幫助清廷打敗西魯並遭慘害的故事。因故事中提到西魯入侵是在康熙年間，洪門秘笈中又有許多帶有反清複明內容的詩句、對聯等。孫中山先生便據此提出了明朝遺老以反清複明為宗旨創立天地會的說法。民國年間，學者們為了論證孫中山先生這個論斷，曾提出過不少論據。有的學者用康熙年間發生過楊起隆起義、張念一起義、朱一貴起義等曆史事件，作為康熙年間天地會已經存在的證據。[4]有學者則把《大清律》中有關禁止歃血結盟和有關“複興天地會”的條文，作為天地會始於康熙年間的證據。[5]最近又有學者用姚啟聖的文告專輯一一《憂畏軒文告》中幾條有關康熙年間福建漳州存在結拜弟兄的史料，證明康熙年間已經有天地會存在。[6]  

鄭成功創立天地會的說法，最早出自陶成章之手。他在《教會源流考》中提出；“明室內亂，滿洲乘之，再蹈亡國之慘。誌士仁人，不忍中原之塗炭。又結秘密團體，以求光複祖國，而洪門之會設也。何謂洪門?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故取以為名，指天為父，指地為母，故又名天地會。始倡者為鄭成功，繼述而修整之者，則陳近南也。”[7]陶成章這個說法，是受到哥老會內部傳說的影響而提出來的。辛亥革命時期，陶成章所聯絡的浙江會黨，如終南會、伏虎會、雙龍會、龍華會等，俱屑哥老會分支。哥老會內部相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在台灣創立天地會，開金台山明遠堂。康熙二十二年台灣歸清時，鄭克塽將天地會重要文件、誓章，規約及《金台山實錄》等，封入鐵匣，沉人海底，後被漁民撈起。道光二十八年，福建人郭永泰從漁民手中將鐵匣中材料購得，“略加修改”，而成洪門秘笈《海底》。[8]陶成章以該傳說為據，提出天地會由鄭成功首先倡立，由陳永華“繼述修整”之說。二、三十年代，一些學者在論述天地會起源時，便沿用其說。並且以洪門秘笈中西魯傳說為據，對陶成章的說法加以論證，創造出“影射推求”的研究方法，認為洪門秘笈中少林寺僧征西魯的傳說中，“其人其事皆有寄托影射”。這個方法是溫雄飛所創造的。他說：“所謂少林寺者，指鄭芝龍一係與其部曲；征西魯有功滿清，是指鄭氏撤去仙霞關守備，令滿兵長驅直入福建；火焚少林寺是指鄭芝龍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殺之慘史。五祖者，與鄭芝龍歃血結盟之異姓兄弟或同姓兄弟而與芝龍謀複仇者也。萬雲龍者，鄭成功也。”[9]清史專家蕭一山先生十分讚賞這種方法，認為“是研究天地會起源的一件有價值的貢獻”。他本人也用這種方法，對西魯傳說進行“影射推求”，認為傳說中的萬雲龍是影射“一念和尚”的，小主朱洪竺是影射朱三太子的，少林寺被毀則是影射“某俠僧的”[10]   

漢族士大夫創立天地會的說法，大多出自民國年間幫會中人之手。他們為了抬高幫會的身價，便把明清之際一些曆史人物尊為洪門始祖，如傅青主、顧炎武、黃梨洲、王夫之等。“有些學者也受其影響，試圖從顧炎武在北方活動的一段曆史中，尋找他從事秘密反清活動和組織秘密結社的資料。今人王春瑜先生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後指出：當代許多史學家認為顧炎武來北方，是為了密察山川形勢，陰結豪傑之士，並從事抗清秘密活動的說法，“是與曆史實際不相符合的。”[12]

以往人們認為天地會是明朝遺老、鄭成功或漢族士大夫以“反清複明”為宗旨而創立的說法，並沒有確鑿的史料依據。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有關洪門起源的說法，是出於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後來學者對其說法的論證與詮釋，也皆出於推測而未提出任何可信的證據，難以征信。這方麵情況，我以往談得很多，此不贅述。從清代前期有關天地會的官書、檔案及對洪門秘笈的分析來看，天地會乃是清中葉經濟發展與社會矛盾的產物，是下層群眾為了互濟互助和自衛抗暴而自發結成的社會群體，並無明確的政治綱領，其性質並不屬於“革命團件”，而屬於民間秘密結社。初期天地會具有較強的反抗性，但從其實際情況來看，其反抗鬥爭並非為了恢複朱明王朝的統治，而是為了反抗清政府的剝削與壓迫。其成員也不是社會上層的明室遺老，軍隊將領，或漢族士大夫，而是社會下層的窮苦人民。天地會創始人萬提喜即洪二和尚鄭開，便是一位窮苦僧人。最初同他結拜弟兄的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人，及乾隆三十三年盧茂起義的參加者，也都是農民和其它下層群眾。乾隆三十五年李少敏、蔡烏強領導的天地會起義中，蔡烏強靠“做糖料生理”，沈潤開幹果店鋪，林裕是農民，李講靠“耕種度日”，吳玉以宰豬為生。還有許多骨幹是靠賣魚度日，或充當小商販。[13]乾隆五十一年台灣林爽文起義中，其首領與骨幹，也均屬下層群眾，其中如趕車、賣糕餅、訓蒙、剃頭、雇工、耕田、開雜貨店、肩挑負販、木匠、種菜、測字、堪輿、差役、和尚、女巫等。[14]   

