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拒絕交保而遭到審判前羈押的雲林縣長蘇治芬，絕食抗議數日之後，檢方以貪汙之名起訴求刑十五年，日前為法院釋放候審；前總統陳水扁亦因貪汙等重罪罪嫌及有串證之虞，遭檢方聲押獲得法院同意，他進入看守所後亦不進食。另因案收押的嘉義縣長陳明文也於看守所絕食數日。在野政治人物面臨刑事追訴與審前羈押，因而絕食抗議固然不值得鼓勵，一時形成司法與政治糾纏不已的烏雲密布，卻應釐清此中問題所在。

    　被陳瑞仁檢察官稱為「檢方辦案群組化」的現象，也正是馬英九總統於就職演說中，矢言台灣不應再有的「選擇性辦案」。由於法務部長不於事前指揮個案，檢察總長負責領導檢察機關，在檢察一體原則下，不能對短期內因檢察執法形成的政治緊張關係視而不見、無所檢討。對刑事訴訟審前羈押制度遭到嚴重誤用，在此要坦率針砭，提醒檢察總長約束僚屬的過當乃至違法行為。

    　不論犯罪者如何可惡，無罪推定原則是民主法治國家絕
對不能撤守的堅持。偏偏無罪推定原則在負責追訴犯罪的檢察機關言之，卻是一道難關。因為檢方偵查犯罪時，任何起心動念都必先假設辦案對象就是犯罪，偵查行
動才變得可能。檢方的辦案心理既然極難根據推定無罪運作，我們就必須依賴法官審案時嚴格把關。此中最為緊要凶險的一項程序，就是審前羈押的准駁，因為審前
羈押正是「非經法院審判不得處罰」的例外。審前羈押其實就是未經全程審判而施以實質處罰的拘禁，若無嚴格控制，無罪推定即成空談。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制規定得為審前羈押的四種情形：虞逃羈押、虞犯羈押、串證羈押與重罪羈押，均要求聲請羈押的檢方提出明顯證據，以邀法
院的同意。其中前兩者在各國刑事制度上亦屬常見，後兩種則極具爭議，運用上必須特別謹慎。但是後兩項卻正是檢察實務偏好慣用的聲押理由，最近涉及在野政黨
人物的幾項羈押，也正是根據後兩項規定為之。

    　先談重罪羈押。檢方聲請重罪羈押應是以為犯罪證據確鑿，但是由於法院審查檢方聲押的時間極其有限，實質上等於已在進行審判。法院一旦同意
羈押，日後再要判決無罪，勢必反證此一羈押決定之草率。法院核可重罪羈押，無異是在數小時之內加速完成累月經年之審判程序才能得到的判斷。除非法院極有把
握，斷不能輕率同意羈押。換句話說，如果法院不假思索地為重罪聲押背書，不但自我限縮了日後審判空間，也將使得重罪羈押脫離無罪推定，違背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檢方辦理重罪案件當然樂於聲請羈押，壓縮法院審判空間，法院卻應有分寸，嚴格把關才是道理。

    　再說串供羈押。聲請串供羈押，應由檢方證明有勾串之虞的事實，法院才該准許；不能只因嫌疑人行使緘默權或是回答偵訊不如檢方心意，即可交
付羈押。此中幾個法院不可不慎的道理：第一，檢方保全證據的優先選擇，是搜索羈押證據本身，不該是羈押人身自由；第二，檢方如已掌握確鑿證據，應迅付起
訴，而非聲請羈押以震懾被告、為己立威，企圖在審前形成被告有罪的印象；第三，湮滅、偽造、變造或隱匿證據，本身就是犯罪行為，同樣適用無罪推定，如果因
檢方認定湮滅證據，法院就必須於審前允許羈押，豈非一概否定無罪推定原則也適用湮滅證據罪？檢方偏好聲請串供羈押，有檢方的道理；法院不能來者不拒，也有
法院的理由。

    　應附帶一提的是，羈押法規定，非有事實是認有暴行、逃亡或自殺之虞者，不得施用戒具束縛身體。實務上顯然卻將施用戒具認為當然。陳水扁帶手銬進法院，檢方既聲請逃亡羈押，若不認為會有暴行或自殺行為，就不該帶戒具。問題不在扁應得到特殊禮遇，而在於戒具不是用來折損尊嚴的工具。不假思索就讓扁戴上手銬，顯示檢警的基本動作缺乏法治素養，平素不知威脅幾許平民人權，才會在扁身上也犯同樣錯誤。

    　馬總統在野期間獲判無罪時，曾領略到檢察機關可能如何濫施追訴犯罪的權力；現在換人執政，應循有效途徑約束檢察機關，避免同類錯誤發生在在野政治人物身上。過猶不及，不該犯的錯誤，可能使原本存在的執法正當性喪失；人權保障不該因人而異，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