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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31 09:11:59瀏覽1016｜回應0｜推薦0 | |
| 邪教猖獗則天下亂——中國歷史中的邪教作亂 古代中國歷史中自下而上的變亂，常發起於兩大勢力。一為以流民為基礎的秘密結社，即具有政治綱領之江湖會道門、黑社會組織。一為邪教組織。 邪教之起事作亂，其傳播發展，由小而大，有一個醞釀之過程。但其規律是相同的，往往都是先以治病健身(跪拜首過)為欺惑，繼而聚眾以斂財。 邪教雖能倡亂，而以邪教成大事者，從兩千年中國古代史看，卻從來沒有。 1．邪教在中國的歷史根源 邪教在中國歷史中具有復雜的根源，久遠的傳統。值得註意的是，在中國歷史中所發生的多次民變、暴亂以及所謂“農民起義”， 常常以邪教作為其煽惑民眾的主要意識形態。清史專家蕭一山指出： “中國秘密結社，其淵源蓋甚遠。秘密結社之精神，可分為二：一日宗教的；二日政治的。前者附托神怪，雖亦襲宗教儀式，其目的則純然政治思想，其活動初無一定之目的，其組織初無一定之規程。其始也，不過假經咒以斂財，及聲勢漸大，乃蓄異誌。”(蕭著《清代通史》第二冊+) 然而最使治史者感到驚異的是，古代邪教的發展過程，與現代邪教有極其相似的軌跡與規律：先聚眾以健身治病為名而斂財。繼之則以“劫運”、“末日”將至，惟有入教可得保護為遊說，以之煽惑群眾。及其勢力漸大，遂結成組織及幫派。進而利用當時社會中的現實矛盾，以反對政治腐敗、“官逼民反”為號召，最終乃成為野心家稱王稱帝，謀取政權之政治工具。 2．邪教為何乘虛而入 西漢初葉，漢武帝確立以儒家道統作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實際是把儒學提升為一種政治和人文信仰的宗教。孔子之儒學與先秦諸子之學不同，是它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僅法家可與之相比)。清儒概括其要義為三點：即明道，尊王，攘夷。明道即求真理、辨是非，理性主義也。尊王並非尊專制，儒家是反專制的。而是以王道作為國家之象征，主張國家主義。攘夷即主張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此三要義， 即儒學主流之所謂“道統”。自漢以後至清代兩千年間，儒家之所以能為國家服務，而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尊崇的國家常常以邪教作為其煽惑民眾的主要意識形態。清史專家蕭一山指出： “中國秘密結社，其淵源蓋甚遠。秘密結社之精神，可分為二：一日宗教的；二日政治的。前者附托神怪，雖亦襲宗教儀式，其目的則純然政治思想，其活動初無一定之目的，其組織初無一定之規程。其始也，不過假經咒以斂財，及聲勢漸大，乃蓄異誌。”(蕭著《清代通史》第二冊) 然而最使治史者感到驚異的是，古代邪教的發展過程，與現代邪教有極其相似的軌跡與規律：先聚眾以健身治病為名而斂財。繼之則以“劫運”、“末日”將至，惟有入教可得保護為遊說，，以之煽惑群眾。及其勢力漸大，遂結成組織及幫派。進而利用當時社會中的現實矛盾，以反對政治腐敗、“官逼民反”為號召，最終乃成為野心家稱王稱帝，謀取政權之政治工具。 2．邪教為何乘虛而入 西漢初葉，漢武帝確立以儒家道統作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實際是把儒學提升為一種政治和人文信仰的宗教。孔子之儒學與先秦諸子之學不同，是它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僅法家可與之相比)。清儒概括其要義為三點:即明道，尊王，攘夷。明道即求真理、辨是非，理性主義也。尊王並非尊專制，儒家是反專制的。而是以王道作為國家之象征，主張國家主義。攘夷即主張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此三要義，即儒學主流之所謂“道統”。自漢以後至清代兩千年間，儒家之所以能為國家服務，而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尊崇的國家宗教（包括遼、金、元、滿清等少數民族政權及朝鮮、越南、日本等周邊儒教國家），意義既在於此三點。作為一種人文信仰的儒教之功能有三：第一體現國家之政治理想。第二樹立士大夫及學者修、齊、治、平之價值尺度。第三崇高敬祖事天之宗教倫理。有人說中國古代沒有宗教，其實儒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宗教，亦為人文宗教。因為自漢以後，儒教成為國家用以整合政治思想、統一輿論的重要政治及精神工具。 然而在非主流的下層大眾文化，包括巫術、邪教在內的民間信仰仍具有廣泛的影響。每當社會結構發生動蕩，社會矛盾尖銳之際，當主流意識形態陷入分裂紛爭而異端蜂起之時；則在社會下層之精神世界中，邪教必趁虛而起。成為民間之野心家、陰謀家用以蠱惑人心，組織下層社會結眾生變的一種精神力量。漢末的五鬥米道，元末、明、清中湖期的白蓮教、天理教等，都是中國歷史上影響較大，持續時間較長，曾導致社會陷入嚴重動亂的大型邪教組織。 3.邪教愚眾作亂具有共同方式 《資治通鑒》記東漢張角組織邪教作亂之經過如下：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相傳授，號‘太平道’。 以符水為人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檢討自己的過錯）。或時病愈，眾則神而信之。