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帝黨”和“後黨”明爭暗鬥，甚至有苗頭顯示太后那邊要發動政變趕光緒下臺，變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
9月18日晚上，譚嗣同找袁世凱密談，希望掌握著新建陸軍的袁世凱能夠幫忙。袁世凱表面上同意了譚嗣同的計劃，但譚嗣同前腳一走，他後腳就向榮祿告了密。榮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住在頤和園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
9月20日清早，康有爲上了去天津的火車。在他離開後不久，官軍在南海會館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廣仁。僥倖脫身的康有爲在英國人的幫助下逃亡上海。與此同時，梁啓超被日本公使館收容保護起來。
9月21日，西太后正式“臨朝訓政”，光緒皇帝被軟禁，103天的維新變法就此宣告結束。
血薦
9月25日，農曆戊戌年八月初十，梁啓超被日本人護送離京，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清官軍帶走。
三天之後，9月28日，農曆八月十三日（中秋節的前兩天），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場，未經審訊就開刀問斬。
譚嗣同在臨刑前慷慨從容，沒有畏懼和悔恨，也許連乞求劊子手“給個痛快”都不屑於一說，只是讓一個聲音劃破了寂靜的長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
前者總是處於事件的高潮點上，目的單純，更容易有勇氣，不會三心二意，反正也要一死了之，無所畏懼。後者往往是在事件處於冷靜時發生的，要經過複雜的思考而自願選擇殉難，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爲殉道者，譚嗣同死得慷慨壯烈，死得從容不迫，而且他明明可以不必死，但卻偏要選擇赴死。
其實，譚嗣同原本可以不死，許多種記載都說他不必去死。他是自願送去給別人殺掉的。
對於譚嗣同的死有多種解釋：爲了要對支援變法維新的人有所交代；爲了報答光緒皇帝的知遇之恩；爲了要大家支援變法繼續走改良的路；爲了證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須走革命的路；爲了害怕連累家人；……
無論怎樣解釋，譚嗣同是要用自己的鮮血警醒世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用鮮血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語），譚嗣同的做法或許可以稱爲“血薦”。
心苦後人知
舉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這正充分體現出譚嗣同的癡。癡其實就是一種對於信仰的執著，甚至執著到不怕流血犧牲的程度。在今天，我們也許不必採取如此慘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這種對信仰執著追求無怨無悔的精神卻不能不令我們肅然起敬。
譚嗣同在面對死亡的時候不徐不疾，從容多於慷慨，沒有激越之氣，殉道者能夠做到如此，顯然需要從內心裏發出強大的力量才行。
這內在的力量來源於他的信仰，而他信仰的內容究竟是要改良還是要革命卻是後人難以破解的謎團。
認爲他是改良派的人說：他爲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爲要深究那內容，我們會覺得他的死並沒有多大意義。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面對要斬盡殺絕的敵人，需要有的人犧牲，用流血犧牲的方式昭告同胞大衆，鼓舞未死者和後來者繼續做長期的奮鬥。
也有人認爲他是革命派。他血淋淋地證明中國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改良是一條行不通的路。因爲保守勢力實在是太強大了！倘若革命黨看到譚嗣同的死，也會認識到改良主義在中國的不可行，從而會更加堅定地走革命的路。
也有人認爲他“士爲知己者死”。“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這是袁崇煥的兩句詩。譚嗣同與袁督師的命運大不相同，譚嗣同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賞識，他也把這位熱衷於變法維新的年輕皇帝當作知己。他在勸梁啓超出走時曾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
但他又一直反對愚忠，反對糊裏糊塗地爲皇帝而死。“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
如果譚嗣同沒有遇到康有爲和梁啓超，這位桀驁不遜的世家子弟又會選擇怎樣的道路呢？是改良還是革命？不得而知。
《華嚴經》有“回向品”，主張已成“菩薩道”的人，還得“回向”人間，由出世回到入世，爲衆生捨身。
如果不把失敗孤立來看，而是把失敗當成成功的一段，當成成功必經的階段。那麽，這便可以稱爲是一種成功的失敗。爲了永恒，一時撒手。
有的人斤斤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不能從大局出發，不肯輕易抛下自我；有的人義氣用事，貿然做出犧牲，並沒有産生什麽深遠的影響。太多太多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都終究被滔滔滾滾的歷史長河淹沒。
鄭師渠主編的《中國近代史》關於“詩界革命”的論述中曾這樣評介譚嗣同的《獄中題壁》一詩：“充分顯示了這位元激進的維新志士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
也曾有後人評述說：譚嗣同，千百年來中國第一真男人。
人固有一死，可以重於泰山，也可以輕如鴻毛。生命誠可貴，信仰價更高。願昆侖正氣長留天地之間。
字體：小 中 大
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