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阮籍傳》有這麼一條：「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獨自一人任意駕駛，可視作特立獨行。不依尋常使用的徑路，也算是一種自由的表現。何解「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難道阮籍恐懼迷路恐懼到「慟哭」？當然不是，阮籍「慟哭」甚至獨自不由徑路駕車，背後涉及一種難以言喻的鬱結。

先從阮籍的身世說起。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赫赫有名。除了他，有資格充當士人群體的領袖者唯嵇康。可惜嵇康「性烈才雋」、「直性狹中」，對司馬氏專權有微言，司馬氏一方面要拉攏士人群體支持其篡位，一方面不能讓士人群體成為窒礙其篡位的阻力，嵇康做士人群體的領袖顯然不合適，所以借故殺之，代之以阮籍。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有以下一段分析：

「阮籍的行為雖有悖於名教，任誕不羈，但那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對政治上的是非無所訴論，對當時的人物無所臧否，他對政權實無害處。名聲甚大而於政權並無妨礙，殺了既於當政者無所裨益，且蒙殘害名士之惡名。從這裡我們或者可以窺見司馬昭保護阮籍的用心所在……如果司馬氏把名士群體完全排斥於這個政權之外．把它當作敵對力量加以消滅，這不僅在當時是做不到的，而且對政權的鞏固極為不利。阮籍作為名士群體的重要代表人物，受到特別的保護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司馬氏之所以要保住阮籍，正如羅氏所講。

問題是，阮籍本人根本不想進入司馬氏集團，此從他借大醉拒絕司馬昭求婚可見一斑。

另外，鍾會屢次試探、何曾對其攻擊，令阮籍明白司馬氏對自己的保護並非必然。司馬氏可隨時對他動殺機，使他變成下一個嵇康。笑臉背後，是危機四伏。恭維尊重背後，是殺機處處。身處如斯境地，又不能離開 (他曾被曹爽召用，是極具名望的大名士，無法像陶淵明那樣隱居)，遂只好借酒醉度日，故有任步兵校尉的舉措。

《詠懷詩》有「膏火自煎熬，多才為患害」、「豈為誇與名，憔悴使心備」、「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等，可以看出阮籍想掙脫名氣束縛，擺脫司馬氏制肘，卻苦無辦法。他寫《為鄭沖勸晉王箋》，某程度上是迫不得已，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

天天膽顫心驚，必須用酒來麻醉。做著違逆心志的事，竟離開無期。生命短促，他知道，他不應浪費，奈何知道要不浪費又如何？最後仍是被迫要浪費，被迫在隨時遭殺害的處境下生存。儘管「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嘯歌，酣放自若」(《世說新語・簡傲》)，阮籍是不快樂的，是擔驚受怕的。他「率意獨駕，不由徑路」是為了散心，而「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正是平時壓抑的、累積的情緒的總爆發。依此看來，阮籍心理其實極不健康。

加上他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無常」特別敏感，看不透友誼的無常、愛情的無常、身家性命的無常、富貴的無常、名譽的無常......(馮沅君、陸侃如《中國詩史》)，這令他內心苦上加苦。

孫明君＜阮籍與司馬氏集團之關係辨析＞有以下一段：

「在阮籍的世界裡，現實是醜惡的，禮法之士是虛偽的；政治是殘忍的，名士少有全者。人生是短促的，生命也是痛苦的，生命中沒有屬於個體的自由。阮籍胸中的『塊壘』巨大無比。他的痛苦其實不完全是司馬氏集團造成的，其中也包括生命本然的痛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陰謀，仕途的險惡都構成了生命的憂患意識。阮籍沒有別的選擇，所以阮籍在遊戲人生，但其中孕育著真情。在曠達的外表下，他的內心至為痛苦。『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不知道人生的路在何方？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在哪裡？想去的地方無法到達，不想回的地方不得不回，除了放聲大哭，淚眼問天，還有什麼辦法？」

阮籍泉下有知，該為千百年後有人知己而高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