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再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後，與他交往較多的台灣知名媒體人陳文茜接受本報近兩個小時采訪，探討的核心話題是，台灣，為什麼會出李安？

　　陳早在2009年就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結緣，彼時台中市長胡志強曾力邀李安所在電影公司來台為該片勘景，因未編列預算險些流產，适逢陳文茜為外婆舉行百年冥誕，胡志強出席，陳文茜當即以外婆名義捐款100萬元新台幣，最後用於影片選擇拍攝地的花銷。陳文茜與李安的家人也有多次交往，通過她詳談李安家庭成員的相處的感受，也勾勒出李安生長的文化環境。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幾乎90%都是在台灣拍攝而成，李安也在奧斯卡獲獎感言中特別提及，“謝謝台灣，特別是台中”。

　　台灣像李安這樣的家庭很多

　　《21世紀》：李安的電影涉及很多文化源流，很多人看後會疑惑，他是生長在一個典型的台灣家庭，但自己像“少年派”那樣，接触了很多不同文化嗎？

　　陳文茜：李安的父親是一位中學校長，他父親身上保有了一種中國儒家家庭傳統，有一種很特殊的父愛，他父親在當中學校長時，對學生特別關照，不苟言笑、要求嚴厲，但對學生卻特別關注──這很像傳統中國家庭的父親，有種威嚴感，但這並不代表父親對孩子沒有父愛。

　　而在台灣的教育體系底下，李安是一個失敗的學生。李安那時的功課一直都很不好，以我們台灣的教育體系來講，功課不好就叫失敗，功課好就叫成功。李安從小就有電影夢，他就會自己寫奧斯卡三個字。而台灣的教育體系基本是不給一個有奧斯卡夢的孩子提供鼓勵的。

　　李安念了他父親當校長的學校，他的(處理)方法是，遠遠看見他父親，他趕快就背著書包拐一個彎，假裝沒看見，逃離他的父親。當時李安是一個失敗的、受挫折的學生，他面對他父親的方法雖然是回避，但他知道那是因為父親對他的愛有所期望，而又有所落空。

　　李安跟他父親之間的關係，最明顯的表現在他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中，這三部李安早期的電影某種程度上完成了他處理和他父親之間關係的過程。在《推手》里，面對一個同性戀的兒子，他爸爸的態度是什麼？一直走路，一直走路……早就識破這件事，但不說破。

　　李安不是一個同性戀，但在他父親的內心中，李安是個不符合期望的兒子，可他父親不說破，用一種獨特的方法關懷他。李安念台北“藝專”，就是連高中都沒念，完全不符合他父親對他的期待。後來他父親也期待他出國讀書，學費很昂貴，所以妳想在那個年代，他父親一定是拿了很多錢讓他去Illinois(伊利諾斯大學)上學﹔他需要一面打工一面讀書，他又到NYU(紐約大學)念書，都是很貴的學校。他一直往前走他的夢，他的父親也一直往前走，他們倆所希望的路不同，走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有一種包容、有一條繩子緊緊地拉住這父子倆。

　　我覺得那種父子間的沖突，卻又包了一層包容，這個包容的文化在我們台灣社會的民間跟家庭里是非常強烈的，似乎在每個家族大體都如此。台灣社會這樣的家庭非常多，他們不管內部怎樣沖突，不管彼此之間感受到什麼樣的傷害，他們一致對外，彼此間很像拔河一樣的拉鋸戰，而這場拉鋸戰里有條繩子使他們永遠不會分開。

　　所以當李安處理和他父親的沖突時，他用三部影片去交待，這三部影片里每位父親的形象都是沉默的，跟他兒子之間都是有距離的，父親都有種威嚴，站得直挺挺的，都有種苦是往肚子里吞的﹔兒子用一種充滿了理解的心去理解他和父親的沖突，這個兒子等於是用一種進入他父親的靈魂的方法去理解為何倆人是如此不同。

