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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 --- 嚴復的神話VS.真實世界2

補充資料

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证

史春林

《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了 马自毅 先生撰写的《“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一文，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数据《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 马 先生根据大量的史料考证严复留英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职务是“洋文正教习”，而非“总教习”，并对相关的一些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颇有独到之处，看完之后令人耳目一新。但有些见解和提法笔者实在是不敢苟同，现分别指出来以求教 于马 先生和学术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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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关于严复是提前回国还是推迟一段时间后才回国任教的问题。 马 先生在文中认为严复是提前回国，而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推迟一段时间后才回国任教的。对于这个问题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878年严复等6人在格林尼次官学学习一年后，除严复外其它5人被派上军舰实习，而对于严复清政府则打算让他在格林尼次官学继续深造一段时间后再上船实习，但后来由于福州船政学堂急需海军专业教习，严复便匆匆结束堂课提前回国。据郭嵩焘1878年3月25日的日记记载，李鸿章在给李风苞的信中就提到了严复的未来安排问题：“严宗光等6人送入格林官学，……观其勤勤之役，足为能留意富强者……求才于遣派出洋官学生三四十人，遽欲以应缓急之需”，这实际上就为严复后来提前回国埋下了铺垫。1878年8月3日郭嵩焘向英国外务省提出除严复之外其它5名留学生在英国军舰上实习训练的要求，而对于严复郭嵩焘则以清政府已有职务安排为理由要求英国外务省同意严复下学期仍在格林尼次官学继续深造，多进修1年，经过重点培养后再上船实习，“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8月14日英国外务省同意了郭嵩焘的这些要求，并通知格林尼次官学“严又陵仍留学”。1879年7月因国内福州船政学堂急需海军专业教习，船政大臣吴赞诚便奏请“调回严宗光充当教习”，因此按原定计划严复在格林尼次官学第二年的学习结束之后在英国军舰上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方案只好取消。8月2日新任驻英公使曾纪泽还为此向英国外务省说明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并同时通知取消严复在英国军舰上实习的计划，于是严复便离开英国提前回国。在这里顺便说一句， 马 先生可能为了说明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职务为“洋文正教习”，特别强调严复有很强的外语才能，并例举了在英国期间一次使馆聚会上严复的英语程度胜过译员的小事来论证，这未免有点以偏概全。实际上洋务派官僚真正相中严复作为教习的原因是他滔滔不绝的口才，这才是作为一个教习必备的基本素质。在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处，严复常常是“谈最畅”、“议论纵横”，从格林尼次官学的课程到西方光学、电学、地学等等的最新科技进展无所不谈，“其言多可听者”，严复实际上成了清政府驻英使馆工作人员的教师，对洋务大员们进行着近代科学启蒙的教育。（注：《郭嵩焘日记》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473、604页。）正是这种能言菩辩，显示了严复作为教育家的某种特殊禀赋和素养。

