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建會籌拍以孫中山為主題的影片所衍生的討論，個人認為擎起「保衛孫中山」的旗幟容易，但是在那之前，我們應該面對孫中山研究在國內凋零的真相。就學術機構而言，三研所或中山所紛紛改名轉型，其授課內容也與孫中山無關。如果進行文獻回顧，會發現以孫中山為主題的學術論文，其數量大幅萎縮。支援孫中山研究的政府部門--國父紀念館，其代表刊物「孫學研究」希望收稿出版都發生困難，有時還需向對岸的學者邀稿。今時今日，對岸從事孫中山研究的論文，無論是質與量均遠遠超越我們國內，這才是身為學術工作者所應該面對的真相。

學術工作者（包括我自己）應該透過嚴謹的考證與研究，讓孫中山的生命史逐漸完整呈現在華人面前，這些學術成果同時也可轉化並累積成為豐富厚實的文化資本。至於，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這些文化資本，個人嘗試提出「活化孫中山」的想法。

    文化創意產業中有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活化」。例如活化歷史建築物，活化不是拆除重建，而是賦予新的意涵並注入生命。活化一辭同時包含了保存、維護與再利用等等的多重語義。「活化孫中山」亦即表示：對於與孫中山相關的任何事物，我們都應盡力予以保存維護，更重要的是如何再利用。

在對岸，與孫中山相關的實體空間都紛紛成為政府部門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包含他的住所、辦公地點、他待過的任何地方（生前與死後）。進而依附著這些歷史建築物，設置國父/孫中山紀念館典藏與其相關的文物。這使得特定的實體空間具有神聖性，吸引民眾進入建築物內部參觀。其實，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並不需要受到實體空間的限制。能擁有具體物品或實體空間當然有助於文化產業化，如果缺乏這些元素，「孫中山」本身所遺留的文化資本，亦足以協助文化創意產業透過其他方式得到發展。

西方社會有個被崇拜的革命領導者叫做切、格瓦拉，他那種放棄權力的理想主義者形象深植人心。孫中山也曾在民國元年放棄臨時大總統之位，轉而擔任全國鐵路全權。他與格瓦拉相同之處在於，兩人都是由醫生而成為革命份子，兩人都有未完成的夢想。不同之處在於格瓦拉因為被美國暗殺，生命只有39歲；孫中山則苦受肝癌折磨，生命為59歲。以切、格瓦拉為例，是因為他與孫中山的生命經驗頗為相似。但是西方社會浪漫化了格瓦拉的形象，這使得他的頭像被大量複製運用於各種文化創意產業。然而，透過海峽兩岸執政者不約而同的「默契」，孫中山被推崇成為中國近代史的神聖化人物。

在台灣，政府部門曾經努力地將孫中山神聖化，試圖詮釋、修補與結構化孫中山的思想體系，期望最終將孫中山凝聚成為思想哲人的形象。個人認為，過去這種努力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知識對於孫中山而言，具有什麼意義？孫中山並非僅僅是一位哲學家，他其實是一位面對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時時刻刻在現實中思索如何突破困境，有什麼實用性的知識可以幫助他克服困難，這才是在那個時空脈絡下的孫中山。

在中國，雖然學術工作者不是只研究他的論述與思想，而是廣泛研究與孫中山相關的事物。但是基於國共內戰格局的思維，孫中山始終被定位為致力於中國統一的行動者，晚年的聯俄容共政策也被詮釋為中國共產黨爭奪政權的正當性來源。海峽兩岸的執政者都不同程度限制了跨國華人對於孫中山的認知，神聖化的氛圍也限制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可能性。

因此，要充分運用孫中山所遺留的文化資本，要先將孫中山從神聖化的氛圍中解救出來並使之浪漫化。浪漫化才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精神，透過各類強調體驗的消費行為，人們會得到一種幸福感。當然，神聖化與浪漫化有時並非是完全割裂與互斥的兩者。行動者基於浪漫情懷所做的事，往往同時也是神聖的事情。但如果發展到極致，神聖化與浪漫化往往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文化創意產業強調的是創意，憑藉的是從文化衍生的附加價值。舉例而言，目前海峽兩岸均只以孫中山的生日與忌日作為重要的紀念日。但是對於孫中山本人而言，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不止於此，例如10月25日是他與宋慶齡的結婚紀念日。在孫宋的婚姻中，孫中山是再婚，而且兩人相差27歲，這個紀念日所蘊含的進步性，可以成為兩岸的政府部門在這一天舉辦集團婚禮或者歌詠愛情的支撐基礎。果真如此，孫中山與婚紗產業便能產生合理又浪漫的連結。總之，降低神聖化的氛圍，增加浪漫化的情愫，如此才能達成讓跨國華人親近孫中山的活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