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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2/08 03:14:56瀏覽14｜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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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十小時，深夜12點多，聶華苓也從愛荷華來了信。季季：我很高興詩人陳克華在2016年來愛荷華。現代詩興起於台灣，怎麼現在台灣詩人很少，作家多寫小說。華苓簡短幾句，重點清晰，依然是我1964年初識她時的明快爽利。回看最初的歷史現場聶華苓與我母親同齡，我尊稱她「聶阿姨」已逾五十二年。我母親因血管型失智，十年前住進安養院請專人照顧；和七個子女的對話唯有凝望與微笑。聶阿姨則至今還能自在的享受獨居之樂，並能上網熟知世界大事，和各國文友通信，了解文壇與作家動態。──如果我母親能像她這樣，該有多好。聶阿姨出生於1925年2月3日（農曆1月11日），這個月就要迎接九十二歲誕辰。她的作品，她與保羅．安格爾的愛情，他倆合創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貢獻，五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文學界流傳。她在回憶錄《三生三世》裡也詳盡的書寫了大半生艱辛、奮發、遷徙的歷程。圍繞著她的那些曲折、激昂、溫暖、震撼人心的故事，毋庸我再贅述。1964年初夏在台北結識聶阿姨後，我們又在宜蘭，愛荷華，雲南，台北等地，在她家客廳、文友客廳及山林田野之間與文學界友人聚會無數次，暢談各種正經的文學話題或不很正經的八卦笑話；也曾與李歐梵、黃春明、尉天驄、陳映真等十人，坐在往高山迴旋而上的小巴裡，一路唱歌七八小時到達香格里拉……。在這些我們同處的歷史現場裡，於我最為珍貴的是1964年初夏的初識。走入松江路《自由中國》員工宿舍1964年3月，我從雲林農村到台北開始職業寫作生涯。6月，《皇冠》發行人平鑫濤簽約第一批「皇冠基本作家」，十九歲的我有幸與聶華苓、朱西甯、琦君、高陽、司馬中原等十三位前輩同時並列。6月18日，平先生與夫人林婉珍（那時尚未離婚）在台北松江路「新台北大飯店」設宴歡慶。我這個鄉下人首次走入燈火輝煌的大飯店吃江浙菜，見識了平先生上海人的排場及美麗優雅如英格麗寶曼的平太太。最讓我驚豔的則是聶華苓，白高跟鞋配深藍旗袍，身材苗條五官嫵媚且笑聲朗亮，是整場晚宴的焦點。甜點與水果上桌時，她說飯店離她家不遠，邀我們吃完走幾分鐘去她家喝茶聊天。走出飯店已九點一刻，多位前輩說要趕公車回家，明天還得上班呢（那天是星期二）。只有我這個鄉下人，滿心好奇的跟著琦君（1917～2006）、司馬桑敦（1918～1981）、高陽（1922～1992）去了她家。那時，我讀過一些同席前輩的作品，了解他們是1949年來台的外省人，但對他們的身世背景並不清楚。譬如聶華苓，只知她在台大教書，出過一本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隨著她走入松江路124巷3號的日本房子時，還以為那是台大宿舍呢。然而在她家坐了半小時，我知道我錯了。過了一個多小時告辭，聶華苓留給我的影像，已不僅僅是「苗條嫵媚」與「笑聲朗亮」。──原來，她也會嘆息，也會皺眉，也會罵人……。那年她女兒曉薇已上中學，曉藍也將小學畢業，出來見了客人又回房間做功課。「本來我母親跟我住的，我是大女兒嘛，」她指著牆上的兩幅照片，「唉，先是我弟弟開飛機失事，兩年多前我母親也癌症走了。唉，反正《自由中國》出事後，我家也出事了……。」她沒提到先生，倒是約略說了些我從不知道的《自由中國》停刊事，還特別提到臺靜農對她的知遇之恩：「要不是臺先生請我去台大教書，我們母女的生活就更慘了！……」在鋪著榻榻米的客廳喝著香片茶，聽著她與三位前輩聊來聊去之間，我才知道這日本房子是《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向省政府租來做員工宿舍的；1949年她到台灣不久就住進這房子與殷海光、傅正等人為鄰，同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班。