第三个问题：关于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留学期间的学习成绩与实践能力问题， 马 先生认为严复的“专业成绩与实践能力并不出色”，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特 别是马 先生在文中提到“目前还难以查到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及英国格林尼次官学的各科成绩单”，便用30余年后国内学校考试的标准来评论通常所说的严复“考课屡列优等”所谓的“优秀”的成绩标准是非常低的。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研究历史应当使用当时的材料来论证，怎么能用后来的标准来推断30年前的情况？即使承认当时的“优秀”标准非常低，严复“屡列优等”也能充分说明他的成绩是相当出色的，在学生当中仍然可以算是佼佼者。就拿现在考硕士研究生来说，全国统考的英语、数学、政治这3科成绩都相当低，每年国家在划录取线时一般都在55分左右，能达到六七十分的学生便属于优秀了，而能达到80或90分以上的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达到六七十分的学生就不是优秀学生。 马 先生在文中认为由于严复在英国的“兴趣、志向更偏重政治与社会，也许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难免就会相应减少对专业的钻研”，这种说法也是缺少根据的。众所周知，有的大学生兴趣广泛，但专业课成绩仍然非常好；而有的大学生虽然每天死抠书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专业课成绩仍然平平。实际上，现在所能看到的、凡是评论严复在校学习期间表现的材料都充分说明严复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实践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第一，1877年8月21日郭嵩焘致函英国外相德贝尔，保送中国留学生进英国海军学院学习，并于每个学生姓名之下分别注明年龄、简历和考评，严复名列第一。随后严复参加了格林尼次官学的入学考试也顺利过关，而林颖启等3人却落选，这说明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的成绩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而在英国学习期间，1878年6月格林尼次官学期末考试，严复等6人成绩优异，“出类拔萃”。（注：General Correspondence，转引自孙应祥着《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第二，1878年12月29日罗丰禄、陈敬如给郭嵩焘信中在评论留洋学生时强调：“以严宗光、李寿田、罗臻禄为上选。”（注：《郭嵩焘日记》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1-722页。）这则 史料马 先生也看到了，但 马 先生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对严复有好评。另外 马 先生在文中还用了这样一则史料，也就是洋监督斯恭塞格对留学生的评语：认为水师管驾学生中“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 马 先生是用这则史料证明严复是“水师学堂教习”，而非“总教习”。但这则史料同时也可充分说明严复在各方面都是相当出色的，这则史料后半部分并没有否认严复作为管驾官的能力，而是说严复不仅像其它学生一样能胜任管驾官，而且还能胜任教习。同样 马 先生在文中还用了这样一则关于严复的史料：“‘严宗光宜何用之？’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曰：‘何宜？’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实际上这则史料的真正涵义与上则史料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严复除了胜任外交外不能管带一船。 

第三，关于严复的海上经历， 马 先生认为“严复一生中仅在船政学堂有过数十天的近海航行实践”，这种说法与历史实际不符。严复的海上经历（包括实习与服役）主要有：一是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期间，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自制的轮船“万年青”号下水，法国领事巴士栋和造船厂监工达士博强要法国人引港出航，沈葆桢觉得这事有辱国体和尊严，便驳回了法国人的无理要求，命令由后学堂学生平时成绩名列优等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等人研究闽江口海图，终于试航成功。二是1870年福州船政局自造“福星”号轮船下水，船政学堂便将其暂作练习舰，分期分批让学生上船操练。三是1871年7月严复堂课结束后登上“建威”舰实习、操练，“历浙江、上海、烟台、至牛庄始折而南”，1872年严复仍随“建威”练习船北上实习。四是1873年严复再登“建威”号进行航海实习，“先厦门，次香港，次新加坡，次槟榔屿”等地，历时4个月，“实在洋面七十五日”。 马 先生在文中提到了严复这次海上实习，但这只是严复多次海上阅历中的一次。五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爆发，在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率领下，严复随“扬武”号到台湾，赴台东各海口测量地形，筹办海防，“计月余日而竣事”。六是1874年严复随“扬武”号军舰至沪，“余于同治甲戊，乘扬武军舰至此句留月余。”七是1875年沈葆桢奏请改“扬武”号为练习船，严复与“建威”号实习生被改派上“扬武”号实习，严复先随“扬武”号北上巡历黄海，又于1876年2月4日再随“扬武”号由烟台前往日本访问。（注：孙应祥着《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7页。）

由此可见，严复还是有相当丰富的海上经历的，并不像 马 先生所说的“时间和航程有限，未出船政局附近的海面”。笔者所在的大连海事大学是世界上最大的航海院校，应该说教学、实习条件是一流的，但现在海上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也不过仅有不到一年的海上实习经历，但是他们毕业后都能很快适应各自工作岗位，独当一面。比照一下，当初严复有如此长的时间和丰富的海上阅历，其实践能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曾带领过严复实习的“扬武”号舰长英国人德勒塞任期满即将归国前夕曾意味深长地对严复说：“盖学问并不以卒业为终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子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惟子勉之而已。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注：严璩：《 侯官严 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版，第1545页。）同其它学生相比，这是对严复一种更高层次的期望。1877年8月8日英国外交部致送其海军部一份关于中国留学生的一览表，有关严复的内容如下：“严宗光，现年23岁，在福州船政学堂肄业5年，在练习船上实习并服役6年，曾任练习船航海军官，中国水师都司。”曾任教练船总教习之英国皇家海军上校德勒塞评论其为“非常机敏的军官和导航员”。（注：General Correspondence，转引自孙应祥着《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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