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內戰是指中國在1927年－1937年間，在四一二事件後，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性政權之間的戰爭，此戰爭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趨向隱化，以國共摩擦形式貫穿抗戰始終。中國國民黨稱為剿共。中國共產黨亦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或十年內戰。

背景

經過

反政府戰爭（1927年-1931年）

中共反政府暴動

中國共產黨為了反對蔣介石，於1927年8月1日舉行南昌暴動，打響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槍。由此建立起由中國共產黨直接控制的軍隊。其後此隊伍與秋收暴動等建立的部隊聯合，建立根據地。

由於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尚在完成北伐戰爭，無暇顧及地方尤其是南方的軍事實力，中國共產黨的部隊得以壯大。當時作為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推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地權以換取農民的支持。在地方軍閥未有觸及的不發達地方建立根據地，用游擊戰術避開軍閥的進攻。這套政策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各省的中國共產黨分部紛紛複製其經驗建立起地方根據地。

國民政府全面圍剿中共

1928年6月，奉軍大元帥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12月29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在奉天通電東北易幟，除卻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懸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宣布歸順南京，北伐成功，中國象徵性統一。國民政府雖然完成北伐，但由於其過程是通過與地方軍閥部隊妥協，遂花費十年時間消滅地方軍閥勢力。其中在蘇聯支持下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地方政權，也被視為統一中國的障礙。

中共的盲目樂觀及國統區的受挫

在東北易幟與孫中山死後，國民政府雖名義上統一了全中國，但處理背後各自有列強撐腰的各地軍閥的武力實權便是下一步穩定國家的重點，中共當然因此也是重要的目標之一。

委員長李立三仍支持「城市革命」路線，希望由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入手。他認為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是很好的時機，動員城市和鄉村的共產黨組織向附近的大城市進攻。但因為城市的組織因此暴露行蹤，使得自1927年清黨以來好不容易恢復的工人組織能被國民政府一網打盡。這樣錯誤的時間點行動代表著「城市中心論」政策失敗，李也因此遭批鬥罷黜。中共也隨著接下來的十年建設/國民政府剿共階段，將注意力放在如何獲得大多數貧農支持與獲得武器資源的「回到鄉村」路線上。

分離主義戰爭（1931年-1937年）

分離政權的建立

1930年至1932年6月，國民政府四次對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的根據地中央蘇區「圍剿」。由於中國國民黨內部派系意見不一，以及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成功游擊戰術，四次圍剿均告失敗。

1931年4月，顧順章在上海被捕。6月22日，向忠發被捕。二人的被捕及處決代表共產黨勢力徹出了城市。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中共也逐漸遷往江西瑞金的根據地。博古、李德等蘇派排擠毛澤東，直接指揮部隊。

對分離政權的清剿

1933年4月，江西新淦為中國工農紅軍所陷，國軍軍心搖動，局勢險惡。蔣隨後發表《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申明「外寇不足慮」，中國共產黨實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中國共產黨，「則決無以禦外侮」。第一軍調往甘肅參加圍剿赤匪。9月，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調歸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建制，以第七八師和西北補充旅補充該軍。9月，蔣介石發動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兵力達到100萬人。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戰略指導下，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結果使反「圍剿」遭到失敗。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除留一部分繼續堅持游擊戰爭外，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進行長征。

中國共產黨主力部隊於1935年1月到達遵義後，召開遵義會議，至此確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之後過程紅軍主力部隊輾轉從四川到達陝西，因多次與中國國民黨部隊的衝突和缺水缺糧等因素損失大半兵力，與陝西根據地部隊會合。此外中國共產黨根據地也因受國軍攻擊而有所受損。

分離運動的放棄

1935年至1936年間，駐紮在陝西的紅軍部隊與國民政府部隊多次發生衝突。其中較為著名的有1936年2月紅軍以進入河北、熱河抗日為名，襲擊太原的閻錫山部隊，向地主搶糧，以解決缺糧問題。以及1935年開始東北軍和西北軍對共軍的攻勢。

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逐漸改變對日政策。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之條件。其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中國共產黨借聯合抗日之名獲得喘息機會。1937年2月，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國共產黨發出《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主張。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內戰的結束。

國民革命軍內鬥（1937年-1946年）

中共軍隊的改編

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分為兩個部隊（八路軍及新四軍）編入國民政府軍隊編制，但實際上仍受中共絕對控制。雖然中共與國民政府在軍隊調動上的矛盾時有激化，甚至發生例如皖南事變那樣的衝突，但至抗日戰爭結束仍保持合作關係。同時中共借抗日戰爭的機會，在日軍未能完全控制的區域發動游擊戰，以及通過多種政策收編民眾，至抗日戰爭結束時其主力部隊壯大至130餘萬人，民兵260餘萬人。

國共的合作與摩擦

抗日戰爭結束後，隨著共產黨實力的增強，以及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意識形態矛盾的加劇，以及冷戰開始的影響，終於發生第二次國共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