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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5 08:44:00瀏覽27|回應0|推薦0 | |
我不反對將香港人視作一個民族,也不抗拒「香港獨立」。我只是主張,在步向獨立之前,香港人需要先經過一個「英治」時期。 何以我會如此主張呢?主要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A. 實際利益的盤算:剿清共諜、固守香港、防範美國的必要 如過去所說,今天的香港已充斥不少中共的「線眼」、「內應」。他們不少更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可以參與決定香港未來的公投活動。要避免他們破壞公投 / 於公投中阻礙真正民意的表達,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公投前大規模整肅、逮捕在港「共諜」、「賣港賊」。本來,這任務香港人自己亦做得來,不用英國出手。可是,隨著民怨升溫,情緒化的民粹主義蓋過冷靜理性,香港或會出現不人道對待「共諜」、「賣港賊」的情況,破壞香港一直以來尊重基本人權的核心價值。建基於此,我們希望香港暫時回歸英國,由管治經驗純熟的英國官員負責處理這一群「共諜」、「賣港賊」。這樣做,一來,「共諜」、「賣港賊」能得到應得的制裁;二來,香港的基本人權仍可以保持於不墮。 又中共尚未倒台,其未必輕易容許香港人爭取「民族自決」,可能出動解放軍鎮壓。中共一旦倒台,香港亦需面對廣東軍人南下的威脅。「皇家香港軍團 (義勇軍)」於 1995 年 9 月解散後,香港自此不再擁有屬於自己的國防力量。萬一解放軍入城鎮壓 / 廣東軍隊南下,香港必被吞併無疑。我們不希望香港亡於中共 / 廣東軍政府之手。適逢英國乃香港的前宗主國、《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之一,英國有道義及條約上的責任關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我們因此有道德上的理由乞求英國政府臨時接管香港,並給予香港一定數量的軍事支援,以作為人道救援及軍事防守之用 (即使中共 / 廣東軍政府不派軍隊來港,我們亦難保他們不用「斷水斷糧」的手段脅迫香港就範,承認其管治。英國臨時接管香港,至少能夠作為一中間人,協助香港與英聯邦諸國建立臨時貿易合作關係,令英聯邦諸國向香港提供急需的糧水和物資,並派出海軍保護海上航道,確保糧食、物資安全抵港。我們因此仍有理由要求香港先歸還英國)。 再者,美國早已在東亞做好部署,等待中共倒台。香港要在中共倒台後免受「美帝」頤指氣使,它必須盡早爭取與美國實力相約的國家支持、保護。英國一直與美國維持良好合作關係,又是香港的前宗主國,「歸英」因此是一個可以避免香港落入美國之手的好選擇,值得支持。 B. 「歸英」有助香港人履行未完成的義務,回饋港英政府過去的優厚待遇 二次大戰結束後,港英政府逐漸消除對在港華人的歧視,轉為提高華人在香港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力。1946 年推出的「楊慕琦計劃」,其即旨在令「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儘管「楊慕琦計劃」最後無疾而終,接任楊慕琦成為「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仍然急市民所急,在香港推行了不少善政,包括:徙置區的設置、公務員「本地化」的推動等。到了柏立基,更有「香港中文大學」的創辦。自此以後,香港的專上教育不再由「香港大學」壟斷,接受專上教育的香港年青人數目大幅增加。 六七暴動,人心惶惶,戴督麟趾臨危不亂,借用訪港英軍的直升機,掃蕩左派份子在北角的據點。戴督離港休假,輔政司祈濟時署理港督職務,剿共態度依然強硬。其做法縱使惹人非議,但香港總算避過一場大劫。大病初癒,麥督抵港。在任十年,是太平盛世,是黃金歲月。「廉政公署」的成立,使積累已久的貪污問題一掃而空。「香港節」的舉辦,更令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加強,產生出第一代的「本土意識」。