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出版的語言來說，他做的明明就是「編譯」的工作，遍覽中文歷史檔案，融會貫通後，編寫成英文版本的中國歷史。

縱橫十七世紀中國

如果只是做編譯，史景遷不會有今天的名聲。他不但是第一位讀過霧峰故宮清史檔案的西方學者，更是第一個獻身明清中國歷史研究的西方史家。不只是編譯，他還是一個頂尖的歷史偵探，生吞活剝卷佚浩繁的歷史材料後，透過受過西方史學訓練的眼與手，拼貼出被西方史學界遺忘的十七世紀中國。

更特別的是，他很會說故事。

中研院院士、著名史學家許倬雲稱讚他是「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者」。給史景遷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首頁第一個人名開始編故事，一直編到最後一個名字。的確，翻開史景遷縱橫的十七世紀中國歷史，從首頁的利瑪竇、康熙、雍正，甚至是遠在山東窮鄉惡壤的文盲婦人王氏，一一都被他織進充滿戲劇張力的歷史論述中。

彷彿是為了要和這些四百年前的古人相遇，一九五九年，年方二十三的史景遷從英國劍橋負笈美國耶魯。在英國學的是西洋歷史，史景遷到了美國後，曾動念轉行學物理或美國文學，後來在耶魯著名中國史學家芮沃壽、芮瑪麗夫婦的鼓勵下，立定志向，從頭開始學習中文，投入明末之後的中國史，也因此對清初兩位皇帝康熙與雍正產生濃得化不開的興趣。

史景遷為西方史學界的中國歷史圖像填補了一塊空缺。在他之前，西方人要了解中國近代史，是透過鑽研晚清之後中國史的哈佛史學名家費正清；在史景遷努力筆耕之下，西方人在他亦文亦史的論述中，發現了清朝的統治與反抗，以及康熙、曹雪芹、洪秀全等前現代中國歷史人物。

讓搖滾明星也癡迷

他的扛鼎之作《追尋現代中國》成為西方史學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其他如《大汗之國》、《太平天國》，以及刻劃帝王內心世界的《雍正王朝之大義迷覺》與《康熙》，史景遷每寫一本書，就彷彿斑衣吹笛人，吸引一群癡迷讀者跟隨他的笛聲而去。

史景遷的說史魅力，不只限於學界或是歷史系學生。那天，一向酷酷的搖滾明星伍佰，在史景遷面前，脫下了墨鏡，化身書迷，直誇他的作品「很浪漫、很神奇」。讀史景遷的書讓伍佰覺得自己既渺小又偉大，創作靈感不斷湧現。

正如史景遷自剖，十七世紀中國令他著迷，那是個文明面對強大競爭壓力之際，內部知識分子與常民不斷反抗與回應的總和。

「沒有一本小說或文學作品比這段中國歷史更有吸引力，」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現任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的史景遷肯定。

一臉落腮鬍、有著史學界史恩康納來美喻的史景遷坦言，他從未想過自己會當學者、教授，之所以走上研究這條路，純粹是出於對中國歷史的好奇心。他寫作從不用電腦，總是坐在耶魯大學附近一家小比薩店某個小角落的一張小桌子旁，用筆和想像力與四百年前的歷史人物神交。

這位耶魯傳奇的歷史學者，在十一月上旬特別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暢談康熙與雍正其人及其管理哲學，以及他的史觀與歷史寫作。

以往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史，若非集中在宋代以前，就是鎖定西方帝國主義影響下的晚清及民國，有關十七世紀中國史的研究並不多。在耶魯接觸中國歷史後，我發現十七世紀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捩點，有很多值得探究之處。

我最感興趣的是明朝覆亡，滿人人數不及百萬，卻打敗了一千五百萬人的明朝。這一定是出於某種合作關係，而非軍事征服。當時的漢人對於政府已喪失信心，滿人趁隙與部份漢人合作，聯手推翻明朝。民間雖然零星出現反抗運動，只是為時已晚。

我開始注意到康熙這個人。身為滿人征服者，他對於如何統治中國，有著極為出色的見解；對於異族統治的複雜度，也有真切的認知。他推動滿漢合作，並且周告諸臣，他不允許國家分裂。

我想，康熙和雍正是效率極高的中央集權領導者，他們講究法治與秩序，兼具強烈知性，國家問題掌握得非常清楚。

他們有自己的問題。康熙最大的困擾是兒子，有一段時間他非常痛苦，不信任太子胤礽，兩度廢立，這是他最情緒化的時期。在康熙三、四十年的檔案中，我找到許多他透露自己苦惱的資料。有不少經濟史學家認為，康熙其實不擅管理經濟。尤其是晚年，他不只在家務事失去控制，對於國家經濟蕭條也無能為力。

