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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30 13:18:35瀏覽34｜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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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21年，49歲的蔣安（化名）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安徽滁州定遠縣的一個村莊。這裡距離廣西南寧，他被找到時所住的橋洞有1700多公里。
6月28日，蔣安回家的第一天。車開進村，坐在家裡的母親聽到聲音，趕緊出門來迎。一見面，這位80歲的老人哭著抱住失散多年的兒子，喚他的小名：“寶，你回來了。”
兒子離家了太久，久到他的鄉音已雜糅了廣西口音。久到除了母親和姐妹，他認不出家裡的小輩和村里許多親戚，介紹時問他還記不記得，他一臉茫然。久到他不記得回家的路，在村里沒人帶著，他都不知道怎麼走回家。
蔣安回家之前，家人們嘗試過很多次尋找。去派出所查他的信息，沒有線索。托外出打工的朋友打聽，也沒有音訊。直到今年6月，“讓愛回家”公益團隊發出蔣安的尋親視頻，不到兩小時，就有留言說照片中的人很像他的表親。十天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6月19日，南寧市益群致善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社工包傑將蔣安的照片發給“讓愛回家”公益團隊，尋親視頻被發佈在社交平台上。 “不到兩個小時，有人留言說他長得很像自己的表親。”事情順利得讓包傑意外。
發現尋親視頻的是蔣安的小學同學，他將照片發給蔣安的叔叔，接著轉到蔣安的姐妹手裡。 “我們一眼就能認出，這就是他。”妹妹蔣芳（化名）說，“長相沒什麼變化，就是老了一點，皺紋多了。”
蔣安的家人一得知他的消息，就動身來廣西接他回家。但包傑沒告訴他，二姐和妹妹已經在來廣西的路上，怕他不願意回家，聽到親人來會躲起來。包杰和他約好，26日晚上安排他的母親、姐妹視頻通話。
6月25日，蔣安的二姐、妹妹和兩個外甥趕到南寧。當晚他們來到蔣安所住的橋洞，又不敢靠近，戴上口罩和帽子，站在一兩百米外看著他。 “覺得好心疼，他在橋洞下住了至少一年半，就一床席子，特別簡陋。”蔣芳說。
第二天下午，到了約定好的相見時刻。包杰和其他社工先到蔣安面前，跟他說“你妹妹和姐姐都來了”。 “他一直不相信，說她們太忙了，肯定不會來。”包傑說。當二姐和妹妹出現時，蔣安很驚訝，妹妹哭著跪倒，一把抱住哥哥，對他說：“哥，咱們回家。”
蔣芳給哥哥準備了兩套新衣服，還特意帶來安徽特產黃山燒餅，她一邊哭，一邊撕開燒餅的包裝，餵到哥哥的嘴裡。她還讓哥哥和媽媽打了視頻電話，母親早已哭得泣不成聲，說道：“寶，我在家等著你。”
蔣安一家所在的村莊位於合肥市區以北大約60公里，緊鄰省道。村民以務農為生，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如今村里人煙稀少。
蔣安在家裡排行第四，上有三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父親早年去世，只剩母親，今年已經80歲。她微胖，個子不高，皮膚黝黑，滿臉皺紋，一頭黑髮，顯得年輕。兒子回來之後，她和親戚講起多年的分離，還是會止不住地流眼淚。
蔣安和姐妹們從小在村里長大，蔣芳說，哥哥外出打工前結過婚，持續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沒有子女。二十幾歲時，蔣安跟著三姐去浙江義烏打工，做服裝生意，乾了一兩年就回家了。
2001年，蔣安又說要出去打工。他覺得合肥工資低，想去更遠的地方。家人沒細問他要去哪，“沒想到他會這麼久不回來”，這一別就是21年。
起初，他和家人還有聯繫，偶爾會打電話回家，報一下平安，問問家裡的情況。但他幾乎每次打來都是不同的號碼，家人們聯繫不上他，打過去要么不是本人，要么無法接通。蔣安給出的理由是，手機丟了，或者欠費了。
家人曾要蔣安回來辦二代身份證，他不願意，“在外面這麼多年，不辦身份證也能打工，我要回來肯定要帶點錢對吧。”後來，派出所將他的身份信息註銷，他的舊身份證也用不了，他沒辦法辦銀行卡，用別人的身份信息辦手機號，平時只能用現金。
蔣芳說，哥哥最後的消息是他自稱在外成了家，妻子生病，需要醫藥費，找姐姐借十萬。 “我們讓他把人帶回來，到合肥看病，他不肯。”蔣芳說，哥哥給的銀行賬號也不是他本人，家人便沒轉錢。
蔣安在外地是否結婚無從查證，他回家之後，家人們也不再提起這件事。
之後，蔣安和家人失去了聯繫。 “我們都以為他進了傳銷組織。”蔣芳說，他們試過找派出所，查不到蔣安的信息。拜託出去打工的同鄉去外地查，還是什麼信息都沒有。
“剛開始媽媽還老是念，特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總說小寶回來才是真的團圓。”蔣芳說，這幾年母親不怎麼念叨兒子，家人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
廣西南寧城東的一處立交橋下，是蔣安的住處。在初夏的南方，他在地上舖一床涼蓆，蓋一床薄被。
據他所說，他曾在工地上乾活，做建築外牆，負責水泥砂漿。做了一段時間，因為他沒有身份證和銀行卡，老闆只通過轉賬的方式付工錢，只給了一點現金。
之前沒有二代身份證，沒有銀行卡，蔣安也能找到一些工作。近幾年，公司管得越來越嚴，到處進出還要掃碼，他因此游離在社會邊緣。
無從知曉蔣安在橋洞下住了多久。據極目新聞報導，2020年，南寧市益群致善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社工從街道辦那裡得知，有流浪人員一直在橋洞下生活，便著手幫他尋找家人。
去年6月，社工包傑在巡查時遇到了蔣安。他穿得很整齊，神誌清醒，住處周圍收拾得很乾淨，“和其他的流浪漢不太一樣。”蔣安知道自己的姓名、家庭住址，但他沒有身份證，也不願意回家。
後來，包傑為蔣安在附近一家廢品收購站找到一份工作，一天50元。不下雨的時候，蔣安基本都會去那乾活。包傑每個月都會去看他，給他帶一些水、麵條和衣服。
回到家鄉，蔣安不願意再提廣西的遭遇。記者問起他是否曾在廢品站工作，他不承認，問起他做什麼時，他說：“就混，什麼都不做。”
哥哥變得沉默了。妹妹蔣芳（化名）說，“他以前外向些，跟人打交道都沒什麼問題。”見面之後，蔣安的話很少，更多的時候，他只是聽。家人告訴他，好幾個外甥已經成家生子，他做了舅爺爺，他不說話，但笑得很開心。
剛見面時，蔣芳試過問哥哥在外的經歷，他不說話，家人們想，他不願意說就不說。回到村里，親戚們都不多問他失聯的這些年裡，去了哪，做了什麼，他們都叫他的小名，說：“小寶，終於回來了。”
49歲的蔣安頭髮有些花白，身材偏瘦，皮膚黝黑，眼袋厚厚地垂下，不愛笑。他穿一件深藍色襯衫、黑色褲子，和一雙雪白的球鞋，鞋底粘了一圈黃土。
回家的第一天，他和家裡的老人坐著聊了一會兒，走出門坐到路邊的石塊上撥弄指甲，手裡拿著一部新手機和一盒煙。妹妹蹲在他旁邊刷視頻，他抽煙，但不玩手機。他時而摳指甲，時而擺弄啤酒瓶的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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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