雖然麥督訪華為香港之死揭開了序幕,但麥督的原意本是為了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而打算,非故意出賣港人權益也。尤德走馬上任,面對港人在中英談判的過程中被排除在外,他說出了一句不卑不亢的名言:「我以港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以後的「港督」雖仍來自英國,但他們已儼然是香港人的一分子,為香港人的「父母官」了。衛奕信以後,港英時代日暮途窮,但良好的施政始終不絕。今天的赤臘角機場,便是在此時提出興建的。到了「末代港督」彭定康,更不顧中共無理的指罵,堅持要讓香港人初嚐「直選立法會」的滋味。港人現在懂得分判中共的普選方案為「假普選」,彭督未嘗無大功。 我們之所以要回顧香港戰後的發展歷史,目的是想讓大家清楚知道:一代又一代的「港督」,過去確實為香港的發展付出過不少心力。他們雖然是英國人,由英國政府派來,負責進行殖民地管治,但他們所做的一切,無不顧及香港人的感受、照顧到香港的長遠發展利益。相比日治時期韓國的大米全被強迫運送至日本、比屬剛果的人民飽受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殘酷虐待和掠奪天然資源,港英政府明顯是一個「以民為本」的負責任的政府,而不像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 英國人本來不需要這樣善待香港。他們可以選擇立即撤走,讓香港人自生自滅。可是,英國人最後沒有這樣做,反而努力地為香港進行各式各樣的建設。沒錯,港英政府之初心或許只是為了方便管治、利用香港對抗全球「赤化」的大趨勢,但它在香港的客觀建設上確實出過不少力,這是不容否定和隱瞞的。作為以香港為家的香港人,對於曾為這片土地付出過精神、心力、時間的所有人,不是應該感恩,並想辦法予以報答嗎?為什麼大家還要因為種族、國籍的差別,歪曲歷史,置前人之恩義於不顧? 《論語》中有「三年之喪」的故事。其中,孔子對於弟子宰我決定只守喪一年,說了以下一番說話: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姑勿論箇中細節,這番話的重點是:父母將子女由襁褓內之嬰兒哺育成小孩,至少需要三年。父母一旦不幸過世,作為子女的,其本有一責任為父母守喪三年,以表達出對父母生前恩情的懷念、報答。否則,其即為一德行有虧的人 (「不仁」的人),永遠於人生中留有一不可磨滅的污點。 同樣道理,享受過港英政府過去五十多年優良管治的香港人,這種高質素的管治本來不是大家理所當然地應得的。借用李怡先生的話說,「香港過去的自由、人權、法治,是英國恩賜給我們的」。此等大恩大德,香港人本來一早就應該要以實際的行動來報答。奈何歷經中英前途談判,港人離地意識高漲,對港英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無動於衷了。加上「民主回歸論」於「六四屠城」後成為主流,港人盲目相信「中國有民主,香港就會有民主」,默許中共竊據香港。我們欠下港英政府的一筆「人情債」,終於隨著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時英軍光榮撤走,變成我們終身揮之不去的遺憾! 本來,香港人只要守護住港英時期留下的政治制度和歷史遺跡,教導下一代正確的香港歷史,保存香港族群不被滅絕,就已經算是對得住港英政府及歷任總督。可惜的是,中共竊取香港後,大肆拆毀港英時期的地標性建築,如皇后碼頭、灣仔碼頭等。「香港歷史」從未在中學公開考試中獨立成為一門必修科。又「母語教學」、「普教中」在中小學的推行,更分別使香港下一代的英語和粵語水平急速下滑,無法再與以前的「恩公」進行任何深遽的互動,隔膜漸深。 尤有進者,03 年「七一大遊行」以後,中共收緊對港政策。一時之間,「中聯辦」幕後治港,強推國民教育,批准大量內地人來港「搶學位,搶奶粉,搶床位」。立會充斥「媚共賣港」的建制派,「三權分立」蕩然無存,香港為之色變!港人連族群綿延尚且成問題,更遑論悼念、回饋港英舊日恩情。其彷彿注定一生受盡良心的責備、歷史的唾罵: 「香港人就是這樣忘恩負義的,真是連狗也不如。狗,你對牠好,牠也對你好。香港人偏不是這樣!」 「香港人根本就不重視歷史!真是重視歷史,又怎會拆去舊日的建築呢?」 撫心自問,大家真的想做一個沒有道德、沒有過去的少數族裔嗎? 