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九十周年，漢榮書局出版《風華再現：抗日英雄點將錄》，把傅全成所繪的抗日英雄畫像收錄。這本來是件好事。然而，細讀介紹文字，特別是書中對抗戰歷史的敍述，不免發現問題重重。鑑於愛國教育甚囂塵上，不少學校以此為教材，適時點出箇中問題並予以匡正，似乎是必要的。

九一八事變

書中描述「九一八事變」的經過，有這麼一段：

當時，由於國民政府面臨內憂外患，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正面對抗，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優先進行國內的統一與建設。至於東北軍統帥張學良認為當時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為避免引發全面戰爭，下達「不抵抗命令」，下令東北軍退出遼寧、吉林，以免事態擴大，不給日本人挑起戰端的藉口。

此段有好幾個問題：

(1)「國民政府面臨內憂外患」，「內憂外患」究何所指？書中巧妙避開不提，但熟讀中國近代史，便知道「外患」主要是指日本侵略，「內憂」則是「共匪」肆虐。

(2)「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正面對抗，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優先進行國內的統一與建設」，這裡我們要問，「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落實，究竟是否和「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正面對抗」，以及蔣介石意圖「優先進行國內的統一與建設」有關？

國力問題，答案太明顯，真的是遠遠不如日本。

可是，國民革命軍 1928 年已完成北伐統一，蔣介石為「優先進行國內的統一」而不抗日從何說起？

又「南京十年」(十年建設、十年建國) 始於 1927 年 4 月 18 日國府定都南京，為「優先進行國內建設」而不抗日亦講不通，彼可說他欲保存建設成果而不抗日，採取「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但不能說他為了「優先進行國內建設」而不抗日。

再看「攘外必先安內」的出處，來自 1931 年 7 月 23 日發布的《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文中有以下一段：

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有謂「蔣不是說『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嗎？足證當時國家尚未統一，為『優先進行國內的統一』而不抗日成立。」對此，我想說的是，這裡蔣介石用字不準確，所謂「粵逆」、「軍閥叛徒」，難道不是在名義上隸屬國民政府嗎？假如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實力派都隸屬國民政府麾下，「粵逆」不可能是例外。此乃南京國民政府內部的派系紛爭，不是國家分裂統一的問題，當時合法政權只有一個，就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國家已經統一了，只是中央無法完全控制地方，「削平粵逆」不是為了完成國家之統一，而是要保持國家的統一，加強南京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

「不先消滅赤匪」便「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便不能攘外，「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提出，顯然是和「共匪」、「粵逆」猖獗有關，跟「中國國力無法與日本正面對抗」、「優先進行國內的統一與建設」有什麼相干 (有趣的是，在「西安事變」一章，書中提到「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認為要先集中力量對付共產黨，而對日本的侵略則盡量採取拖延與不對抗的方針」，如此說法反而較好，卻和前說有矛盾、不一致)？

張學良下達「不抵抗命令」，可以這麼說，因只是口頭上，用引號也恰當。

惟「張學良認為當時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此絕非張作不抵抗的原因。張學良 1990 年在台北接受日本 NHK 公司訪問，曾說：

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

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

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

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臼井勝美《張學良與日本》)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

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

概言之，張學良下令東北軍不抵抗，是錯判形勢，加上考慮到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造成。

關於國民政府當時的外交政策，可參考 1931 年 9 月 22 日蔣介石對全國人民說的一番話：

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值得注意是「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正因為國府內部共識寄望國際聯盟出面調解，張學良才不想擴大事件。

事實上，若論軍力，東北軍未必遠遜日軍，鄺智文指出，1920 年初至 1931 年，東北軍基本上已採納德國顧問團所提倡的大部分建議，例如建立徵兵制、整理軍火工業、組織精銳的常備軍、採用一次大戰後的新步兵戰術、加強陸軍火力、完善步兵與其他兵種的協調、推行機械化、發展空軍，以及加強軍官質素等 (《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1914 – 1937》)。「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未必正確。

七七事變

書中交代「七七事變」背景：

當時日本國內發生軍事政變，政局動盪不安，日本政府迫切需要轉移國民的視線，解決由此而產生的經濟、政治問題。

1936 年「二二六事件」無疑令「皇道派」勢力衰落，「統制派」(核心人物是東條英機) 主導日本政壇。

可是，「二二六事件」並無衍生經濟、政治問題，經濟、政治問題，追源溯始，是 1923 年關東大地震，以及 1929 – 31 年經濟大恐慌 (Great Depression) 導致。前者令多家廠房損壞。後者使日本失業人口激增，出現嚴重衰退。

「日本政府迫切需要轉移國民的視線」，解決經濟、政治問題，是對的，卻不可以為經濟、政治問題由「軍事政變，政局動盪不安」產生。

西安事變

書中總結「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而中國共產黨亦停止武力對抗，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

這種講法，是輕描淡寫，完全把複雜的歷史真相掩埋掉。實情是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 (至多一月內) 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變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規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

卜少夫《受想行識》：

在二十五年前，我 (張學良) 對共產黨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在全國要求抗日之時，我認為共產黨也是中國人……我以為在抗日過程中，也可以和共產黨相處，抗日勝利後，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國。誰知，後來共產黨是偽裝抗日，而藉抗日擴大自己的力量……於民國三十八年和平談判時竟然提出駭人聽聞令人不能容忍的條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共產黨欺騙了全中國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們欺騙中的一人，我這口悶氣積在心裡，實在痛苦萬分。為了給禍國殃民罪大惡極的罪魁和騙子打擊，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貢獻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中共是借聯合抗日，休養生息，發展勢力，內戰不是「基本上結束」，而是暫時停火。抗戰結束後，內戰復起，而此時國共形勢已告逆轉，箇中關鍵便是西安事變。

1972 年毛澤東會見田中角榮時說：

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與卜少夫記張學良的懺悔呼應。凡此種種，皆不見《風華再現：抗日英雄點將錄》。

結語

細考漢榮書局負責人石漢基的背景，乃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表態支持人大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立法，並奉行以「愛國者治港」，指「現在是撥亂反正的時候」。

《風華再現：抗日英雄點將錄》與其說是忠於史實，不如說它更似國民教育的教材。

當歷史教育與愛國教育等同起來，甚至以愛國教育凌駕、規範歷史教育，歷史教育勢必出現「異化」，終至不能讓人客觀認識過去事實的真相，只是捏造出一個個似是而非、似真非真的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