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著清嘉道年間大量天地會檔案，其中有許多被捕者的供詞，均提到自己的職業。在供出職業的32工名首領、骨幹當中，農民或兼做手藝、小販者有32人，農村雇傭勞動者58人，經商者包括開小店鋪、肩挑負販者有53人，窮苦知識分子15人，兵丁、差役8人，雇傭勞動者l 30人，其它25人。從這些首領與骨幹的結會宗旨來看，大多是為了“遇事得有幫助，免人欺淩”，或“身居異地，恐人欺侮”，或藉結會“斂錢使用”，也有少數是為了開設賭場免人搗亂，或為了結夥搶劫，便於拒捕，及為了聚眾反抗清朝統治，尚未見到為了“複明”而結會者。   

從上述情況來看，初期天地會乃是下層群眾的秘密結社，而非明朝遺老或漢族士大夫等社會上層人物的政治組織。

二、天地會產生的根源

初期的天地會，作為一個下層群眾自發結成的民間秘密結社，其產生絕非某一曆史人物的個人動機，或為某一突發曆史事件所引發，而是有著深刻的原因，包括曆史的、經濟的及社會方麵的根源。   

首先，天地會產生的曆史根源。   

天地會是清代秘密會黨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清代秘密會黨經曆過一個由簡單到複雜、完備的逐步發展過程。最初僅以異姓結拜弟兄的方式存在，後來發展到“立有會名”，最後才成為比較完備的秘密會黨。天地會正是清代秘密會黨發展到完備階段時產生的。    

異姓結拜弟兄階段。  

結拜異姓弟兄這種習俗，在我國由來已久，相傳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存在。不過，那時主要表現為貴族之間的政治性聯盟，結盟時要以黑牛、白馬作犧牲，舉行隆重的儀式。後來，結拜弟兄的習俗逐漸流傳於民間，到明代已相當盛行。明代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中，均有對異姓結拜弟兄的生動描繪，反映了這種習俗當時在民間流行的情況。   

清初，結拜異姓弟兄的習俗仍然存在，並有所發展，以致清政府在法令中要下令予以禁止。史載：“國初定，凡異姓人結拜弟兄者，鞭一百”。[15]後來，清政府又發現有人藉結拜異姓弟兄的方式，聚眾反清，於是加重了對違犯者之懲處。“順治十八年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結拜弟兄者，著即正法。”[16]康熙初年，清政府鑒於結拜弟兄的組織日益壯大，成為清統治之隱患，又重申了順治十八年有關禁止結拜弟兄的法令。“歃血盟誓，焚表結拜者，殊為可惡。此等之人，著即正法。”[17]康熙十年重修《大清律》時，又把結拜弟兄案件，從“雜犯”歸入“謀叛未行”之中，表明清統治者已把結盟拜會視為政治事件。在康熙前半期，結盟拜會的規模，有的已相當大。康熙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姚啟聖奏：“漳郡惡俗，尚有奸徒倡立社黨名色，糾結投誠員兵、劣衿、練長、衙役及一切流棍、訟師人等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數十人，歃血誓叩，武斷鄉曲，生端尋釁，縶詐善良，通線作奸，擒人勒贖”。同年十月，姚啟聖又奏：“近聞閩省各屬，多有窮凶巨棍，自稱大哥，歃血盟神，結拜弟兄，或一夥有百十餘人，或一夥三、五百人。[18]

康熙年間結拜弟兄的組織，有的規模已相當大，但其組織形式尚比較原始，一般止舉行歃血結盟或焚表盟誓，尚未立有會名。其活動大多為了公開反清，而非在民間秘密傳播。史料中這類反抗事件甚多。康熙三十五年，台灣諸羅(今嘉義)有吳球等聚眾結盟，眾人“舉杯為誓，約期起兵。”[19]康熙四十年，台灣諸羅又有劉卻等人“歃血為盟”。劉卻“集健兒數百”，往攻清軍營汛。[20]康熙六十一年台灣鳳山縣朱一貴糾約李勇等五十二人，“焚表結盟”，並率眾起兵反清，朱一貴自稱“義王”，國號大明，年號永和。[21]  