康熙雍正是最佳企業經理人

康熙是個不斷擴張的領袖，雍正則是官僚出身，深諳數字與預算，企業領袖可能非常喜歡這種特質。

康熙和雍正很懂得掌握資訊流，並且能快速回應，跟現代市場企業領導人必須掌握正確資訊、迅速回應一樣。我很驚訝，還在前現代社會的康熙與雍正兩朝，身處北京的他們，竟然可以在六天之內和廣州往返聯繫，掌握當地最新的動態，並且立刻下達指示。

康熙、雍正都實施密摺制度，要求地方首長直接密報回京。他們不但效率十足地交換資訊，還能保持機密。保持機密是現代企業必須具備的能力，用現代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康熙和雍正都是最好的企業經理人。

我會這樣分析，所根據的並非歷史小說，而是故宮原始檔案。學識淵博的康熙和雍正，看過臣子奏摺後，會自己寫評語；相較之下，乾隆就比較浮誇，他也會聽各種密奏，只是聽過之後，就將之歸檔。在官僚機構中，只要文件歸檔後，就不會再去碰觸了。

管理的問題通常就是這樣產生，因領導人不知道資訊流向，也不知道檔案放在哪裡。康熙和雍正很清楚資訊在哪裡，不容易被官僚蒙蔽。

另一方面，乾隆很像現代政府領導人，他要求臣子寫報告，再據為己有，很像現代領導人請人捉刀擬講稿。康熙和雍正是親自寫講稿，顯得更坦率，他們同時也分享了自己的脆弱和失敗。閱讀雍正所寫的《大義覺迷錄》實在很震撼，這是一本統治者和密謀者攜手合作寫下的懺悔錄，我不相信現代任何一個領導人會寫出這樣的書。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西方歷史也很罕見。

康熙和雍正都是有趣的人物，愈是了解他們，就愈能分析清朝之後的演變，以及王朝為何走向滅亡；我也因此了解民國時期的立憲政府為什麼會這麼艱困，最後無法建立。我們很難用簡單的模式來分析朝代的治亂興衰。就以晚明來說，當時內部有一股撼動中央權力的力量，再加上外部一股強大的抗衡力量，任何政府都很難監控。

知識份子會用繪畫批評政府

我看到當時中國社會開始出現反抗與民怨，即使在康熙王朝，內部還是有很多抗議活動。中國知識份子受過嚴謹訓練，可巧妙運用歷史類比或文學手法來批評時政。在明朝滅亡後，知識份子甚至用繪畫來批評政府，十七世紀最有名的中國畫家，如石濤、八大山人、龔賢、弘仁等人，用水墨畫來批評政府，這對西方人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接著，清朝就出現了大型的反抗運動，也就是太平天國。太平天國是清代最大的動亂，也是一個非常詭異的運動，混合了極端的社會主義、新教基本教義及西方基督教。洪秀全自稱上帝之子，和耶穌有非常私密的關係，我認為他自己也這麼相信。

清朝滅亡和明朝滅亡能不能找出一個正確的類比？我不這麼認為。也許有些模式會不斷出現，例如中央積弱不振、財政荒廢、改革失敗、有強大的外力影響等。

但是，中國歷史非常複雜，不是簡單幾個模型可以解釋。例如，我在寫《太平天國》時，就有批評家說，我應該更公開地把太平天國連結到中國共產黨。誠然，我們是可以發現一些相似處，但我不會說太平天國直接影響了共產黨。其實，洪秀全對於孫逸仙及早期國民黨的影響很也大。

好的歷史書寫者，並不只是說個好故事而已，還要找出人類動機的方向，用創意的方法連結不同的因素。歷史書寫可以師法文學，但取文學的筆法，而不取其虛構的部份。寫作時，我很注重讓故事合乎邏輯，希望讀者能從中看出歷史的連貫性。我相信基本歷史的年表，透過年表，你可以看到不同事件是如何跨越時空造成影響。

用創新的方法說歷史

歷史寫作要廣泛做研究，盡可能忠於史實，之後再關心要怎麼說故事。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想如何寫作，要如何讓讀者對這個故事產生興趣。

我的目的是要讓讀者能夠接觸歷史，同時也讓歷史能夠接觸到讀者。我的作品受到華人讀者喜愛，也許是因為我用創新的方法來說歷史故事。華人讀者信任我所建構的中國歷史，我也試圖要求自己客觀、不帶意識形態地寫作。

我們所知的過去歷史，都和我們有一層距離，歷史小說家可以自由填補歷史空缺。但是，歷史學家卻不允許這樣「自由填空」，除非能夠結合不同的資料，再根據史實，做出最恰當的判斷。

所謂的史實，就是要盡量蒐集珍貴的材料，用許多不同的方法、角度來看問題。對某些人來說的史實，不一定能放諸四海皆準。我們必須承認，要找出普世都能接受的真相或是詮釋，無異緣木求魚。

歷史學者能做的，就是避開很明顯的偏見，或不合邏輯的詮釋，這樣做對於過去歷史或許也比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