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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1/15 12:36:00瀏覽381｜回應0｜推薦0 | |
| 在羅爾斯 (John Rawls) 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於1971年出版之前，「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 在學界可謂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一定程度上是要回應「效益主義」的理論困難，從而取代「效益主義」。 羅爾斯的理論曾經被譽為改變了「政治哲學已死」的困局，開啟了當代政治哲學的種種討論。因此，作為羅爾斯所針對的對象，「效益主義」自然可被視為當代政治哲學的開端， 本文將分成各個小節，以概述「效益主義」的不同方面。 (一) 中心立場 「效益主義」認為：只有當某一行為 / 政策能最大化社會上整體人民的福祉，某一行為 / 政策才應該被容許。 (二) 兩條吸引力 「效益主義」之所以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它的吸引力不無關係。細言之，「效益主義」有兩大吸引人的地方： 首先，「效益主義」所倡導的目標不依賴上帝存在或靈魂不朽，也不依據其他可疑的形而上的實體。 其次，它強調「後果論」的思考方式。「效益主義」用行為、政策產生的後果檢查相關的行為、政策。好的行為、政策必帶來好的後果（即改善整體人民的生活）。這一方面能提供檢驗政策好壞的手段，一方面亦符合我們對道德、非道德領域進行區分的直覺。 另外，「效益主義」的吸引之處還在於：(1) 強調人的福祉是重要的。(2) 以為道德規則必須依其對人的福祉的後果而受到檢驗。 (三) 對「效益」(utility) 的界定：模糊不清的「效益」概念 「效益主義」雖然吸引，但它卻面對不少理論困難。其中一個理論困難為：如何理解「社會整體效益提升」中的「效益」。 「享樂主義」者認為，「效益」可以被理解為：快樂體驗 / 快樂感。快樂體驗 / 快樂感是人的首要利益 (good)。這種利益本身就是目的 (end)。「效益」因此可被等同於快樂體驗 / 快樂感。 然而，「享樂主義」式的對「效益」的理解卻站不住腳： A. 詩人的反例 詩人愛好從事詩歌創作，更多是感受到愁苦。由此可見快樂體驗 / 快樂感不是人首要追求的利益。 B. 諾齊克 (Robert Nozick) 的「經驗機器」(experience machine) 「神經心理學家能夠把我們放進一架機器，並為我們注射藥物。這些藥物能夠產生可以想像出來的最快樂的意識狀態。假如快樂就是我們的最大利益，我們都會願意關進機器裡度過終生：我們不停地服藥，除了快樂什麼也感受不到。但顯然很少有人會作出這種選擇。因為這種『生活』不僅不是最好的生活，它甚至幾乎不能算作是生活。」(《當代政治哲學》，頁26) 當然，「享樂主義」或會作出以下的修正： 各種有價值 (可帶來回報) 的經驗 / 心理狀態才是人的首要利益 (good)。這種利益本身就是目的 (end)。「效益」因此等同於各種有價值 (可帶來回報) 的經驗 / 心理狀態。 可是，這種修正仍難逃諾齊克的批評，因而是難以被人接受的。 諾齊克指出，「體驗機器」可製造出任何所欲的心理狀態，包括墜入愛河的狂喜、詩歌創造的成就感等。可是，縱然如此，我們仍不願意在機器內度過一生。由此可見有價值的經驗 / 心理狀態並不是人的首要利益。 根據上述的討論，「享樂主義」式的對「效益」的理解似乎注定行不通。於是，一些「效益主義」者決定改弦易轍，把「效益」界定為「偏好的滿足」。 他們認為，人越能滿足自己的偏好 (preference)，「效益」越能最大化。 不過，這種對「效益」的理解也有問題，並不可取，理由是：滿足偏好不一定能增加「效益」（即最大化幸福）。 我們可以思考下列兩種情況： A. 錯誤偏好 在缺乏足夠的訊息 / 錯誤計算一個具體行為的得失下，滿足偏好並不是我們的利益所在。 B. 適應性偏好 當人無法改變現狀時，人總會出現一種「自我安慰」的心理，謂之「適應性偏好」。「適應性偏好」的滿足，並不能帶來現狀的改變，「效益」、福祉並不可提升。此亦證明「效益」不只是「偏好的滿足」。 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一件事物有價值，而我們又偏好它，這時，滿足偏好確實可以增加福祉、「效益」。不過，當一件事物沒有價值，而我們又偏好它，這時，滿足偏好便不可以增加福祉、「效益」。 簡言之，「效益」不能只透過增加「偏好的滿足」而提升。 