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另一個問題，是官僚的文化素養普遍低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

功臣集團有出身獄吏、屠狗者，他們怎懂得禮儀、規矩？即使是漢高祖本人，也不見得尊重知識分子。《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文化素養低下，直接影響到管治表現。於是有「蕭規曹隨」，成就黃老無為而治。《史記・曹相國世家》：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窋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曹參的話，表面是讚許高祖及蕭何，實際是為自己無所作為找遁辭。事實上，高祖與蕭何也不見得很有管治智慧，只是曹參的智慧更少，他唯一可以做，就是一循前朝之舊，絲毫勿失，所謂「參等守職，遵而勿失」。

問題是，隨時日久遠，病痛會累積，急需處理。因循苟且維持不下去，要有所作為，卻非軍人功臣集團可領導，士人於是被引入來擔負起新的使命。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史記・儒林列傳》：

申公者，魯人也……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文帝時的賈誼、武帝初年的趙綰王臧，都多少和荀子有學術承傳關係。西漢的儒學即荀學明矣！他們應改革之運而生，自然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撲，故賈、趙、王下場皆悲慘。直至武帝親政，用董仲舒，士人政府才正式確立。《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果是黃老、刑名之學不復作為西漢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家定於一尊，官僚集團的文化素養亦較西漢初年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