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莽雖是王政君的侄兒，擁有外戚身份，卻因父早死，孤貧，故能恭儉。他又師事沛郡陳參學《禮經》，言行更像儒生。獲王鳳推薦，官拜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王商予封邑。在當世名士 (戴崇、金涉、箕閎、陽並、陳湯) 舉薦下，成帝稱其賢。

王莽爵位益尊，節操愈謙，專門結交名士、將相、卿大夫，以建立好名聲，爭取推薦。他有許多德行，卻主要是做給人看，略見矯飾造作。在王根支持下，他三十八歲任大司馬，之前鬥倒政敵淳于長。

王莽「欲令名譽過前人」，才「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要求妻子穿粗衣，更跡近隋太子楊廣所為，同屬矯飾。成帝死，哀帝立。王莽因與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親丁姬、高昌侯董宏不和，杜門不出，隱居自守。師丹為其盟友。哀帝本人亦站在王莽那邊。

對於兒子有失德之行，王莽不能容忍，令其自殺，有失寬仁。「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王莽在地方官吏 (漢制，通一經作吏) 和賢良文學的擁護下，重新入朝。惟孔休對王莽為人有保留。

哀帝崩，傅太后、丁太后先薨，王政君復掌大權，王莽再度得勢。他先除大司馬董賢。再擁立平帝，廢孝成趙皇后 (即趙飛燕)、孝哀傅皇后 (漢哀帝皇后、傅太后堂姪女)，皆令自殺。復引名儒孔光及其女婿甄邯為黨羽。削走何武、公孫祿等一眾潛在政敵。尤其甚者，他迫逼王政君把紅陽侯王立就國南陽，有架空王政君的意圖，王政君可謂引狼入室。

用人唯親，排斥異己。作風專斷，控制地方官吏選拔升遷，儼如實際統治者。善待貧民 (「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爭取人心。將己女配平帝以為皇后，用後父身份攝政。偽造符瑞，製造輿論。凡此種種，皆是王莽奪權的手段。他卒之進爵安漢公，以伊尹、周公自比，加九錫之禮，不久成為「假皇帝」，以孔光、王舜、甄豐、甄邯為心腹。

對外王莽「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西誘外羌」，「使獻地，願內屬」。對內令郡國造歌謠，頌功德 (劉歆、陳崇等人的拿手好戲)。平帝死，王莽立子嬰為帝，年僅二歲。王莽不斷壯大自己的勢力，借符命之起，陰謀篡位，忠於漢室者開始感到威脅，起來反抗，先後有劉崇、翟義、趙明、霍鴻、張充等，俱以事敗告終。

梓潼人哀章偽造銅匱二份，上書「天帝行璽金匱圖」、「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稱王莽為真天子，又書各輔佐大臣的姓名及官爵。王莽見機親至高廟拜受，下詔即真皇帝位，並依金匱中所書冊封各大臣，正式篡漢。

王莽施政有拘泥古代成規，不知變通的傾向。據《堯典》以「正十二州名分界」，已惹民怨。援引《禮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把四夷君長降為侯，尤其得罪四夷，引發外患。

(二)

符命之說，始於董仲舒。董仲舒認為，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也就是說，在董仲舒看來，王者將興，必先有符讖出現。如：《書》中所說的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大概就是受命之符也。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指出，君主為政的好壞也有符瑞與災異以應驗之。王莽利用符命之說，又引用《穀梁傳》，可見其學問路數為今文經學  (事實上，王葬對博士諸儒非常信任)。

王莽即位後，推行一連串改革。

改革幣制

他首先造錯刀、契刀、大錢 (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打破五銖錢壟斷，結果造成「民多盜鑄者」。「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可惜「禁挾銅炭法不行」。王莽後來又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六種共二十八品貨幣，名曰「寶貨」。

改革幣制的結果是造成「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 (民間私下用五銖錢作為交易媒介)」。不過，王莽並未因此放棄，反而下詔禁絕挾五銖錢者惑眾，結果「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私自鑄錢抵罪者，不可稱數。王莽後來才知「民愁」，改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廢除龜、貝、布等貨幣。

施行王田制，改奴婢為私屬

王莽下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復行井田，去奴婢，乃師丹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孔光、何武 (「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的經濟主張。

追源溯始，又和董仲舒有關 (「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王莽把漢儒的主張化成具體措施，迎來無數人因「坐賣買田宅奴婢」而墮入法網，民不聊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