和「享樂主義」者願意修正自己的想法一樣，主張把「效益」理解為「對偏好的滿足」的人或會修正其講法：「效益」是「有理性的、有理據的，基於充分信息和正確判斷的偏好的滿足」。 不過，這種修正其實無補於事。這只令得「效益主義」變得在實踐上不可行。 何以把「效益」理解為「有理性的、有理據的，基於充分信息和正確判斷的偏好的滿足」令得「效益主義」變得在實踐上不可行？原因有三。 首先，我們很難對「理性的偏好」進行應用 / 衡量，這和效益主義中的「效益」、「福祉」的可衡量性相矛盾。 其次，我們不能知道，當人們對情況有所了解並遵從理性時，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偏好。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確定哪些偏好是有理性 / 有理據的。 其三，就算我們知道哪些偏好是合乎理性的，但由於有理據的偏好也有不同的類型，想把它們納入統一的尺度進行衡量並不容易。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確定不同理性偏好的效益水準，在「不可通約」的效益之間進行比較。 綜上所述，「效益」概念的模糊不清，注定是「效益主義」的一大問題。 (四) 使效益最大化 即使我們退一步，把「效益」理解為「偏好的滿足」。其「 使效益最大化」的主張乃是另一問題根源。 在進入本節的討論前，我們不妨考慮以下的因素： A. 能滿足人們偏好的資源有限。 B. 人們的偏好會互相衝突。 這些因素其實也是「效益主義」必需正視的。 所謂「使效益最大化」，不同派別的「效益主義」者，對其應用範圍可持有不同的看法。要言之，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 綜合的道德「效益主義」（即「效益主義」作為一種倫理學） 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按照「效益主義」的原則而行動，包括我們的個人生活。 二、 政治「效益主義」（即「效益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 主要的社會制度應該按照「效益主義」原則而運作。 另外，就著「使效益最大化」的應用方式，「效益主義」者內部亦出現分歧： A. 直接效益主義 主體應該有意識地進行「效益主義」的計算，努力評估不同行為 / 政策如何影響著有理據的偏好的滿足，然後再決定採取什麼樣的行為 / 政策。 B. 間接效益主義 雖然道德上正當的行為 / 政策是使「效益」最大化的行為 / 政策，但只有遵守非效益主義原則或習慣而不是遵從「效益主義」計算，主體才更有可能使「效益」最大化。 以下我們嘗試探討作為一種綜合決策程序的「效益主義」所面臨的問題。 「效益主義」的決策方式排斥了我們對於特定個體的特殊義務 我與朋友、家人、債權人之間的特殊道德關係，在「效益主義」之計量下被排斥掉。我們因此不允許對這些具有特殊道德關係的人承擔更大的義務。此顯然有違我們的直覺 (按：此其實正是人內在固有的道德直覺) 另外，在「效益主義」的計量中，承諾和契約變成不可能。賦予我們生命意義的義務亦被疏遠。 當然，我們不是要全盤否定對社會總體的後果的計算。事實上，顧及特殊道德關係、對社會總體的後果的計算是可以相容不悖的。 有些「效益主義」者可能作出以下的回應：「我們依舊需要對這些具有特殊道德關係的人承擔更大的義務，因為這樣做才可以減少負面後果的出現，例如信守承諾。」 然而，誠如金里卡所言，「效益主義」者的回應有「倒果為因」之嫌。我們對具有特殊道德關係的人承擔更大的義務，其原因根本不是為了減少負面後果的出現。 有些「效益主義」者可能作出以下的回應：「我們依舊需要對這些具有特殊道德關係的人承擔更大的義務，因為這樣做才可以做到效益最大化。」 不過，這回應其實暗示著以下的可能性：「只有當你沒有辦法在『為具有特殊道德關係的人承擔更大的義務』之外最大化效益時，你才會為具有特殊道德關係的人承擔更大的義務」。此可能性的出現，仍是漠視了人與朋友、家人、債權人之間的特殊道德關係，和我們對道德義務的理解亦不符合。 「效益主義」的計量將造成人類的「異化」 長期從事效益計量，人作為主體很少有機會思考自己是哪類人或自己願意成為哪類人，他們因此不懂得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另外，人亦無法確立、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 「效益主義」的決策方式未有把常識認為不正當的偏好排除出去 「效益主義」的決策方式強調對每一種偏好皆予以同等程度的考慮。 