殷海光結婚育女後，1956年搬去溫州街台大宿舍，傅正則一直住到1960年9月4日，與雷震、馬之驌等四人因「涉嫌叛亂」被捕，《自由中國》停刊……。「聽說雷震，有──有，側室，」司馬桑敦頓了一頓，委婉的問道：「是，是真的嗎？」──他是《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剛從東京回來。「嗨──，」聶華苓嘆了一口氣，「聽說生了四個呢，好在雷太太有氣量，雷先生被捕後，都靠她一份監察委員的薪水養兩房孩子，琦君，妳來我們編輯部的時候見過雷太太的嘛──。」「是啊，是啊，我們給《自由中國》寫稿的人都很尊敬雷先生，也尊敬雷太太，」琦君笑著對我們說，「我去《自由中國》辦公室送稿給華苓，和雷太太見過幾次，現在聽華苓這麼說，才知道她不但氣質好，氣度也很讓人佩服。」「雷太太可不是普通女子，她年輕時曾到東京帝大留學，應該是很識大體的。」司馬桑敦是東北人，身材高大，言行則一派斯文。那個初夏的夜晚，我睜著天真的眼睛，聽著一堂從沒上過的歷史課。原來，聶阿姨到台灣第一年就住進這座《自由中國》員工宿舍。原來，在我們走入那日本房子之前的幾年裡，她的生命周遭已經圍繞著那麼多複雜而奇異的故事。只是，那個晚上，我們誰也不知道，再過幾個月她就要離台赴美，她的生命又將發生許多曲折感人的事……。當然，我們也沒料到，那座日本宿舍在未來的城市現代化中面臨的悲慘命運。自由中國》宿舍成了地鐵站聶阿姨赴美後，曾因翻譯毛詩列入海外黑名單，二十餘年不得返台。1987解嚴之後，《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特別邀請他的中央大學學妹聶華苓首次返台，安格爾陪同前來。那是1988年5月，我任「人間」副刊主編，負責接待他們的行程。除了參加IWP在台同學會，去溫州街台大宿舍拜訪臺靜農，在外雙溪朱銘家欣賞木雕，在情人節馬卡龍禮盒八里蔣勳、林懷民家夜談，還去了新店空軍公墓祭拜她母親及弟弟。最重要的是去木柵溝子口拜訪雷震夫人宋英，她站在庭院指給我們看特務在四周安裝的探照燈，並去南港「自由墓園」為生前死後長相比肩的雷震、傅正獻花行禮……。意外的是，過了一個多月，老友康芸薇來電，說她中學同學雷美琳有一批與父親通信的「獄中家書」，希望能在「人間」副刊發表。「雷美琳住在美國，」康芸薇解釋道：「她父親就是雷震。」啊，雷震的女兒！我心裡震了一下。1970年雷震出獄時，四百多萬字回憶錄被新店軍人監獄扣留。後來要求返還，獄方卻說已予焚毀。那年宋英向監察院提案重啟調查，新聞正鬧得沸沸琉璃飾品揚揚，「雷震獄中家書」在「人間」副刊陸續發表，霎時轟動海內外。入秋後雷美琳自美返台，來電話約我去看當年舊家，希望以後能做「雷震故居」……。我以為要去木柵，就說5月已去過，她卻說不是木柵，「是在松江路124巷。」我不好意思拒絕，趁黃昏上班前坐計程車趕去，雷美琳在巷口等我。「就在3號，很近的。」她說。往前走去一看，咦，那日本房子有點眼熟啊？對了，不就是我十九歲來過的，聶阿姨、殷海光、傅正住過的《自由中國》員工宿舍嗎？「1964年6月我來過這裡。」「是來聶華苓家嗎？」我點點頭。「聶華苓去美國後，我們才搬進來。」那日本宿舍的屋簷有點坍塌傾斜，天空夕照緋紅，幾隻粉鳥在屋頂漫步，偶爾探頭凝望我們兩個陌生女子，細小的眼睛不停閃著問號。「我爸出獄後，常來這裡見一些黨外朋友，」雷美琳說，「我媽和我弟還住在這房子裡。」……──原來，她是司馬桑敦所說的，「側室」的女兒。後來還有些她要我代為轉介雷震作品出版的事，在此不便細表。2011年台大舉辦「聶華苓學術研討會」，香港導演陳安琪正在拍《三生三世聶華苓》紀錄片，有天聶阿姨來電說，要帶陳安琪去拍她住過的松江路《自由中國》宿舍，「妳剛來台北的時候不是去過我家嗎？妳記不記得那地方？」──我很少去松江路那一帶，隱約記起宋英2001年百歲辭世後，新聞報導那日本宿舍附近將設捷運站，可能會被拆除，「側室」子女要求政府保留為「雷震故居」，但審議委員認為雷震出獄後與「正室」宋英所居且被長期監視的木柵家才是名符其實的「雷震故居」；而宋英1992年隨其子雷德寧移民美國後，故居已拆除改建……。總之，「側室」子女的請願未成。但我不想對聶阿姨說這些「正室」與「側室」的舊事，只簡單對她說：我記得那地方，去看看吧。（上）(中國時報) 情人節約會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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