　　在李安的傳記《十年一覺電影夢》里，他說，是電影夢抓住了我。我訪問李安時，問他，妳對於這份電影夢的堅持，像誰？是不是跟妳父親堅持的性格一樣？他跟我說，不，我像我媽媽。在那樣的一個台灣外省家庭里，媽媽是很重要的角色，因為這個家庭(在台灣)沒有其他親戚。

　　大概六七年前，李安的媽媽還得了台灣長青組(70歲以上的老人)乒乓球比賽的冠軍，我問她，妳為什麼還會去打這個常青組比賽？她說，在大陸時她就是體育選手，在逃難時特別有力氣，到台灣後，快60歲時，她得了五十肩(肩周炎)，醫生教她怎么甩手，她甩著甩著想，這不就是打乒乓球的姿勢嗎？那去打乒乓球好了。李安跟他弟弟李崗擔心媽媽一個人，給她請了個外傭，她對待外傭就像對待家人。我在旁邊看，那個外傭跟她的關係特別有趣，跟她像姐妹，天天一起去操場，去散步，去買菜……她把一個從菲律賓來的外傭訓練成一個跟她一起打乒乓球的伴，她倆共同得了長青組比賽的冠軍。這個故事是有一次我在他們家吃飯，李安的媽媽告訴我的。

　　當時，李安的《斷背山》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我去李安的媽媽家吃飯，他媽媽也沒有任何傲氣，他們還是住在台北比較郊外、相對比較便宜的公寓里，家裡很簡樸，而他們家很會做菜，做各種不同類型的菜。李安的媽媽看到我就好像忘了她的兒子李安是我們所有人崇拜的偶像，就覺得像看到大明星一樣，說，我終於見到了“小妹大”了(陳文茜主持《文茜小妹大》這檔節目)……

　　所以當我訪問李安時，他跟我說他像他媽媽，我就知道，這個孩子，他在他父親身上得到了挫折，所以他把他自己放得非常非常的低。

　　我覺得，一方面，他父親跟台灣的教育體系讓他是有挫折的﹔另一方面，他母親的愛、他母親的毅力、他母親看待事物的平淡，使他不認為這種挫折有什麼了不得，所以他也沒有憤恨、不滿，他衹是靜靜地等待、累積，某個程度他也想辦法去理解和父親之間那條繩子兩端的拉拔，他永遠沒有忘記那條緊緊纏住父子的繩子。

　　　　《21世紀》：從台灣整個社會文化來講，會有一些氛圍影響到李安嗎？

　　陳文茜：放大到台灣整個社會來說，我覺得台灣這個社會不太鼓勵仇恨、嫉妒、不滿。對我們來說，這種太尖銳的事可能會引起人們一時的注意，但最後這個社會就會漸漸遠離那個太尖銳的聲音。

　　台灣的教育體系其實也有問題，它不會特別鼓勵李安這種人。但是，台灣文化里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放下﹔另外就是學習。台灣社會大的文化氛圍跟一個家庭的氛圍，要求妳不斷地替對方想，是一種要求放下恨、放下怨、放下不滿的文化。所以我感覺，台灣的文化對人的嫉妒少了一點，對人的恨少了很多。在台灣，如果一個人很成功，我會去學他為什麼很成功，而不是去恨他為什麼成功，也不是第一個懷疑他是怎么成功的。

　　台灣社會也不是完全都那么李安化，它仍有尖銳，仍有一定的仇恨，並不能放下。衹是相對好點。那李安在這時适時出現，對我們所有活在這個島嶼上的人都是一個很大的提醒──為什麼他這么迷人？

　　李安也不promote(凸顯)他自己，他在任何場合都是感謝別人，他不會把自己凸顯成明星。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他可以理解每一個靈魂裡頭的溫柔，低到他可以超越他和父親之間的價值觀差異，超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他既不會特別崇拜西方，也不會特別炫耀東方，他也可以超越宗教。

　　要說台灣跟中國大陸社會整體上大的一項不同，我不得不說，台灣很小，小到它知道它在國際政治裡頭是沒有角色的，國際經濟里的角色即使有，它也不會覺得很自豪。所以它沒有中國大陸曾歷經的屈辱，也沒有現在崛起的傲氣，台灣沒有這兩種情緒。對過去沒有太深的恨，對現在沒有過度的傲氣。這一點跟大陸的差別太大了。

