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因為貪腐失去大陸的江山，西元一九四九年到西元一九五五年政府撤台，「中國共產黨」，在西元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於北京宣示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打敗的中國「國民黨」帶著二百萬人退守台灣，總統蔣介石，將台灣劃分為「復興基地」，總有一日他要打回去，這是所有老兵的希望。

    在「美國」杜魯門總統，制止之下直到一九八九年，老兵才回到家，兩岸相隔就是幾十年，我聽過的故事不記其數，雖然我們立場不一樣，但我對他們的尊敬不在言下，他們的「民族救星」蔣介石，騙了他們幾十年，但是他們依然尊敬他，這種忠心無人能及，陳儀也被蔣介石除以極刑，「二二八事件」，算是內部爭鬥，而「白色恐怖」，是台灣居民發起「民主獨立運動」啟蒙，國民政府開始對人民「肅清」，國民政府一方面要清除島內的「共產黨」勢力，也要清除島內的「獨立運動」勢力，展開了非常血腥惡極的「白色恐怖」，這是一場恐怖、懸疑、猜疑的行動，沒有證據就可以將人致死，只要有人告密、誣賴，軍方就會馬上行動，將「國民黨」跟「共產黨」的仇恨發洩在台灣島上的居民身上，造成的種族對立日益嚴重，但是受害的有來自自家中國的軍、民，還有很多台灣人。

    西元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跟「二二八事件」一樣，都只是簡單的民眾個人對警察執行不滿產生的衝突，造成全島人民對警察的不滿，在「台灣省師範學院」，兩位學生騎腳踏車雙載，被派出所的巡察叫下來斥責，要他們站在路邊罰站，當晚全校的學生感到不滿，包圍派出所跟警察叫囂，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誠，派遣軍警到學校抓鬧事的學生，其實當初被罰站的兩個學生，在學校中發表不平言論，批判當局，才會被刁難。後來這些學生有人被逮捕，也有人被射殺，學校也將他們退學。

　　同年的十二月在「中國國民黨」退守台灣，蔣介石也在台灣復職總統一職，以維持台灣內部安定秩序為藉口，宣布「戒嚴」，也是長達幾十年的恐怖屠殺的開端，當時的「國民黨」認為他們會失去中國，就是讓中國有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發生，使得「共產黨」壯大，所以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根本無言論自由可言，所以政府開始控制台灣人的思想，只要有人通報，不管有沒有證據，一律抓起來，加以迫害，只要「批評政府」或宣揚「馬克斯思想」，以西元一九四八年在中國發佈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設「懲治叛亂條例跟檢肅匪諜條例」，意思就是匪諜、叛亂都要抓，二條一，第二條第一項就是槍殺，這樣的規定，而且通常沒機會審判。

    當時台灣社會跟「日據時代」的生活水平，相差甚遠，台灣人沒有感到祖國來的軍隊，帶給台灣任何進步，人民慢慢感到不滿，「白色恐怖」，在五年內逮捕了有進五千人，但是沒有記載的卻不記其數，當時還有「美援」，但但是改變不了經濟下滑的情況，後來的台灣人還要供應「韓戰」時，在台灣「美軍第五艦隊」的生活費，政府開始管制米、糖、鹽等生活物資，直到西元一九五二年，發生「鹿窟事件」，發生在台北的汐止，當時正選完縣議員，領導人楊上級、陳當和、呂赫若、陳春慶、廖學禮等多位幹部，他們宣揚「馬克斯思想」，政府為了制止，抓了百人，三十五人被槍殺，達到「白色恐怖」最高峰。

   西元一九六二年慢慢平息，西元一九四九年杭立武與胡適、王世傑在上海辦的「自由中國」，後來雷震來台，由擔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出資在台北辦「自由中國」，雷震負責刊物在台的事務，胡適在「美國」發行「自由中國」，當初是以「擁蔣抗共」為口號，得到蔣介石的支持，因在台時言論越來越開放，雷震有感「二二八事件」、「戒嚴」，後來雷震與島內精英組「中國民主黨」，他們是一群中國來的菁英跟台灣的郭國基、李萬居等菁英人士，一起創立，要求政府「獨立」的言論，當這股力量讓台灣的民主運動達到高峰，也可以發現一開始很多支持「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慢慢越來越多轉成支持「台獨運動」。

    其中雷震被開除黨籍還關了十年，後來出獄，台灣在西元一九七一年被逐出「聯合國」，雷震於西元一九七二年元月上了一份「救亡圖存獻議」的萬言書給蔣介石，要求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並安撫民心，在當時那是天經地義的事，當時政府並不放在眼裡，也奠定台灣「民主獨立」活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