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著作的胚胎，也許從鄭義寫小說《老井》時就開始了。中國農民苦於缺水久矣。何以偏偏是鄭義見到那漫山遍野的枯井就動了心，當別人寧願去寫國粹《三寸金蓮》時，他卻選中了一個窮山溝，把自己和祖祖輩輩受踐踏、遭蔑視又被遺忘的中國的大多數人拴到一起，從此不再回頭？中國農民為爭水而發生械鬥，也不是新事了，但《老井》卻無異於發出了一個警報，預示著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最大的危機將是失去生存的第一條件，而這個民族能否生存下去，就看她是在爭奪有限資源中鬥得你死我活，還是致力於排除共同的敵人和障礙，同時自我更新。

“性格便是命運”那句話說得太好了。從《老井》到《中國之毀滅》的二十年間，鄭義走過一條中國作家中獨一無二的道路。他去到廣西壯族自治區發掘被長期掩蓋的文革慘劇。當年兇手虎視眈眈、受壓者餘悸未消，搜尋屈死冤魂的蹤跡決非易事。鄭義和他的妻子北明卻終於查明文革中廣西駭人聽聞的人吃人慘劇的真相，並探究了起因。他深深捲入了天安門運動，不是像某些作家那樣拿著筆記本和答錄機，而是站在第一線，冒著隨時會被捕的危險。“六四”後他又並不外逃，而是作了一個獨出心裁的抉擇：在國內逃亡，在逃亡中以筆為劍“打游擊”。一部手稿已輾轉到國外，僅由於受托者擔心他的安全問題而未能及時問世。直到“彈盡糧絕”，他們才不得不逃亡國外。流亡美國，生存條件並不像有些人想得那麼好。鄭義的情況雖不屬最壞，也並不是無憂無慮的。然而黃河兩岸父老鄉親的無言的囑托卻始終縈繞於懷，一部以近百年農民命運為主題的長篇小說《神樹》便誕生了。其後不久，想不到他竟把筆鋒一下轉向中國小說家極少問津的領域。

他是不是低估了這項工程的艱鉅？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那苦也是他自己找來的。也許正因為這是一片全然陌生的土地，他走著走著，如同在廣西那樣，探險的精神又冒出來了。他一定要窮其究竟，這就難了。他已離中國多年，又不通外文，難以想像，這部巨作從材料到論點耗費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難怪他夫人說“先生有了一個情人”，沒有更恰當的比喻了。他追求一個情人，他在太行山上和別人一起扛巨木，他在黃土高原上反覆跋涉，都用過比常人更大的力氣，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蠻勁。他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由此而來的理論上的究真精神，在作家中也是少見的。

“血沃中原肥勁土”，兩代中國作家在三十年文學的沙漠中銷聲匿跡之後，一代新人從這塊浸透了血淚的土地上成長起來了。鄭義是他們中的一個。一九七九年春，傷痕文學寫文革的作品已經不少。果真是“傷痕”，多是寫文革的創傷，正面表現文革的，據我所知，首先是鄭義的短篇小說《楓》。寫的是一位姑娘在爭奪一棟大樓的武鬥中，死於她的情人所屬的對立一方之手。記得一九七九年二月，《解放日報》的一位編輯拿來一份校樣要我寫評論時，我沒寫，因為覺得在當時條件下它不可能通過。可見作品的力度超出一般。想不到居然發表了，還拍成電影，不過雖然刪去最後一個場景——男青年抱著情人的屍體向紅太陽走去，還是禁演了。自是以後，鄭義不如其他作家多產，但每有新作，讀後心裏都是沉甸甸的。七十年代末起，同新聞、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比，文學的自由幅度最大，也受到普通人前所未有的歡迎。然而與此同步，文學和現實、和人民的距離卻逐漸拉開了。鄭義卻不改初衷，這才把自己引向這部《中國之毀滅》。

書中陳述的很多事實，中國人都身在其中，並且就是它們的製造者，因而並不陌生。然而噩夢的碎片畢竟不是噩夢，何況劇中人往往就是自己！局外人也至多在瞬間略感不快；碰到的次數多了，還會習以為常。甚至在製造砒霜而人畜中毒、土地寸草不生的地方，人們也能自得其樂。連這些人，意識裡都不會出現“毀滅”二字，遑論他人？《中國之毀滅》裡說的是一場正在逼近的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作者第一個向國人展示了它的全景。人類歷史上也許只有導致一些國家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死亡的歐洲十五世紀的黑死病能夠與它相比。鄭義的千言萬語，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中國人，你無處可逃了！”

也不是沒有出路可尋，雖然大劫難已難以避免。

人口過多而又急劇增長，已經造成了一個定勢：為了今日的生存，就必須破壞明天的生存條件。長達一個世代的無權、無望和無自由狀態，加上貧困和朦昧，從精神和物質上為人口的無限度膨脹提供了新動力。那幾十年，男人除了使女人生孩子，還有甚麼自主權？生殖又是發揮人類生而有之的創造性的唯一天地；性交成了勞苦無涯生活中唯一的享樂。何況一個新生命還能讓大人分享他那份口糧呢！人既無知於生命的價值、也無力於保護自己，無意於對他人和社會承擔甚麼責任。而一當富裕，便從動物性生存境遇走向另一極端，窮奢極侈。資本主義在英美始於勤苦，而當中國於二十世紀末再次引進資本主義時，它卻已處在必須靠高消費維持其生存的階段了。這是同我們的人口與資源條件全不相容的。十幾億人口(注)這一個事實，就決定了中國人必須甘拜下風，節制自己，承認自己無權像美國人那樣消費——且不說美國那樣的消費也將遭到報應。而今天中國的權貴和富人，還忙不迭地向美國看齊，恨不得把沿海、大城市同內地切開，能變成新加坡那樣一個孤島也好！只求經濟增長，或只要一個多黨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怎麼樣？)而不找到一條既能解決生存問題、又可保護生態環境的中國的獨特道路；不使國人擺脫消極、敵對心態而自我動員起來，在改造社會的同時改變自己，一切都無從談起。而眼前的現實，卻是把人和社會朝相反的方向推動。根本的問題是改變大多數中國人的政治、社會地位，從而使他們對社會總體及自身的態度有一個根本變化。

同鄭義相比，我要幸運得多：比他年長二十多歲，無病無痛，傻吃癡睡，簡直無法想像他在幾種新舊病患交錯襲擊下，五十萬字的著作是怎樣寫出來的。只知道他在電腦前，常常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用盡了各種姿勢躲避病痛對他打字的干擾。要有多大的毅力，才能使文思不致瘀滯，神志不致渙散呢？同時，這些年他又把多少精力用於為海外民運而奔波、而焦慮！儘管如此，鄭義仍然是流亡者中十年來成就最大者之一。

我和鄭義，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觀點並不一致，但這不妨礙我們仍然是朋友。我為他的這部劃時代的力作之完成感到振奮，願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人一讀，認真地思索，廣泛地傳播，繼之以採取進一步行動，為了中國，為了世界！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於普林斯頓

(註：根據日本政府厚生省按人均食鹽量的調查和統計，中國人口在一九九七年已達15億。較之中國政府的統計，我更相信這個數字。那麼四年後的今天，又該是多少呢？不詳。故只能含混稱為“十幾億”。)