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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28 12:21:13瀏覽1038｜回應0｜推薦0 | |
布蘭登·史密斯（Brandon Smith）2018年10月6日
暴政，往往看似社會中突然的，無法解釋的出現；實質是由於公眾的恐懼或愚蠢，讓暴君有機可乘，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權，是現代社會最大的謊言和悲劇。
至少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幾乎每一個歷史上的「暴君」都只是利益集團的傀儡，而每一個極權國家的建設，都是由同樣的金融精英在數十年的時間裏，緩慢而平靜地完成。
從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希魔、第三帝國，再到中東和非洲的大多數獨裁者，總有一群財雄勢大的人和智庫，在那個時代為政客和企業提供支持。
專制制度的興起需要大量的時間、計劃和準備，人類並不是一下子就衝動地投入反烏托邦式噩夢政權的懷抱。
大眾媒體告訴我們，這就是它的運作方式；所謂時勢造英雄，在國家經濟出現艱難的時刻，具有魅力人格和邪惡意圖的人就乘機現身，為人民出頭，承諾建設更美好的世界以換取公眾的忠誠而掌權，但這些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從何而來？
是那個時代的自然產物，還是刻意製造出來的？
現實是，人們必須在心理上習慣於用自由換取安全的假象，有時需要幾代人的時間。
極權主義框架的每一次嘗試，都不可避免地引發一場叛亂。因此，最成功的暴政是公眾所要求的。他們必須認為這是民意，否則最終還是會反抗的。
為實現他們理想的奴隸社會，全球主義和權貴精英需要的不僅僅是軍事或政權。他們需要第四代戰術。他們需要說服群眾接受奴役。
有兩個工具可以使這種結果成為可能：首先是可控的經濟衰退；第二是將科技融入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規模分散注意力的經濟武器
獨裁政府在全球經濟遭受重創時獲得突出地位並非巧合；當人們完全專注於自己的生存時，就很難對暴政保持警惕。
這就是作為一名分析師，我的重點主要是放在經濟和財政災難的解決方案上的原因；一切從經濟開始到結束，如果公眾能夠在危機發生前準備好發展他們自己的替代經濟體系，那麼他們就不會被混亂所困擾，而會更容易注意到當全球主義者，將暴政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沒有地方層面的替代市場，就沒有冗餘，也沒有危機的保護。由於大多數人的生計依賴於現有體系，經濟成為全球主義者非常實用的武器。
把經濟作為人質創造了許多優勢。通過通貨緊縮的壓力，工資可以保持在低水平，而高薪的工作崗位卻消失了。製造業可以逐步淘汰或外包到海外，就像在美國，小企業所有權變得困難，因為稅收普遍上升，而金融狀況卻在下降。
通過通貨膨脹或滯脹的壓力，低工資、不充份的就業市場與飛漲的物價相結合，使得許多人在沒有政府援助的情況下無法生存。
在這種環境下，工人階級開始依賴於服務業，而服務業並不提供任何有用的技能。很快的，就會出現整整一代沒有生產能力的人。他們變得呆在辦公室裏從事或毫無意義的零售工作，白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因為他們知道，除了領取微薄的薪水，什麼都不懂。
由於生活中缺乏更大的目標或使命以及沒有生產能力，在社會中營造出一種明顯的絕望氣氛。
他們沒有一技之長，也沒有什麼可炫耀的；無法指着任何東西說：「這是我造的」，「他們甚至可能為了逃避苦差事而歡迎經濟崩潰」。
那些厭倦與經濟作鬥爭，沒有獨立意識和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的懶民，他們嬌生慣養，總是在尋找別人的幫助，這一切就是養成極權主義的根源。一旦金融結構達到最痛苦的程度，全球主義者就會樂於向公眾打出解決方案的王牌。
然而，在經濟得到修復以換取公民的服從之後，人民有一天可能會察覺，原來這種貿易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一種威懾手段來使他們保持一致。
科技魚缸
重要的是，要明白，在東方或西方世界，沒有哪個國家不設數字控制網格，這有助於支持我的立場，即東西方都一樣，服從於全球主義的要求。
所有圍繞貿易戰、敘利亞戰爭或各種選舉等事件，不過是地緣政治戲劇；這一切最終都無關緊要。如果要知道某一特定政府是否被全球主義陰謀集團所操縱時，只要看看他們如何迅速地實施壓迫性的系統，以服務於全球主義的利益，就一目了然。
