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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宏觀的角度來探討『死刑』的各種爭議：

1、依法制的角度而言：若當時的律法是沒有 『死刑』罪的條例，那麼而後就不會有『死刑』罪的宣判了。而既然已經宣判了『死刑』罪，部長只能謹慎的以『人命關天』的心態，去做最後的確認，有無疏忽、不確定之處。而不是以積極的拖延使它成為『無期徒刑』。否則就不需三院審議之制，而只需一位部長就夠了。

2、依因果的角度而言：別人打你一巴掌，你也會想打他一巴掌；別人捅你一刀，你也會想捅他一刀。這就是常人都有的因果想法。漢代劉邦奪得天下，經歷戰亂以後，人心同思和平不易與貴重，律法簡易到不能再簡易，只頒布了約法三章條例，其中一條就是殺人者償命，造就了漢朝三百年的國祚。原諒與不原諒，赦免與不赦免，嚴格來說是受害者家屬的權利，而不是執法者。而執法者之代為執法，只不過是為了有公信力，與擺脫私刑風俗的濫觴而已。

3、依人權的角度而言：西式的人權理論，當中的矛盾其實一大堆。西方人常說人人都有活著的許多自由，而『生命的自由』尤其不可侵犯；可是當殺人者，已經侵害別人的『生命的自由』在先，那你該不該隨後剝奪掉他的『生命的自由』在後呢?而且為了顯示西方人的道德高尚，當犯人殺了你的親朋好友，他們叫你要原諒他，不該以暴制暴，處以死刑。可是當犯人要侵害他自己的時候，他們卻可以用『自我正當防衛的理論』來用槍、、、，其結果是擁槍是合法的、出兵是合理的。殺人的武器比誰都利害、還大、、、依人權而言，是不該對他人投下炸彈，甚至於原子彈的，他丟你也丟，兩者之間又有何差異可言，。更進一步的說『放棄武力、武器』，才是追求『人權』的第一步。而所謂的強國，是為了維護其國家利益之強而已，其出兵時所殺的人，絕對比死刑處決的還多。

4、依宗教的角度而言：若是沒有十惡之罪的思想，就不會有十惡之罪的行為，若是沒有十惡之罪的行為，又哪來十惡之罪的審判，更不會由此惹來爭議與問題了。所以最終的根本在於正確思想的教育；而非法律的懲治。偏偏其成效是非一時可見，也往往為當政者所重現象面而去忽略的事。所以雖然中國歷代中，有推行道德教育的朝代皆為太平盛世，可是確也相對的較少可看出一般了。

5、依立法的角度而言：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行事方便、社會和諧而已，如果脫離了社會和諧那就沒有立法的必要；如果朝令夕改，就會讓百姓無所適從，而脫離了方便。那就變成立了法比不立法還亂、還更慘了。十惡之大罪若是皆可赦了，那中罪也就勿需論斷，而區區小罪更可免議。那世間社會就根本不用警察、法官與軍隊了，也更不須立法院的諸公啦，只須用感性來論情義與道德，難免有用他人的傷痛，來行使沽名釣譽之嫌。

6、依行政的角度而言：依法行政是行政者的行政標竿，行政者心裡若是想著立法之事，或是立法者心裡是想著行政之事，那國父就不用制定五權分立，國家也就不用那麼多機構、養那麼多的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各部門應該各守本份做事。法律通常是不會朔及既往、也不能朔及既往。例如現在規定當兵一年十個月，政府總不能讓以前當三年兵的那些人，退它一年兩個月的青春和時間，也叫他们退回軍餉吧!如果『死刑』有其現在的爭議，那由現在去討論與修法；總不能說既成力法事實在先，犯人也知殺人者死的遊戲規則，那玩完了遊戲，才說這遊戲有問題。你到全世界各地的賭場敢這麼說嗎？再者行政去管立法之事，立法去管行政之事，國家必亂，因為大家都不知如何去守本份了，怎會不亂!嗎事實

7、依承擔的角度而言：如果真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態，那就該問問死刑犯或受害者，說自己願意代「他」受處死刑而槍決；而不是用嘴巴說說「代他下地獄」而已。因為地藏王菩薩是真正的代眾生受苦的願力實行，絕對不是單單在話語上說說而已!

8、依潮流的角度而言：潮流只是湊熱鬧的而已，未必是正確的行為。例如玩股票，在前幾年是潮流，那真正股票賺錢的有幾人？如同簽大家樂跟大樂透，如果眾人都得頭講，試問那個頭講還叫頭講嗎？市場大餅只有那一塊，有人多吃就相對的有人少吃；所以潮流未必是好，又那能把潮流當成做事所依據的一種借口。難道說台灣的男人帶著太太去阿拉伯國家，就該也再多取幾個阿拉伯女人嗎？ 

9、依公平的角度而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