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圍剿（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against Jiangxi Soviet）（中華民國方面稱「第五次圍剿戰爭」或「第五次剿匪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從1933年10月17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軍，開始攻打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各個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圍剿歷時363天，直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紅軍被迫撤退，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圍剿反擊戰鬥的失敗。

背景 

第四次圍剿於1933年春失敗後，經過短暫休整，蔣中正調集50萬大軍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1933年5月，蔣中正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併兼任剿匪軍總司令。在調集各路地方軍隊以後，柳維垣首先提出改變國民革命軍的戰略，他反對圍剿，提出改變圍剿為追剿。此一新戰略為蔣介石所採納，國民革命軍改變作戰策略，戰法步步為營。國民政府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略，並組織軍官訓練團，聘請德國顧問對軍官進行培訓。

紅軍方面，因為前四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使得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人頭腦發熱，並認為決戰的時機已經來臨。1933年秋，共產國際派來顧問李德支援中央蘇區，基於對共產國際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讓他參與軍事決策；然而參與過歐洲戰場的李德卻不了解中國戰場的特點，遂與周恩來等人無法合作。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期間，博古召開中共中央局會議，主張堅守陣地。這一主張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的上書反對，認為民眾沒有實力抵禦長期的陣地戰、應當繼續游擊戰[7]:431，且直言中央局的決議「空洞說教」。博古讀後勃然大怒並起草《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羅明為主的「機會主義」（羅明主義），並隨後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大量基層和前線幹部被牽連撤職。在這些運動中，包括張鼎丞、劉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牽連。

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企圖以陣地戰、正規戰在蘇區外禦敵，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命令由紅三軍團、紅19師為主組成的東方軍和由紅一軍團、紅14師為主組成的中央紅軍，繼續在閩西北地區和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區對國軍不停的進攻。但缺乏自動武器、嚴重缺乏重火力的紅軍在國軍的高大的壘樓、深長壕溝的野戰防禦工事前遭受慘重損失。由於中共中央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錯誤，這次作戰紅軍始終處於被動，以致紅軍損失慘重，喪失大部中央蘇區。到最後只有少數城鎮還在紅軍的掌握之中。

第五次戰爭指揮系統表略 

紅軍指揮系統（1933年10月）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

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政治委員周恩來、政治部主任委員王稼祥

第一方面軍 

總司令朱德、政治委員周恩來、參謀長葉劍英

第一軍團：林彪

第三軍團：彭德懷

第五軍團：董振堂

第七軍團：蕭勁光

第十二軍

江西軍區：陳毅

湘鄂贛軍區：孔荷寵

湘贛軍區：蔡會文

福建軍區：羅炳輝

浙贛閩軍區：唐在剛

第二軍團：賀龍

國軍指揮系統（1934年1月）

第十六軍前身是湘系軍閥所屬第53師。1930年初，在中原大戰之前，蔣介石為加強所屬部隊的作戰力量，將湘軍第53師擴編為第十六軍，李韞銜任軍長，下轄第五三師，李韞銜兼任師長。1932年至1934年，第十六軍參加了對豫鄂皖邊區第二次圍剿和對第四次江西剿共戰爭、第五次剿匪戰爭作戰。在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進行戰略轉移後，第十六軍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第1縱隊的編成內，奉命參加了追堵中央紅軍長征一系列的作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第十六軍參加了淞滬會戰。由於第十六軍在淞滬會戰中傷亡慘重。