隨著中郎區博進諫，王田制、禁止販賣奴婢才被廢除，「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五均六筦

王莽規定鹽、鐵、酒專賣，政府鑄錢，名山大澤產品收稅，合稱「六筦」(「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採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筦，即管，由國家經營管理之意。

此外，又行五均賒貸，「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

五均六筦的實施，「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眾」，竟致擾民。「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費興言「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王莽大怒，「免興官」。

直至地皇二年 (公元 21 年)，五均六筦才準備廢除，兩年後新朝滅亡。

改諸侯王之號為公，四夷僭號稱王者為侯

王莽援引《禮記・曾子問》「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做法引來匈奴及西域諸國不滿，相繼反叛。

匈奴「寇邊郡，殺略吏民」，王莽竟興師動眾，發兵三十萬，分十道並出，予以征討。其「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是時諸將在邊，須大眾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竟不能制止 (換言之，中央不能控制地方)。「緣邊大郡」深受其害。尤其甚者，「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天鳳元年 (公元 14 年)，「緣邊大饑，人相食」，百姓苦不堪言，遂相率為盜賊。

王莽初時還嘗試分化匈奴，「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及至陳歆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王莽於是放棄分化，「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全面強硬。

因與匈奴為敵，故要聯烏孫 (漢武帝時一貫做法，所謂「斷匈奴右臂」)。因要聯烏孫，故於禮誼有所失，令夷狄更難服從 (「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東北與西南夷皆亂 (「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王莽卻「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西域諸國以王莽失信，焉耆先叛，殺都護但欽。王駿等人報復，新朝與西域的交通斷絕。

軍事征討，往往得不償失，「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敺眾遠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

匈奴有意求和親，王莽竟誤信校尉韓威進言 (「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繼續打仗，問題終於越來越嚴重。

(三)

新朝建立不久，即有恢復漢室的呼聲。劉快率數千人反抗，「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真定人劉都等密謀舉兵造反，事泄被誅。

即使就新朝管治團隊言，不少王莽心腹已死，如王舜、甄邯、孫建、平晏。剩下的似乎與王莽有衝突，甄豐之子甄尋偽造符命，表示希望「黃皇室主」做他的妻子。「黃皇室主」即是王莽的女兒，漢平帝的皇后，漢平帝當時已故。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下令逮捕甄尋，甄豐自殺，「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包括劉歆之子劉棻。

提到王舜，他是「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早在王莽篡漢前，吳章 (治《書經》，為博士)、呂寬、王宇 (王莽的兒子) 因用血塗抹王莽家門以恐嚇之，獲罪腰斬。吳章弟子千餘人不敢為老師收屍，只有時任司徒掾的云敞為他收屍殮葬。王舜因此推薦云敞為中郎諫大夫。王舜認同云敞所為，反映他是真正的儒門弟子。亦因為此，他才會在王莽真篡位後病悸，其內心充滿愧疚不安。

事實上，王莽許多作為，俱與儒家精神相抵觸。今舉其要者於下：

「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

這完全是不顧骨肉親情，極為不仁。

「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

此乃「瓜蔓抄」，極其殘忍。

「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

這是變態君主所為，旨在令吏民恐懼。

「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何其兇殘！

「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

偏偏孔子講「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為了鑄斗而「百官人馬有凍死者」，有違以仁為本。

王莽更似是儒表法裡的代表人物。法家的底蘊，卒之令他備受老百姓厭棄，法令也不行。「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為忌日。百姓多不從者」可以為證。

(四)

王莽後期，連與群臣見面都不願意，長居深宮 (「莽為人侈口蹶顄，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他又迷信符命，遷都洛陽 (「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

且信任敢擊大臣的官員 (「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

與民間氣息相隔絕，離開政權的核心根據地，對資深大臣處處防範，新朝怎能繼續維持下去？

復次，天災相繼襲來，

「真定、常山大雨雹。」

真定、常山即今河北地區。雨雹相當於冰雹，影響農作物生長。

「瀕河郡蝗生」

「瀕河」也者，靠近大河或河流的邊上。蝗蟲專對農作物造成嚴重破壞，加劇糧食短缺。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即今天河北南部邯鄲市以南，以及河南北部安陽市一帶，中心為鄴城。「清河」即鉅鹿附近，鉅鹿位於今河北邢台。簡言之，黃河氾濫，河南北部及河北地區首當其衝。