上述事件，雖然也采取了異姓結拜弟兄的形式，但從其活動情況來看，則屬於公開的武裝集團而非民間秘密結社，即不是天地會那樣的秘密會黨。

立有會名階段。   

到了雍正初年，異姓結拜弟兄進入了新的階段，即開始“立有會名”了。史載“雍正四年五月，台灣諸羅縣蓮花潭地方，有蔡陰等十三人結拜弟兄。兩年以後，這個異姓結拜組織又吸收了蕭養等八人，眾人共推蔡陰為“大哥”，石意為“尾弟”，並且取名“父母會”。這是清代會黨史上最早一個立有會名的秘密會黨。雍正六年，諸羅縣菱子林地方有陳斌、湯完等二十三人結拜弟兄，相約“父母老了，彼此相幫”，亦取名“父母會”。[22]同年，福建出現鐵鞭會。[23]雍正七年，福建又有桃園會。同年，台灣又出現了“子龍會”。雍正八年，福建廈門出現一錢會。[24]雍正九年，廣東潮州府饒平縣餘猶等二十餘人，“歃血結盟”，取名“父母會”。[25]雍正十三年，江西霍邱縣出現鐵尺會。[26]乾隆初年，又出現了更多的“立有會名”的秘密會黨。乾隆元年，福建邵武縣出現關聖會。[27]乾隆七年，福建漳浦出現子龍會與小刀會。[28]乾隆十二年，福建福安出現邊錢會。[29]同年，江西宜黃縣出現關帝會。[30]乾隆十三年，福建長泰縣出現父母會。同年，福建漳浦出現北帝會。乾隆十五年，福建邵武縣出現鐵尺會。[31]雍乾之際，在四川流民中出現了名為“啯嚕子”的武裝集團，也是采取歃血結盟的方式結成。   

經過雍正及乾隆初年的發展，秘密會黨無論在組織形式、結盟儀式和活動內容方麵，都逐漸成熟與完備。乾隆二十六年天地會的創立，便是秘密會黨走向成熟與完備的標誌。天地會在結盟儀式上，不僅有一般結拜弟兄時的歃血與焚表盟誓，而且要舉行“鑽刀”儀式，即儀式主持人用兩手執刀或劍，斜架作叉，令人會者從刀、劍下鑽過，然後在神像前立誓：“有忠有義刀下過，不忠不義劍下亡”。並用“三八二十一”暗隱洪字。會眾見麵時，以“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作為相互識別之暗號，“即三指訣”。還編了許多詩句歌訣，並將“洪”字嵌入“逆詩”。[32]後來，天地會的儀式與隱語、暗號發展得更為複雜與完備。[33]這些，都是以往異姓結拜弟兄組織所沒有的。到乾隆中期，清政府雖然尚未發現天地會的名稱，但對天地會等秘密會黨的新內容、新特點，也已經有所覺察。因此，在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大清律》時，便將一般歃血結盟、焚表結拜弟兄，同“結會樹黨，陰作記認”這種較成熟的會黨加以區別。清律載：“閩省民人，除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仍照定例擬以絞候，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鬥等情，無論人數多寡，審實各按本罪分別首從，擬以斬絞外。若有結會樹黨，陰作記認，魚肉鄉饒，淩弱暴寡者，亦不論人數多寡，審實將為首者照凶惡棍徒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為從減一等。[34]

清代會黨的發展曆程清楚地告訴我們，像天地會這樣一個比較成熟和完備的秘密會黨，決不可能產生於清初康熙年間，隻能在秘密會黨逐步發展完善以後，才可能出現。   

其次，天地會產生的經濟根源。   

秘密會黨的發展、完善與天地會的產生，也是清初以來經濟發展的結果。清初順治與康熙前半期，我國大部分地區均經受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戰亂之苦，田園荒蕪，人民流離失所，經濟凋零，人口劇減。江南和東南沿海一帶自明中葉以來發展起來的工商業，受到極大摧殘與破壞。從康熙中葉開始，清政府采取的恢複社會經濟的各項措施已經發揮效益，被嚴重破壞的社會經濟，不僅得到恢複，而且有了進一步發展，甚至超過了明代最高水平，清王朝的曆史，步入了“康乾盛世”。在東南沿海一帶，經濟發展尤為迅速。農村租佃關係發生變化，分成製已轉變為定額租製，特別是永佃製的流行，提高了廣大佃農的勞動積極性，他們願意並可能對所耕土地投入更多的勞力與工本。加之耕作技術的改進，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從而為經濟作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閩南一帶，大量種植茶葉、煙草、甘蔗及各種水果，廣大農民同市場發生了聯係，突破了我國幾千年來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和消費單位，男耕女織的經營模式。經濟作物的發展，又帶動了手工業與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許多人便從傳統的農業中解脫出來，從事手工業、商業的經營，於是在城鄉出現了大批流動人口。乾隆前半期我國人口的激增，更加劇了福建各地人多田少的矛盾，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入了流動人口的行列。據統計，清初全國人口大約有五千多萬，到乾隆初年已增至一億四千多萬。乾隆三十年，更增至二億以上。[35]清政府雖然大力鼓勵墾荒，使耕地麵積有所增加，但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使得人均耕地麵積反而減少。清初，福建人均占有耕麵積尚有17.1l畝，到乾隆三十一年，已減至l.71畝。大批無地、少地的農民，湧入城鎮市圩。當時，東南沿海一帶，商品經濟雖有一定發展，但是，因受到封建製度的鉗製，不可能真正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城市中的工商業，不僅經營範圍狹小，主要為城市居民的生活服務，而且規模也不大，很難容納農村湧入的大量過剩人口。大量農村人口隻能充當小商小販、雇工、小手工業者，水陸交通沿線的運輸工人，或者成為沒有固定職業的無業遊民。這些人，背井離鄉，身居異地，謀生維艱，亟需把各自微小的力量聯合起來，以便互濟互助和自衛抗暴，求得立足之地。這樣，商品經濟得到一定發展但又受到鉗製與阻礙，使下層群眾難以謀生存活，大批流動人口中無以為生者，紛紛以結拜弟兄的方式，聚集起來，以求生存，從而為秘密會黨的發展與天地會的產生，提供了方便的條件。   