　　我的感覺是，某個程度來講，或許我們整個台灣有一部分像李安，我們是(受)挫折的，我們是很小的一個島嶼。台灣社會也不能說到處都有李安，但這個社會比較可能產生李安這種人。

　　我剛講的是，台灣能孕育出李安的大環境，可我告訴妳，台灣社會未必會孕育出第二個李安，其中最核心的一個原因是：李安不是一個大男人，而他碰到了一個了不起的妻子。這個妻子說，他們也曾經吵過架，但是她後來突然就想通了，他把家事、孩子照顧得很好，她也可以好好去工作，家裡也不欠錢，就這樣吧。李安的太太是一個夠獨立的女性，李安個人也沒有中國男人的自大與自卑。台灣太少李安這種男人了，台灣男人是很自大又很自卑的，他一旦自大不了了他就自卑，他自卑的時候又更自大。光靠自己的自卑與自大他就能把自己消耗完畢。

　　“他低到可以理解每一個靈魂里的溫柔”

　　　　《21世紀》：妳曾提到，李安的作品中貫穿了一種溫柔又堅強的人性，這個東西沒有變過。

　　陳文茜：溫柔又堅強，很多人都做得到，連我都做得到。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特質，他把自己放得好低好低，低到他可以理解每一個靈魂的溫柔﹔同時他是那么勇敢地堅持自己夢想，是一路追夢、面對挫折的人。後者難，前者更難，而他同時做到了這兩項。所以在那些功名利祿面前，他的表情、他的樣子才那么迷人，才會變成一個“李安熱”，他等於在無言之間征服了所有的華人。

　　他非常　腆，但他很自信。這是他的迷人之處。

　　我跟他對談時，他會說，妳問我這些問題，我也不知道說什麼，我向來就是一個不知道怎么表達的人，我也不知道誒……他講話的語氣就像一個小孩！

　　我跟他同台那天，他們說，李安導演不善言辭，拜托我去。我去了後，我們幾個算是很會講話的人，衹有他例外，可他當然是全場最迷人的人。他一講完這句，主持人就問，文茜，妳怎么看導演說的話？我說，我們上當了，讓我們把場子搞熱，結果我們話說得越多，越顯得我們邪惡，李安就越純真，主持人，對不起，從現在開始，妳問我任何問題，我的標準答案都是，我不知道誒！李安就哈哈大笑，說他應該把這句話拿去註冊，然後他就整個臉都漲紅了說，好吧，那我承認我的確是有一點天分，我在片場時，我們遇到了浪啊、3D方面的困難時，大家很慌張，就看著我，我有一種天分讓所有人都信賴，知道我可以解決，其實我也不曉得該怎么辦，但我在現場大家就覺得我是一個穩定的力量，我回去晚上都睡不著覺，一直想怎么解決，慢慢靜下來，我想到了解決方案，第二天我就片場就指導大家解決。

　　結束的時候，他跟我說，我在妳面前像一個透明人，我以後不要跟妳同台了。(笑)

　　“他就是少年派”

　　　　《21世紀》：如果李安沒去美國，一直呆在台灣，妳認為他現在會怎樣？

　　陳文茜：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當李安知道自己夠小、台灣也夠小時，他就知道他的電影夢一定要在美國完成，可他永遠沒有忘記他來自什麼地方。

