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當大家享受著假日的歡樂，似乎再無人知道，半個世紀前，一群南來知識分子，對此一政權是始終抱持根本不認同的態度。

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錢穆先生說：「(中共國號代表著) 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是不把堅持共產主義的中國人看成真正的中國人。

牟宗三批評得更尖銳：「黨的本質就是個魔。共產黨的魔道，就是借用平等性的觀念來作惡，來殺人。殺這麼多人，文化大革命殺那麼慘，居然還有人不以共產黨為罪惡，還相信那些宣傳，有什麼覺悟呢？」

唐君毅撰《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書成，時值中共立國剛過一年，在＜自序＞中，他說：「吾之此書，成於顛沛流離之際。……身居鬧市，長聞車馬之聲，亦不得從容構思。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孫，正視吾數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為封建之殘餘，不惜加以蠲棄。懷昔賢之遺澤，將毀棄於一旦。時或蒼茫望天，臨風隕涕。乃勉自發憤，時作時輟，八月乃成。」誰可能把「昔賢之遺澤」「毀棄於一旦」？即中共也。

徐復觀說：「但百十年來，浮薄文人，仗西方某些勢力的聲威，以反孔反中國文化，作嘩眾取寵的資具，此乃五四運動後，中國文化活動中的主流。毛生長於此一主流之中，耳濡目染者數十年。他今日蓋亦乘此主流之勢，故悍然無所顧忌。換言之，毛今日之所作所為，乃百十年來文化發展潮流之應有結果。」將毛澤東看成「五四」反傳統浪潮的直接繼承者。

要之，「反共」似乎是新亞先賢的共識，他們的國慶是 10 月 10 日，新亞早期還會懸掛青天白日旗。

司馬長風不是新亞系，卻是南來知識人中的自由派。

在《中國近代史輯要》裡，他明白指出：「假使孫中山先生不搞聯俄容共，今天的中共和日共差不了多少，只在國會中佔一部份席位而已。」

其經營友聯出版社，不時替新亞系諸君出版書籍。

他又以筆名「秋貞理」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表＜關於「保存中國文化」問題＞，其中提到「盲愛中國文化固不足取，盲愛西方文化實更糟糕」、「無論是中國人西方人，都一樣是人，而人性是共通的。西方文化的發展偏向人欲、人智與人權，中國文化的發展則偏向人倫、人德與人格。而人欲、人智、人權與人倫、人德、人格都是根源於人性的。把中西人文思想融會貫通，所產生的新人文思想，那就是我判斷和取捨文化的標準。」

夏志清說：「司馬先生是絕對反共的」，他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想而知。

數十年過去，前人紛紛作古，新亞校友有聯署反港獨者，同於土共所為，教授們埋首故紙堆，只有第一屆新亞畢業生余英時仍在海外發不平鳴：

「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

「說實話，香港在殖民地時代，自由非常充份，沒有民主，但 1950 年生活在香港，我就感覺沒有任何控制，我要說甚麼說甚麼，我要做甚麼做甚麼，只要不犯法。」

「我看英國人在香港是有功勞的，說老實話。當時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塊，是個奇大恥辱，結果讓中國開一個門戶，開一個將西方學術、文化傳進中國的門戶。所以最早像辛亥革命，孫中山就在香港大學念過書，在香港念過書。」

「他 (英國) 不可能太早 (在香港推行民主的制度)，因為他最早也不願意放棄香港啊。他非到中共一定要香港，97 一定要還，九龍一定要一塊還，但那時候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沒那麼多時間佈置。而且佈置也沒用啊，最後交給共產黨，共產黨也照樣方法要控制，這不能怪英國，我覺得英國已經做得很好了。」

忘記歷史的民族就沒有未來，香港人能否會意？所謂國慶是否真的能開懷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