第三，天地會產生的社會根源

雍正與乾隆前半期閩南一帶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加速了秘密會黨的發展，成為天地會產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一個重要社會矛盾是宗族械鬥，而械鬥背後，往往隱藏著階級對立與鬥爭．宗族械鬥一般是豪強大族欺壓小姓小族所引起的。雍正五年，福建總督高其倬奏：“查福建漳、泉二府，民間大姓欺淩小族，小族亦結連相抗，持械聚眾，彼此相殺。”。雍正六年高其倬又奏：“查閩省同安大姓李姓、陳姓、蘇姓、莊姓、柯姓合為包姓。小姓各雜姓合為齊姓，彼此聚眾列械格鬥，互相傷殺。”[38]雍正七年，福建觀風整俗使劉師恕也奏：“查泉屬七縣，晉江、南安、同安最為難治，安溪、惠安次之，永春、德化又次之。其初，大姓欺壓小姓，小姓又連合眾姓為一姓以抗之。從前以包為姓，以齊為姓，近日又有以同為姓，以海為姓，以萬為姓者。”雖經清政府“嚴飭地方官查拿禁止”，械鬥之風稍有斂戢，但官府的查禁，隻能使一般的宗族械鬥有所緩和，而對於那些有政治靠山的豪強大族，卻毫無效果。據劉師恕奏：“晉江之施家即施世綸、施世驃之族也。人丁最多，住居衙口、石下、大倫諸村，販私窩匪，強橫無比。繼續挑動械鬥。到乾隆前半期。因大族大姓欺壓小族小姓而引起的械鬥事件，仍不斷發生。福建巡撫陳弘謀奏，“閩省山海交錯，風俗驃悍，尚氣好事。大姓恃其族眾，欺淩小姓。小姓聯合數姓，抵敵大姓。凡遇地土告爭、口語微嫌，動輒號召多人，列械相鬥。雖雲鬥毆，儼同撕殺。更有預為議定抵命之人，然後出鬥者。通省命案，起於械鬥者居多，漳、泉二府尤甚。”[40]

宗族械鬥中大族大姓欺壓小族小姓，小族小姓為了與之相抗，便采取結拜弟兄的辦法，“化異姓為同姓”，以增強其凝聚力。所以，宗族械鬥的存在與加劇，也是造成秘密會黨發展的重要原因。   

乾隆前半期，商品經濟發展所造成的階級分化與貧富不均，也是造成秘密會黨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時，閩南一帶大批窮苦人民難以謀生，便被迫鋌而走險，從事偷竊、搶劫、綁架勒贖等活動，把那些貧窮無告者聚攏起來。史載：福建雲霄一帶，“其地所生，不足以供其所食。招朋呼類，四、五成群，即能為盜”[41]同安縣“遊手攘臂之徒，糾夥結盟，各立門戶，尋事生風，殃及紳衿。”[42]那些從事肩挑負販、開小店鋪、擺地攤的小商小販們，為了免遭偷竊、搶劫，也紛紛加入秘密會黨，以尋求保護。乾隆五十二年台灣林爽文起文後被捕的天地會骨幹中，有許多都是為免遭搶劫而加入天地會者，如許阿協供：廣東饒平人，常到鄰近的閩南平和縣小溪地方販賣酒曲。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攜帶銀兩前赴平和小溪賴阿邊處購買酒曲，途中被天地會內之人將所帶銀兩搶去。他將此事告訴賴阿邊後。賴阿邊對他說：“你若入天地會，將來行走便可免了搶奪，此時被搶銀子，亦可代你要回。”許阿協便與他一同“焚香拜會”，賴將其被奪銀兩討回還給許阿協。另一名會內骨幹賴阿恩，也是廣東饒平縣人，兒子在福建漳州唱戲。他在赴漳州探望兒子時，於途中被會內之人將衣物搶去。他將此事告知漳州戲館的梁阿步後，梁對他說：“你隻要入了會，就可以討回衣包。”賴阿恩遂與他一同結拜，梁阿步不但為他討回被搶之衣物，還傳授他以後在路上遇到會內之人搶劫時對付的辦法。對他說；“如遇有人攔路搶劫，隻用手指三個，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搶了”。[43]  