　　他如果一直在台灣，我覺得他頂多拍得出《推手》這種片子，《Life of Pi》他絕對拍不出來，他的世界就停留在《推手》，甚至連(能否)拍出《喜宴》我都很懷疑。

　　(上世紀)80、90年代，李安在紐約有一幫朋友，而我們在紐約的時間是有重疊的，他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二都是跟我重疊的。我40歲生日party，他也都來，我們都在。他是很安靜的人。我們台灣講，那幫朋友很會“蓋”，說話天花亂墜，每個人都像周立波似的。李安就不擅長言辭，就用他純洁的眼睛看著大家，大家就覺得他是一個nice的人，是個可愛的好友，可是大家認為他是這個圈子裡頭最沒有才氣的人。他的朋友裡頭包括了舒國治，一個後來小有名氣的文人，還有畫家、舞蹈家，也包括其他有電影夢的人，那些朋友中有大部分人都幫助了他拍《推手》、《喜宴》、《飲食男女》……可是李安當時的沉默讓很多人誤判，以為他是所有人裡頭最沒有才氣的人。

　　尤其是李安6年在紐約完全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就是不斷在看，不斷在學習、觀察、反省、累積。那時剛好台灣新聞局有電影輔導金，他的三個腳本都跟他的父親、家庭有關，當李安跨越了他和他的家庭(關係處理的)過程，等於是跨越了他人生最難的課題──如何跨越他和他父親的那條繩子。

　　當繩子不再變成拔河關係時，他開始飛了，他開始拍各種不同的題材，《冰風暴》、《綠巨人》、《臥虎藏龍》……成為日後我們所有人認得的李安。他拍《綠巨人》票房很差的，他拍《斷背山》之後也不是急著再拍下一部片子，他拍了《色戒》，沒有得任何獎。他已經等待了很久，他不會被A、B、C獎所迷惑，也不會被功名利祿迷惑太久、太深。

　　《21世紀》：據說2009年妳曾跟李安電影團隊捐款100萬元新台幣，讓台灣最終成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取景地。

　　陳文茜：這個事情不足挂齒。而全世界都在做城市行銷，都在爭取大導演到他們那裡去拍攝。美國的電影公司有個規格，就是來看拍攝地的時候都要坐頭等艙、攜帶家眷。當時有澳洲、曼谷、台北、台中等好幾個城市爭取李安，那(台北市長)郝龍斌也曾給我打過電話說，文茜，這種事情我們都不知道行情……

　　另外，大陸的人可能不了解台灣的預算制度，台灣的預算科目規定很嚴格，比如，(台中市長)胡志強要申請撥款，他們會問，片子還沒拍，怎么撥款？以胡志強的能力，他要去募100萬，台中市什麼人都可以捐款哪！我覺得，第一，李安的電影拍得好﹔第二，胡市長有眼光﹔然後，那年剛好是個緣分，是我外婆100歲冥誕，我是台中人，就以我外婆的名義捐款給台中，那胡市長問我說可不可以做這個用，我說當然好啊。我跟李安認得，我跟他見面，我采訪他，他從頭到尾都不知道那時他們坐飛機來的100萬元(新台幣)是我捐的，他到今天都不知道，這種不足挂齒的事情妳跟人家提，不是很丟人嗎？！

　　　　《21世紀》：妳在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時候，妳還能感受到那個妳熟悉的李安嗎？

　　陳文茜：我看了原著，也看了他的電影，再比對原著，看他把哪些部分舍棄或保留。日本保險公司雇員來看派，派給他們講了第二個故事，這是原著有的，可是在電影裡這個畫面是干的，他們一直在講話，而原著中很多煽情的部分都被他刪光了……一個導演要有多大的膽量！可是李安告訴我，那是他最有力量的一部分。他講完以後我就覺得，對，他多么有力量，他告訴了我們，人多么活在自己的成見當中。這一點，我佩服他，我沒有他這個勇氣。

　　我訪問他的時候問他，Are you the Pi？(妳覺得妳是派嗎？)他說，yes。其實他一直是。

　　他獲獎的時候為什麼下面有那么多人站起來鼓掌？因為這部影片對大多數導演來說，已經望塵莫及了。

　　我在訪問李安的時候，他壓力很大，因為他有一次被選為全台灣最有公信力的人中的第一名，他說他那天晚上都睡不著覺。那人家會覺得好得意。他覺得，完了完了，我被選為第一名，那我怎么辦？我一定要做好榜樣……他就覺得，他自己要更好。我們稱之為榮耀的，他認為是責任。(笑)-新浪新聞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