不想!我們堅決不想!這就需要爭取香港重歸英國。 只有英國重臨香江,撥亂反正,港英過去一百五十多年的管治歷史才可以「重見天日」,獨立成科,與「中國歷史」比肩 (中共基於其殖民香港的施政方針,其必定不會高舉港英歷史,而只會不斷強調港英政府壓迫港人的中國本位史觀)。又港人的英語水平才有進一步提升的機會,「三權分立」得以恢復其互相制衡的功能,港英遺跡不致再被清拆。最為重要者,港人的生存空間,因獲得英國的政治及軍事保護,不復被中共吞噬。 港人能夠綿延,並正確認識香港歷史,學好英語,其很自然會生起感謝英國恩德之心,並有回饋英人的能力。而回饋英人的方法,我們主張:加入英聯邦,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效忠英女皇。 這是香港人成為一個真正有道德、有過去的人的唯一出路。筆者深信,這對香港的下一代亦是最好的安排。 如此,爭取「先歸英,後獨立」,就不只是純粹基於自私自利,更出於一種道德上的要求。 C. 「歸英」有助香港人建構未來幸福生活 英國哲學家密爾 (J. S. Mill) 曾經指出,「進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是自由」(《論自由》)。當代美國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在《公平式的正義:一個重申》中更認為,一個公正的政治、社會制度,有助培養人的正義感 (a sense of justice),以及充分運用「理性地形成、實現、修正自身人生觀的能力」。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 (案:即王國維先生) 紀念碑銘》中更明言「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自由是進步、幸福生活的核心內容,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而自由往往需要一個公正的政治、社會制度來保障。 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但宗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並未被剝奪。港人可以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從而選擇最適合自己者。他們又享有平等的工作機會,並獲得政府提供的一系列免費醫療服務、交通津貼等。「香港,香港,你永遠是尋夢鄉」(取自 1982 年陳美齡的成名作《香港,香港》),這兩句歌詞所說,確是實情。 只是中共竊取香港後,港共政權將國家安全、香港長遠繁榮穩定置於法治、言論自由之上。其政策又偏重地產商和內地人,致使本地居民所得到的工作機會、福利日漸減少。 要於日後重抬舊日美好的時光,港共政府之劣質管治必須清除,宗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的不可侵犯性 (inviolability) 和第一優先性 (first priority) 必須重新確立。又新政府必須重視民意,及時回應市民的訴求。 將諸種基本自由放在第一位、著重回應民間訴求等,與英國的自由主義、「社會契約論」密不可分。香港人今後要繼續享有幸福、進步的生活,文化思想上亦需要爭取「回歸英國」,虛心學習。 結語 筆者指出「城邦論」、「港獨論」的問題,並不是要否定它們對「香港建國」的貢獻 (老實說,筆者對於陳雲「念眾生,我出山救港」的苦心是由衷地佩服的。他揭穿「泛民主派」、「支聯會」的真面目,大力鞭撻「左膠」社運人士,並於「雨傘革命」期間教人製盾自衛,勇武抗爭。這一切,足以令他日後名垂香江)。筆者只想藉此促使有關支持者修正其理論,從而壯大「香港建國」的聲勢。 至於有人認為「歸英」就是主張「全盤西化」,是「洋奴」,筆者的回應是:我們從來都不反對華夏文化,只是主張把華夏文化作為香港眾多文化的一支、一個選項而已!又假如虛心學習英國的長處就是「洋奴」,我們不怕承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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