這些史料雖然出自天地會產生之後，但也可從中看到乾隆年間小商小販及一般百姓為了免遭搶卻而被迫加入秘密會黨的情況。

三、福建雲霄高溪是天地會的發祥地

八十年代，我國史學界曾就天地會起源問題展開了熱烈爭論。其中一些學者強調探討天地起源，必須依據官書，檔案等史料，不能依據洪門秘笈中的西魯故事。另一些學者則強調洪門秘笈在探討天地會起源時具有重要意義。認為官書、檔案“不能反映天地會的全貌，也不是案件的所有文字記載”，故不能作為探討天地會起源的唯一史料。兩種看法，均有所偏頗，如果我們把官書、檔案與洪門秘笈結合起來，則可以對天地會起源問題的真相，有進一步了解。   

以往學者們其所以未能從洪門秘笈中得出科學的結論，主要因為囿於天地會以“反清複明”為宗旨而創立之定見，用“影射推求”的方法，對少林寺僧征西魯的傳說加以研究，結果必然陷於主觀猜測之中，難以對天地會起源作出科學的解釋。如果把官書、檔案中的記載同西魯傳說相對照，則不難看出，西魯傳說的編者，巧妙地把洪門起源的真相，隱藏在一個表麵上荒誕不經的神話故事之中。   

在西魯傳說中提到，少林寺被清軍焚毀之後，劫餘五僧逃到廣東惠州，遇小主朱洪竹、軍師陳近南及僧長萬雲龍，一同結拜，是為天地會之緣起。因此，天地會便尊萬雲龍為始祖。那麼這位萬雲龍究竟何許人呢?“萬雲龍”隻是“法號”或“道號”，他的本名在洪門秘笈的不同抄本中，有不同的寫法。在《近代秘密社會史料》的《西魯序》中，寫作“達宗”與“和滿”。《天地會文獻錄》中的《反清複明根苗》中，寫作“號慈光，字達宗公”。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姚大羔等人所立天地會《會簿》中，稱他為“師尊萬提起”，他“法號士曰雲龍”。[44]而近年新發現的廣西田林縣楊氏抄本中，則稱萬雲龍“姓萬名提喜”，“道號雲龍”。[45]這些不同的寫法，究竟哪一種更接近曆史事實呢？按照一般曆史研究的原則，應該是較早的抄本中的寫法更可信。在迄今發現的洪門秘笈抄本中，以姚大羔本為最早，清吏查獲的時間為嘉慶十六年，其流傳時間當早於此年。其次為廣西田林縣楊氏抄本，因該抄本中明確提到“道光戊子”即道光八年。蕭一山輯錄的《近代秘密社會史料》中的抄本，據蕭一山稱，均係“晚清粵人手抄”。收錄在《天地會文獻錄》中的《反清複明根苗》即《貴縣修誌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據羅爾綱先生考證，係鹹豐年間天地會首領陳開占領貴縣時，在當地流傳的抄本。這樣，我認為姚大羔本最早，廣西田林縣楊氏抄本居次，《貴縣修誌局本》第三，《近代秘密社會史料》中的抄本最晚。因此，萬雲龍的本名，當以姚大羔本與楊氏抄本為可信。姚大羔本將萬雲龍原名寫作“萬提起”，我曾懷疑乃是“萬提喜”之誤。楊氏抄本發現後，證實了我這個想法，萬雲龍就是萬提喜。而這個萬提喜，恰好正是官書、檔案中記載的天地會創始人、福建雲霄高溪的洪二和尚鄭開。

清政府是在乾隆五十二年台灣林爽文起義爆發後發現天地會存在的，於是命令各省督撫大員追究天地會的“根源”。各地官員有關追查天地會根源的奏折及以皇帝名義發布的“上諭”，如今比較完整地保存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及台北故宮博物院。按照清政府的慣例，每次大的軍事行動以後，均要把有關奏折、上諭加以整理、修改，然後依時間順序編纂成《方略》、《紀略》，這些材料又在修實錄時，寫入其中，這就是現存的官書《清高宗實錄》、《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在這些官書與原檔《宮中朱批》、《軍機處錄副奏折》中，均保存著大量有關天地會史料。我們從這些史料中，可以找到有關天地會起源的重要內容。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林爽文起義軍副元帥楊詠即楊振國供：“聽得嚴煙說及起會的根源，是廣東有個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個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後溪鳳花亭，不知是何府何縣地方。那姓朱的才十五六歲，不知叫什麼名字，也不知住在那裏。”[46]楊振國所供內容，不免有以訛傳訛的成份，甚不準確。   