例如，印度最高法院最近裁定，合法通過備受爭議的《Aadhaar》生物識別程序法案。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大約有10億人在國家數據庫中進行了生物統計學分析。這些數據包括指紋、虹膜掃描和面部掃描。
我聽說印度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來試驗這樣一個數據庫，考慮到6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大多數人幾乎沒有基本的生活設施。但我要指出的是，這就是全球主義者開始更大規模編目世界人口的理想場所的原因。
再次的，經濟上的絕望和生產技能的缺乏，往往使人民產生順從。在印度龐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統中，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自願放棄自己的生物特徵數據，以換取政府的援助項目。
對於不受經濟低迷影響的人口，印度採取了其他措施，包括要求任何人獲得政府服務，開設銀行賬戶或註冊手機服務，同時也將自己的生物識別技術交給政府。
在印度貧困水平之上的國家，已採取了更多的顛覆性措施來監視人口。數據被簡單地獲取，而不是交易。
在俄羅斯，普丁將在2016年簽署的亞羅瓦亞法律付諸實施。目前，從電話通話到電郵的所有數字數據都被電信公司記錄並存儲，供政府閱覽至少6個月，其中包括的非死不可和推特。
2014年的「博客法」還要求，任何擁有3000多名關注者的博客都必須提交到政府檔案中，並且不得匿名。法律規定，任何運營公共的Wi-Fi網絡企業，都必須通過ID來識別用戶，而且ID至少要存儲6個月。
俄羅斯的FISA式監控網絡是巨大的，然而，自由運動中的許多人似乎忽視了這個事實，錯誤地崇拜普丁。正如我在許多文章中指出的，其實俄羅斯深受國際金融家的影響。
高盛和摩根大通是美國最大的投資銀行。他們的央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密切合作。克里姆林宮過去曾呼籲建立一種由IMF控制的全球貨幣。普丁甚至在自己的傳記「第一人稱」中承認，在成為俄羅斯總統之前，他就與新世界秩序推銷員基辛格是朋友。
俄羅斯最近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批評美國對「國際秩序」的「攻擊」，包括破壞世界貿易組織和全球氣候變化協議。
綜上所述，俄羅斯正與全球主義者一起致力追踪每一個人，這對任何人來說都不足為奇。特朗普在自己內閣的全球主義者的包圍下，繼續並擴大其政府對FISA的監控，這也不足為奇。
2018年初，特朗普簽署了一項法案，恢復了國安局未經授權的對美國民眾的FISA大規模監控。主要的民主黨人高興地支持這一行動。儘管特朗普最近對FISA發表了很多言論，但正是特朗普讓FISA得以繼續存在。
各大社交媒體正與世界各地的政府定期分享個人數據，全力配合大眾監督工作。僅非死不可的政府對數據的需求，在2017年就增加了33％以上，而且這些數據共享的本質並不向公眾開放。
這就是我對最近保守派對社交媒體歧視的憤怒感到相當困惑的原因之一，就好像個人自由活動人士受到了反向心理學的欺騙，要求不受阻礙地參與監視他們的媒體網站。為什麼還有人往這些網站一頭栽？
但這一切將走向何方？貧窮和數字監控的結合如何轉化為暴政？
我相信中國的「社會信用」項目就是答案。這個制度是建立在「保持信任」的基礎上的，但是來自誰的信任呢？當然是政府。信任是通過追踪公民生活的社會信用評分來衡量的。懲罰行為包括從在禁煙區吸煙到發佈網絡內容，這些內容是當權者不贊成的。中國是全球主義文明理想的終極代表。
由於大規模的經濟鬥爭導致對政府福利計劃和就業機會的依賴，很少有公民能夠承擔「黑名單」。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創造了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公民的任何行為都會被跟踪，然後根據接受程度或後果對其進行「評級」。
這包括人們如何表達對政府本身的態度。很明顯，這是一種終極控制機制，非常類似於列寧和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在俄羅斯建立的契卡，不過是大規模的數字控制。
這就是大規模監控是邪惡的，不管是否有人違法的原因。它賦予政府權力，通過鼓勵自我審查來決定和塑造行為，而不是將人們直接置於槍口之下。它以一種不那麼明顯的方式實施暴政；在一所監獄裏，囚犯們自己在看守着鎖、鎖鏈和鐵條。
個人不敢做任何超出集體規範的事情，因為他們害怕這會被解釋為對社會不利。懲罰可能包括經濟本身的喪失，而當大多數人從一份工資到另一份薪水生活時，可能意味着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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