「四月，隕霜，殺屮木，海瀕尤甚。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

此見霜災、風災、雨雹繼至，打擊農業及畜牧業。

「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河北有雨霧釀成的水災。

「(天鳳) 三年 (公元 16 年) 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

「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浸多。」

「關東」指函谷關以東地區，即河南、河北、山東一帶。先有「地震，大雨雪」，再演變成「饑旱」，赤眉乘機起事，反抗新朝統治。

面對天災，王莽及其臣下採取什麼態度？

「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乃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為。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

不當地震是一回事。

「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群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

明明天災嚴重，反被視為祥瑞。

如此失智，新朝注定滅亡。

(五)

新朝末年何以出現民變，費興說得很清楚，「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臨淮瓜田儀、琅邪呂母率先揭竿而起，繼之有赤眉，「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王莽見盜賊多，竟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完全不對症下藥，荒謬絕倫。「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浸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適值「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新朝內外交困。

有一嚴尤，素有智略，曾諫止王莽攻伐西夷。今主先安內後攘外，「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不為王莽接受 (公孫祿亦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見解與嚴尤相同)。嚴尤被趕走的結果是，赤眉兵迅速壯大，有眾數十萬，青、徐二州人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鉅鹿正是飽受天災影響之地。未幾，綠林兵起，「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 (綠林山位於湖北)，號曰下江兵，眾皆萬餘人。」卜者王況與魏成大尹李焉合謀作反：「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當為漢輔。」三輔 (三秦) 盜賊也乘時而起。一時間，星火燎原。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關東天降霜雪，殺死農作物，導致出現地區性飢荒。加上蝗災襲來，糧食短缺，令情況更加嚴峻。過了一段時間，「關東人相食」，開始出現人食人。蝗蟲向西飛，「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一發不可收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

下江兵勢盛，新巿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號曰「新市兵」，為綠林兵一分支。劉秀的族兄劉玄被「新市兵」擁立為帝，是為更始帝。

赤眉、綠林大規模的反抗，致使王莽在地皇四年 (公元 23 年) 於南郊舉行哭天大典 (「莽自知敗，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飧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

同年，綠林軍攻入長安，「商人杜吳殺莽」，新朝滅亡。

更始帝劉玄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以保存。關中得以平定。可惜翌年夏天，赤眉樊崇等帥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打更始帝，更始帝不敵，投降赤眉，被殺。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關中人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成為空城，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被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好無缺。直至劉秀即皇帝位，宗廟社稷重新建立，天下才恢復安寧。

(六)

班固以為，王莽最大的問題是

「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

「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

「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

「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胡適為王莽平反，說：「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認同他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 (《井田辨》)，這未嘗不可，韓復智《兩漢經濟問題癥結》甚至更進一步，認為王莽的經濟改革對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有一定的幫助。「(王莽推行的經濟措施) 除變更幣制外，可謂都切中時弊，真正兼顧到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方面。」

不過，必須同時承認，「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不達政情，又無賢輔，徒以文字議論政治」(錢穆《國史大綱》語)，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譏諷王莽的政策脫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亦缺乏適當的用人安排，「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評價也是恰當的，與班固的觀點相呼應。

傅樂成、呂思勉的評價尤其精闢，二人皆看出王莽是先秦下迄西漢知識界、思想界的產物。

傅樂成《中國通史》指出，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卻過度自信，只知一味復古，以及猜疑部下。他的行為看來有些偽，但西漢的偽風並不始於王莽，他不過承襲此風而擴充之，結果以偽獲得名聲並篡位。他的行為看來有些愚，具政治理想，想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卻因缺乏政治才能而迷信復古，給人愚的感覺。王莽是實際政治的失敗者，也是復古思想的殉道者，非常不平凡。

呂思勉《秦漢史》認為，王莽改制是中國文化一次重大轉變，在西漢及以前，凡是談論政治的人大多對社會現狀進行攻擊要求改革，至東漢及以後，玄學、佛學先後興起，都強調適應社會，而不再追求改革，「從此以後大家都知道社會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無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遂成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王莽的行事，諸如恢復井田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志士的公意，無論成敗，都應由抱有此類見解的人士共負，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責。

[參考資料]

1. 《漢書．王莽傳》。

2. 《漢書．食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