然而，白人不願黑人享有平等保健待遇、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不愛好等，這些偏好雖然不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對它們的滿足亦可提升社會總體的「效益」，但是，它們從正義的觀點看卻是「不合理的」(unreasonable)，它們只會助長歧視、剝削，卻沒有任何道德分量。 換言之，部分理性的偏好的滿足，雖可促進社會總體的效益，但卻不能被看作是道德的。 非效益主義者所組成的社會，更能做到「使效益最大化」 一些相信承諾和權利的內在價值的社會，比起將承諾和權利當作工具以實現效益最大化的行為 / 規則效益主義者組成的社會，更能促進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由此而觀，「效益主義」未必適合作為一種「決策程序」，而只是一種「正當標準」。而「間接效益主義」或顯得更加合理。 不過，問題來了，即使採用「間接效益主義」，其將帶來下列的困境： 一、過分強調它，便會出現「自我瓦解」的情況，即最有可能令效益最大化的世界也許就是無人相信「效益主義」的世界。 二、不過分強調它，「間接效益主義」只會令「效益主義」原理被一部分人所深知，至於其他下層人民，其將不能接受「效益主義」的教育。尤有甚者，他們可能被教以社會規則、風俗有其內在價值，從而維持社會效益之最大化。「效益主義」原理之傳播、宣揚，多少會受到阻礙。 (五) 支持效益最大化的兩條理由 為什麼「效益主義」汲汲於強調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這主要源自兩條可能理由。 一、 對各種利益的平等考慮 (「效益最大化」作為派生目的)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我們應該以平等的關心和平等的尊重去平等待人。對於各人的利益 / 偏好，我們應該予以平等的考慮。當我們平等待人時，效益會被最大化。效益最大化因此作為平等待人的派生目的而被接受。 系統化的表述： (1) 人是重要的，並且每個人都同等地重要 (2) 應該同等程度地對待每個人的利益 (3) 道德正當的行為將使效用最大化 二、 目的論 (teleological) 的效益主義 (「效益最大化」作為首要目的) 人的首要義務是創造最大價值的事態（即最大化社會總體的效益）。平等待人乃實現價值最大化的途徑。因此，我們應該平等待人。 金里卡認為，第一個理由，基於我們的道德直覺、信念，我們很難反對它，這亦是「效益主義」真正吸引人的原因。可是，倘若「效益主義」持第二個理由以重視「使效益最大化」，這不免困難重重： 首先，為什麼「效益最大化」會成為我們的首要目標？應該作為我們的道德義務？ 其次，這義務相對於誰的呢？ 其三，它根本視人為效益最大化的工具，本質上算不上是一套道德理論。 「效益主義」要令人接受，它似乎不能放棄 (1) 人是重要的，並且每個人都同等地重要。 (2) 應該同等程度地對待每個人的利益。 (六) 不恰當的平等觀 (Inadequate conception of equality) 由於效益主義不能作為「目的論的效益主義」而被接受，其必須以實現平等待人作為首要目的。可是，問題是，「效益主義」本身將允許某些人成為他人實現目的的手段，允許這些人遭受不平等的待遇。效益主義因此面臨重大的理論困難。 效益主義者假定，每一種幸福 / 每一類偏好 (preference)，如果能夠產生相同的效用，它們都應該被給予同等程度的考慮。但問題是，要想恰當地做到平等關照，就必須區分不同種類的偏好。只有部份偏好具有合法的道德力量，應該被滿足。 哪些偏好具有道德分量、該被滿足，哪些沒有呢？這涉及對偏好的分類。偏好的分類可進行如下： 一、私人偏好 (personal preference) 與涉他偏好 (external preference) 根據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的區分，「私人偏好」是關於各種益品、資源和機會的偏好，這些偏好的內容也就是偏好者自己想擁有的東西。 「涉他偏好」則指偏好者願意他人擁有各種益品、資源和機會。 「涉他偏好」經常帶有歧視性，如某人希望黑人佔有較少的資源，因為此人認為黑人不配享有平等的尊重。 「效益主義」的最根本原則為平等原則 (egalitarian principle)。根據平等原則，每個人都有平等的道德地位，每個人都與他人一樣重要。因此，每個人的偏好都應該被納入效用計算。每個人應該受到平等對待。所以，「涉他偏好」必須被納入效用計算。 可是，如上所言，「涉他偏好」帶有歧視成分，把它納入效益計算中，這只造成「效益主義」的自相矛盾 (和其重視平等對待每個人的原旨相違背)。 