不久，楊振國提到的嚴煙被捕，供稱：   

“這天地會聞說是朱姓，李姓起的，傳自川內，年分已遠。有馬九龍糾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驅遣陰兵法術，分投傳教。後來，四十八人死亡不全，隻有十三人四處起會，那在廣東起會的是萬和尚，俗名塗喜。如今在那裏，實不知道。”以上是《欽定平定台灣紀略》中的記載。在檔案中也保存著嚴煙一件供詞，是嚴煙被押解到北京後，在刑部所供；“此教起自何年，我實不能知道，但聽陳彪說，此教年代久遠，從前有個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實不知名字，後來有個馬九龍，糾集和尚多人，演就驅遣陰兵法術，都是傳教的人。陳彪曾教我兩句口語：‘三姓結萬李桃紅，九龍生天李朱洪’。這就是天地會的根由”。[48]  

上述被捕會首的供詞，雖然為清政府追查天地會根由提供了重要線索，但尚難以據此確定天地會為何人所創立。乾隆五十三年，提喜弟子陳丕被捕，使清方在追查天地會根源方麵有了突破性進展。據《清高宗實錄》記載。“圖薩布奏，拿獲天地會匪犯陳丕，訊供究出傳會之僧人提喜，籍隸福建漳浦縣，住在高溪鄉觀音亭。”[49]清吏根據陳丕供詞，到漳浦縣高溪觀音亭去捉拿提喜。此時提喜早已故去，隻捕到其子僧人行義。魁倫奏：“據漳浦縣報稱，於該縣高溪地方拿獲僧人行義，供伊師父提喜即係父親，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稱為洪二和尚，已於四十四年身故。”[50]   

然而，根據這些史料，仍然難以確定天地會究竟是誰所創立。其一，《嚴煙供詞》中稱天地會傳自四川，是朱、李二姓創立的，萬和尚塗喜隻是在廣東起會之人。那麼，朱、李二姓與萬和尚塗喜之間是什麼關係呢?其二，萬和尚塗喜與行義之父提喜是否為同一人?其三，嚴煙所說天地會的根源詩：“三姓結萬李桃紅，九龍生天李、朱、洪”，應如何解釋?   

1984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近代中國會黨史學術研討會”上，學者們曾對天地會起源問題展開熱烈討論。持天地會起源“乾隆說”者，認定天地會是福建漳浦縣高溪(今屬雲霄)僧人萬提喜即洪二和尚首倡。持天地會起源“康熙說”者，則認為天地會乃鄭成功或“決心反清複明的人所創立。”[51]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初期天地會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組織。持“康熙說”者認為《嚴煙供詞》中提到的朱、李二姓，是指朱明皇帝與李姓後妃。天地會的創立，乃是為了“明主傳宗接代，繼承皇位”。嚴煙提到的朱鼎元，乃隱喻“朱明王朝鼎革紀元”。從而否定了天地會為福建雲霄高溪的萬提喜所首倡。有些學者雖同意“乾隆說”，但又不知汪誌伊關於天地會由提喜於乾隆二十六年創立的說法，有何根據。我當時雖掌握了尋找汪誌伊說法的線索，但尚未找到實據．這個線索便是汪誌伊於嘉慶四年三月初九日寫的一件題本。其中提到：“卑職卷查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準刑部谘，福建司案呈內閣抄出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等奏稱：竊照閩省天地會匪蔓延貽害，漳泉一帶尤多聽從入會之人，臣等於另折審辦提喜、陳彪等案內，聲請嗣後獲犯到案，如有本係會匪而複犯斬絞重罪者，決不待時，以懲奸慝而淨根株。”又說：“查林中玉等均係會匪，現在陳彪等尚禁省監，正宜就此徹底根究，俾奸宄之徒無以隱匿狡卸，立正刑誅，以昭炯戒。隨率同司道，分起提鞫。”[52]該題本表明：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前，閩浙總督伍拉納等曾對陳彪進行過審訊。因此可以判定：汪誌伊有關天地會起源的說法，乃得自伍拉納奏折。因此，隻要找到伍拉納奏折或汪誌伊審訊陳彪之奏折，汪誌伊關於天地會起源的說法，便有了確鑿根據。我按照這個線索，終於在1985年夏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譬《外紀簿》中，發現了伍拉納審訊陳彪、行義的奏折。該折係抄件，原件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最近已公開出版，載於《宮中檔乾隆朝奏折》。   

