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西藏问题的难度,也知道难在什么地方,我很想逃离这个问题,但似乎又不能逃离.我就试着讲一讲西藏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我认为西藏的问题出在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阶段不同的问题.一个政府高级官员说西藏问题应放在中国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来看,我认为他说的很对.在中国解放初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内地的改革热潮传到西藏,再加上极左思潮和狂热的情绪,西藏要求土地改革的呼声对西藏上层带来了压力和恐慌,加之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有了西藏叛乱,达赖出逃直到今天.这段历史我不是太清楚,我想应该是这样.我不是说解放农奴不应该,我想起码没有作好思想,舆论和经济方面的准备,过早的动作,为以后留下无穷的后患.

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内地对文化宗教的破坏也传染到西藏,西藏寺院的破坏和僧人的受迫害,是和中国的大环境一致的.但中国改革开放后,对西藏文化,寺院进行了极大的保护,这也是事实,如果说中国政府破坏西藏文化,这是在说谎.

第三次就是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后,内地干部的腐败,不作为以及恶劣的工作作风,在西藏也是如此,也许西藏官员比内地更厉害一些.我在2007年去西藏对此深有感受.我正月初一那天去朝拜大昭寺,人很多,围着寺院排有一圈多的队.我也在其中排了整整三个小时.而在这三个小时中,我多次被维持秩序的警察粗暴地拉扯呵斥.当然对所有人都是如此他们拿着长长的木棍,高举着,挥舞着,在我们身边的柜台上咣咣的敲着,而那些虔诚朝拜的人始终都是那么善良,宽厚和安静.警察们高举木棍驱赶藏民的行为,让我立刻想到农奴主殴打奴隶的画面,还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诗"黑手高悬霸主鞭",那些高举木棍的手也可能曾是农奴的手,而当这只手握有权利,却又和当初的奴隶主一样对待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那天我一直在大声地怒斥那些挥棒的人,我要为那些不能得到尊重的藏民们讨些公道.

一个政权的正当性不在什么形式取得,而在他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能否很好的为这个地方的人民服务,并会很好的管理这个地区.一个西方记者问,如果西藏没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藏人出走,那么多藏人参与闹事?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我们要深刻地反省自己,敢于承担责任,改正错误.西藏是属于所有西藏人民的,要多听听西藏人民的声音,不管是达赖,还是追随他的人,如果想要回来,都要热情欢迎.我也相信西藏自治区政府会成为受全体西藏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