於是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余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八州之人，莫不響應。大眾或變賣財產，流移奔赴，堵塞道路。郡守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 邪教之起事作亂，其傳播發展，由小而大，有一個醞釀之過程。但其規律是相同的，往往都是先以治病健身煉功（跪拜首過）為欺惑，繼而聚眾以斂財。而官僚愚昧，不解其真意，當其萌芽時不予撲滅，反而以之為“善道教化”，認為其對於民生有利。史書又記： “張角等常私入京師，窺視朝政。州郡忌諱，不敢上聞。角遂置三十六方：一方設一將軍也。大方萬餘眾，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於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奉胥、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張角在各地設“方”，後世白蓮教雜各地設“壇”，現在則稱作“輔導站”，其組織形成式基本相同。值得註意的是，中常侍是皇帝身邊的太監。清代白蓮教起事，也曾以清官中太監為內應，幾乎攻人了東華門。《通鑒》又記： “春，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變。遂下詔令冀州捕張角等。角等知事敗露，晨夜馳書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記，故時人謂之黃巾賊。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寶弟張梁稱人公將軍。焚燒官府，劫掠聚邑，郡守、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略引） 蕭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明清史講義》曾記述邪教白蓮教在民間興起之源流大略如下： “白蓮教者，自元末以來，其信徒流在民間。以‘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為真言，書於白絹，暗室供之。其教以道祖為重，有’天魔女‘諸名位，又有‘彌勒轉世’等暗語。” “自元順帝至正十年，韓山童立白蓮會，焚香惑眾，倡言彌勒佛降生。河南及江淮間愚民，多信之者。其黨劉福通等，詭以山童為宋徽宗之後，應作中華正統君主，謀起兵，以紅巾為號。事泄，山童就擒。劉福通遂反。及朱元璋統一中夏，韓氏遂亡。爾後二百余年，永樂間有婦人唐賽兒，假宗教為名，舉事作亂。其滅後，白蓮會一時寂焉無聞。至天啟五年，又仗流民蜂起。蘇州有王森者，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設大小頭目及會主之號，蔓延及於直隸、山西、河南、陜西、四川各省。後王森被捕死獄中，徒黨乃散。” “乾隆三十九年，山東壽張奸民王任，以治病練拳，號召徒黨。於八月間其事，襲城殺吏，連險州邑。凡一月而滅。次年則白蓮教又起事於河南鹿邑。” 4. 邪教猖獗則天下大亂 乾隆晚期，權相當政，政治日趨腐敗，清帝國已由盛極而趨衰，社會矛盾逐漸尖銳。嘉慶有即位，先遭白蓮教動亂，又遭中英鴉片戰爭，大清國運從此走上敗亡之路。清中葉的白蓮之亂，波及數省，持續十年，成為清帝國歷史的轉折點。據孟森記述： 乾隆四十年間，劉松成為白蓮教領袖，以其住祈禱及符咒為人治病，名聞一時。會鹿邑邪教事發，被捕，流放甘肅。其徒轉入川、陜、湖一帶傳教，徒黨漸多，倡言清運將盡，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發，清廷嚴責所司窮緝，自河南而安徽而河北，州縣官奉行不善，株連羅織至數千人，民間坐是破家亡命、不可勝計。 嘉慶元年正月，荊州聶傑人、張正謨等揭竿而起，率以‘官逼民反’為詞。數月之間，蔓延湖北西半部五府一州。南及於四川，北及於河南。清軍潰卒之無歸者，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四川東北境巴山老林間，以剽掠為生。及官捕之急，則亦投入白蓮教會，往來楚、豫，橫行無忌。 其戰術以遊擊戰為主：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牽制清兵，蹂躪州縣二十余，尋由豫而西，由陜西而南。及其被捕，臨刑多迷而不悔，俯首救戳，嬉笑自若，尚雲來轉生。 清《聖武記》總結白蓮教作亂原因、說： “白蓮教者，奸民始則假治病持齋為名，偽造經咒。惑眾斂財。日久徒黨益友，遂謀不軌。倡言劫運將至，而無賴之徒，以營私失業，仇官思亂。奸民乘機煽惑，於是發難而作亂。” 古代歷史上邪教之興起，其社會背景必與當時官吏腐敗、社會失衡、流民眾多，主流價值觀念崩解，社會人心動搖迷惑相關。孟森指出：“三省白蓮教之役，為清代第一次長期之內亂。蓋吏治至乾隆朝而大壞。內亂之原，無不出於內虐。康熙間崇獎清廉，雍正時亦勤於察 吏。至乾隆則風氣大壞。時方自謂極盛，殊不知亂機已遍伏環中矣。高宗（乾隆）於定新疆後，誌得意滿，晚更髦荒和以容悅得寵，務極其玩好之娛，不恤邊遠疾苦，此皆盛極而衰之所由也。” 但是，邪教雖能倡亂，而以邪教成大事者，從兩千年中國古代史看，卻從來沒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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