北路軍 

總司令顧祝同、前敵總指揮陳誠

第一路軍：總指揮顧祝同（代）、副總指揮劉興

守備隊：劉興

第三路軍：總指揮陳誠、副總指揮羅卓英

第三縱隊：樊崧甫

第五縱隊：羅卓英

第八縱隊：周渾元

守備隊：毛炳文

預備隊

第六路軍：總指揮薛岳

第六縱隊：劉紹先

第七縱隊：吳奇偉

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

浙贛閩邊區：警備司令趙觀濤

總預備隊：總指揮官錢大鈞

東路軍 

總司令蔣鼎文

第二路軍：總指揮蔣鼎文（兼）

第四縱隊：李延年

第五路軍：總指揮衛立煌

第九縱隊：劉和鼎

第十縱隊：湯恩伯

總預備隊

第二縱隊：王敬久

西路軍 

總司令何鍵

第一縱隊：劉建緒

第二縱隊：劉膺古

第五軍：譚道源

第三縱隊：陳繼承

南路軍 

總司令陳濟棠

第一軍：余漢謀

第二軍：香翰屏

第三軍：李揚敬

空軍 

轟炸第一隊

轟炸第二隊

偵察兼轟炸第三隊

偵察兼轟炸第四隊

偵察兼轟炸第五隊

第一階段 

1933年9月25日，國軍大舉進攻黎川，第五次軍事圍剿戰役拉開序幕。三天後國軍攻克黎川，雖然紅軍成功阻止國軍向黎川西南挺進，但殲滅國軍的戰略企圖落空。1933年10月9日，紅24師向硝石進攻；國軍依託堅固堡壘據守，東路紅軍攻堅數日不克，傷亡慘重。蔣中正看到自己的戰術成功之後，於1933年10月17日在南昌行營下達命令；徹底實施戰術防守，戰略進攻的原則，以求將德國顧問的堡壘戰略構想發揮到極致。與之相反的是中共中央領導人仍令紅軍主力插入國軍堡壘密集地區實施強攻，進行陣地戰。從1933年9月25日到11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勝利，反使部隊遭受重大損失，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第二階段 

1933年12月11日，國軍以8個縱隊的兵力離開碉堡封鎖線，開始第二階段的攻勢。中共臨時中央卻命令紅軍進行戰略決戰，繼續攻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黃埔系中央軍；失利後被迫南撤。1934年1月下旬，蔣介石在鎮壓了福建事變以後，即將入閩部隊改編為東路軍，協同北路軍、南路軍，重新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進攻。

第三階段 

1934年4月10日，國軍以11個師分兩個縱隊向廣昌進攻，中共中央在紅軍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減員很大的情況下，以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9軍團及紅五軍團第13、第23師共9個師的兵力，採取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以求阻止國軍進占廣昌。在國軍的絕對兵力火力優勢攻擊下，紅軍輾轉苦戰，難於應付；丟失重要據點甘竹，大羅山，延福嶂陣地。1934年4月19日，紅軍反擊延福嶂未能奏效，被逼至廣昌城下。1934年4月27日，國軍向廣昌城發起總攻，並於黃昏時攻占該城，紅軍傷亡高達5500餘人；餘部在夜色掩護下向西南方向退出廣昌。廣昌失守後，彭德懷與李德發生尖銳對抗，直斥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張聞天也激烈反對博古的軍事策略，核心領導的衝突已經公開化。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續戰略方針，並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李德開始制定計劃。

最終階段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三人團決定6路分兵抵禦國軍的攻擊。1934年8月5日，國軍北路軍9個師在空軍、炮兵的支援下，向驛前以北地區發起攻擊；並攻占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雩都（今於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發表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稱「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為戰略轉移釋放信號。此時，周恩來在南昌行營的情報人員項與年從莫雄處得到國軍最後總攻擊的計劃，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於是決定，於10月中旬放棄中央蘇區。

10月7日，中革軍委下令紅軍各部隊從現有陣地上迅速撤出，把陣地移交給地方武裝，然後迅速到指定地點集結。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機關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福建長汀、寧化、江西瑞金、興國等地開往雩都縣集結。10月17日傍晚，中央紅軍直屬機關及一、三、五、八、九軍團從江西雩都縣渡過貢水，邁出了長征的第一步。同時，中共中央決定留下紅二十四師和地方部隊1.6萬人，成立蘇區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由項英、陳毅、瞿秋白、陳潭秋、賀昌等人領導，繼續堅守中央蘇區。國民革命軍於10月26日占領寧都，11月10日占領瑞金，11月17日占領雩都，11月23日占領會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