德沃金曾一語中的地指出「效益主義」的缺陷： 非平等主義的涉他偏好「與效益主義處於同一水準，與效益主義實為一體」(金里卡引錄德沃金的說法，頁74) 效益主義「不可能同時履行兩個義務。一方面，要承擔義務去駁斥這種觀點－某些人的偏好應該比其他人的偏好佔有更大的分量；另一方面，要承擔義務去努力滿足那些執迷於這種錯誤觀點的人的 [涉他] 偏好，就像要努力滿足其他的偏好」(金里卡引錄德沃金的說法，頁74) 不能排走「涉他偏好」，明顯是「效益主義」的一個難題。 二、自私的偏好 (selfish preference) 所謂「自私的偏好」，是指偏好者佔有資源的欲望超過了本人對於資源的公平份額。它們漠視了下列事實：他人也需要這些資源，並且也可以對這些資源提出正當要求。它們因此是非理性、沒有根據的。 根據效益主義者，如黑爾 (R. M. Hare) 的看法，「自私的偏好」是應該被考慮的，甚至應該被實現的。 黑爾認為，即使我擁有大量資源而我的鄰居擁有很少資源，只要我對鄰居資源有所貪圖，根據「效益主義」的平等考慮原則，我的欲望仍須被納入「效益」計算。另外，如果「效益」計算的結果對我有利 (我有眾多朋友來分享我的喜悅)，我就應該得到那些資源。 不過，黑爾的說法顯然有違我們一直以來對公正的想法。關於這點，墨基 (J. L. Mackie) 看得非常清楚。 墨基不同意黑爾的講法：平等關心不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所有人的偏好 (包括自私的偏好)，而是保證每個人在生活中有一個「公平前景」 (“a fair go” in life)。他指出，每個人應該被保證擁有適當水準的資源和自由。另外，在承認社會分層的前提下，社會上最不利者應該被優先照顧。又每個人應該被提供平等份額的資源、自由。 對於墨基的批評，黑爾可能作出這樣的回應：「我們也可以同意某種平等主義的資源分配，理由是：缺乏資源的人從每一份增加的資源中所獲得的效益，要多於已經擁有很多資源的人從中獲得的效益。」 可是，黑爾的回應根本無效，因為他始終未有一開始即不接受對「自私的偏好」的考慮。 關於墨基的論證，我們可以系統化地表述如下： (1) 最初分配給我的資源是我應得的。我對它們有應得的權利。 所以， (2) 其他人不再能夠對我的資源提出合乎正義的正當要求。 (3) 「自私的偏好」乃他人對最初分配給我的資源的貪圖、渴求。 所以， (4) 「自私的偏好」沒有道德分量，不應該被接受。 正是根據這論證，墨基堅持，最好的平等關照應該把這類「自私的偏好」排除於外。 金里卡曾經用了一個例子闡述黑爾、墨基之間的思想差異：公眾要求用我的草坪建造花園的例子。 按照金里卡的理解，面對這個例子，黑爾等「效益主義」者必定認為：只要草坪變成花園後帶來的效益提升，我應該讓出草坪來建造花園。我並未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可是，金里卡隨即指出，公眾們已有屬於自己的公平的資源份額，他們若然尊重我，他們不應強行要求我把自己的資源用來建造花園。公眾們的偏好只是自私偏好，我顯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效益主義」者的講法有問題，而這亦正是墨基的立論重心。 由於無法排除「涉他偏好」、「自私偏好」，「效益主義」雖以「平等待人」贏得不少人的支持，其卻並不真能徹底落實「平等待人」。 有人或問：平等關心、對待別人的真義是什麼意思？要言之，不外下列三點： 一、 我們不應該希望犧牲他人的目標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二、 不意味著他人擁有與我平等的發言權來決定如何使用我的資源份額。 三、 他人能夠自行支配自己的公平份額。 至於政府的角色，其當保障人們自行支配自己的公平份額，排除「自私的偏好」。 (七) 總結 效益主義的吸引力在於：它對所有人予以平等的關照。 可是，它卻提出了一個錯誤的方案去實現平等關照所有人：滿足所有人的偏好。這不但造成歧視，而且使到部份人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羅爾斯 (John Rawls) 的正義理論，強調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公平的資源份額。它能作為人實現「平等關照」的更好的選擇。因此，當《正義論》出版後，「效益主義」的聲勢便逐漸消褪了。 [附註] 本文的內容主要參考金里卡 (Kymlicka, Will) 的《當代政治哲學》(中譯本)，可視為該書＜效益主義＞一章的讀書札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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