伍拉納奏折的發現，不僅為汪誌伊關於天地會起源的說法提供了確據，而且使上麵提到的幾個問題，獲得了解決。   

伍拉納奏折中明確寫道：“查天地會節經查明起於提喜，該犯俗名鄭開，僧名提喜，又名塗喜，又號洪二和尚”。又說；“萬和尚即洪二和尚”。這就解決了萬和尚塗喜便是洪二和尚萬提喜的問題，他便是洪門秘笈中提到的萬提喜萬雲龍。  

伍拉納還寫道：陳彪傳與嚴煙詩句，“供稱得自提喜口傳，實隻曉得結萬是指結交萬和尚即洪二和尚。因漳浦土話，萬洪同音的緣故。朱、李、桃實隻見過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馬九龍和尚，提喜傳法時隻說他們都是遠省有法術的人”。這段話告訴我們，暗含天地會根由的詩句。“三姓結萬李桃紅，九龍生天李朱洪”，表明馬九龍、朱鼎元、桃元三姓與萬和尚提喜最初結拜的時間是季桃紅的季節，在馬九龍去世(升天)以後，李少敏、朱鼎元與洪二和尚三個人再次結拜，創立廠天地會。   

這樣，通過把洪門秘笈與官書、檔案結合起來研究，終於弄清了天地會究覓為何人所創立的真相，天地會是由乾隆年間福建漳浦縣高溪(今屑雲霄)的洪二和尚萬提喜即鄭開所創立。

提喜塑像的發現，更為天地會由提喜創立之說提供了物證。該塑像是原來高溪觀音亭所供提喜塑像之複製品，是七十年代末，雲霄船場村幾位老人與曾在觀音亭為僧的李阿星根據回憶塑成。當時，村中老人看到附近村莊皆在修廟，他們感到，高溪村的觀音亭本來是個廟，應加以恢複。於是共同回憶廟中當年供奉之神祗，除觀音佛祖、十八羅漢外，大家記得還有一尊較小的神像。據李阿星回憶說，他是十二、三歲來到該村當和尚的。當時他曾問過姓蔡的師傅，該神像係何名稱。師傅答以是“本廟祖公”。他又問及手勢，師父告訴他，右手三指按胸，是表示“自己人”，左手拇指、食指與小指伸直，其餘二指拳起，是用來取物。告戒他不可向外人說，手勢是暗號，有紀念意義。據村中老人說，塑像主人是來自附近高塘村的和尚，腳上穿一雙鐵板拖鞋，想當皇帝。但不知姓名與年代，聽說是“三點會”。據高村塘村鄭氏家族第二十二代鄭自成老人回憶，本族第十二世是個浪蕩子，稱“和尚仔開”，先在本村為僧，後到高溪觀音亭當和尚，他想造反當皇帝，連累了族人。據說他當年住過的房基地，沒有人敢蓋房子居住，否則會遭災禍，現在隻能養豬。  

上述傳說告訴我們曆史上在高塘村確有鄭開(萬提喜)其人，這與官書、檔案記載洪二和尚萬提喜在雲霄高溪觀音亭為僧之說法相一致。   

天地會創始人確定後，天地會發祥地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以前，我在研究天地會起源時，因見《嚴煙供詞》中提到天地會“傳自川內”及“廣東起會的是萬和尚，俗名塗喜”，洪門秘笈中也提到少林寺劫餘五僧從廣東惠州來到福建雲霄高溪，於是推測天地會創始於廣東惠州，提喜曾與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去過四川，並在那裏結拜弟兄，後來在廣東惠州創立了天地會。但從實地考察的情況看來，嚴煙供詞中所謂天地會傳自川省，及天地會創於廣東惠州等說法，乃是為了轉移外人視線而編造出來的“假語村言”，而將“真事隱去”了。又如乾隆五十三年被捕的會內骨幹張破臉狗，本是提喜初期的弟子之一，早在乾隆三十二年便已入會，但在受審時，卻堅供乾隆四十六年方入會，並且偽供會內骨幹趙明德乃廣東潮州府大埔縣人，在東門外下寮鄉居住。[54]但從伍拉納奏折可知，趙明德實係福建雲霄人，住雲霄城北門內倉邊巷，死後葬於烏石坑。[55]因此，不能拘泥於供詞的說法，認為天地會始於四川或廣東。從實地考察的情況可知，提喜並未離開過雲霄高溪一帶。他初在本村（高塘)寅錢寺為僧，後來才到高溪觀音亭為僧。乾隆二十六年，他以結拜弟兄的方式，多高溪觀音亭創立秘密組織，並以“人生以天地為本”之義，取名天地會。  

天地會創立於福建雲霄高溪，與洪門秘笈的記載也相符合。在《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一圖像部分，繪有一個“素珠牌”，旁邊寫有：“始祖居住福建雲霄高溪”。[56]從洪門秘笈中可知，洪門始祖為萬雲龍即萬提喜，這條史料，又與官書、檔案相一致。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的“上諭”中寫道：“據行義供，父提喜即洪二和尚，在觀音亭為僧。”伍拉納也奏稱“該犯等(按：指行義與陳彪)供稱，提喜於乾隆二十七年即在高溪觀音廟傳布天地會。”[57]可見，洪門秘笈中所說居住在福建雲霄高溪的“始祖”，便是官書、檔案中所記載的在高溪觀音廟為僧的洪二和尚萬提喜。正因為雲霄高溪是天地會的發祥地，所以在洪門秘笈中，無論西魯傳說、圖像還是詩句、對聯，均把高溪廟奉為聖地。在姚大羔抄本中，提到高溪、高溪廟者，不下十餘處。並提到萬提喜與五僧結盟後，與清兵交戰身亡。“屍首葬在高溪廟三層樓腳下糞箕湖子山午向”。高溪廟、三層樓均在今雲霄高溪村附近。在詩句中有：“一盞明燈在佛前，五祖開旗拜祖先，祖燈點來不可食，留轉高溪奉祖先。”說明了洪門始祖確在高溪。在洪門秘笈楊氏抄本中，也說萬提喜住在“丁山之上的高溪廟”。在《貴縣修誌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中，提到眾人拜萬雲龍為大哥，在“高溪起義”。在《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圖像部分，繪有高溪廟之圖，門上對聯：“一派溪山千古秀，三河峽水萬年流”。在詩句中有“地鎮高崗，一派江山千古秀，門相大海，三河合水萬年河”。所描繪的景觀，酷似高溪觀音亭。   

綜上所述。當我們把官書、檔案與洪門秘笈結合起來研究後，便可以確定天地會是福建雲霄高溪僧人萬提喜即洪二和尚所創立，天地會發祥地是福建雲霄高溪。

注釋：

[1]見拙著《清前期天地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2]《孫中山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0一一17l頁。

[3]《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6一一6l7頁。
　　　[4][11]蕭一山：《天地會起源考》。載《近代秘密社會史料》，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1991年版。卷一，第l9頁。

[5]羅爾綱：《水滸傳與天地會》，載《天地會文獻錄》，正中書局。1947年版，第86頁。
[6][18]鄧孔昭《從康熙前期福建會黨活動的幾條史料談天地會起源》，載《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9]陶成章：《教會源流考》，載《陶成章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15頁。

[8][11]朱琳：《洪門誌》，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l990年，第9一一13頁。

[9]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第108一一l09頁。

[10]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卷首，第15頁。

[12]王春瑜：《顧炎武北上抗清考辯》，載《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4期。
　　[13]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以下簡稱《天地會》)(七)，第536一一540頁。

[14]同[1]第243一一245頁。

[15][16]《大清會典》卷130。

[17]《新頒律例》卷一，康熙三年新例。  

[19][20]連橫：《台灣通史》卷30。吳球傳，劉卻傳。

[21]藍鼎元：《平台紀略·朱一貴之亂》。

[22](台)《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1輯，福建總督高其倬折，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
　　[23][26][27][30][31]莊吉發：《從清代律例的修訂看秘密會黨的起源及其發展》，載《台灣師範大學曆史學報》，第l8期。

[24]同[22]第17輯，福建海關監督準泰折，雍正九年二月廿二日。

[25]《雍正朱批諭旨》，廣東總督鄂彌達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28]《朱折》兩廣總督慶複折，乾隆七年八月初七日。

[32]《天地會》(七)，第523頁。

[33]同[1]142一一l51頁。

[34]《大清律例根源》，卷54。

[35]楊其昌：《清代人口問題及其曆史教訓》，載《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
　　[36]梁方仲：《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1一一396頁。

[37][38]同[22]第9輯，福建總督高其倬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39]同[22]第l 9輯，福建觀風整俗使劉師恕折，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

[40](台)《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5輯第163頁。

[41]《雲霄縣誌》卷3，風俗。

[42]《同安縣誌》，卷l 4，風俗。

[43]《天地會》(一)，第70一一71頁。

[44]《天地會》(一)，第4頁。

[45]《廣西會黨史資料彙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4頁。

[46]《天地會》(一)，第65一一66頁。

[47]《天地會》(一)，第96一一97頁。

[48]《天地會》(一)，第110一一112頁。

[49]《天地會》(一)，第137頁。

[50]《天地會》(一)，第138頁。

[51]赫治清：《天地會起源‘乾隆說’質疑》，載《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3期。

[52]《刑科題本》，嘉慶四年三月初九日，汪誌伊題。  

[53]《天地會》(一)，第522一一527頁．

[54]《天地會》(一)第117頁。

[55]《天地會》(一)第137頁。  

[56]同[4]第44頁。

[57]《天地會》(七)第524頁。 

作者：秦　寶　琦

《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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